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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宋制度变迁：平等与效率的历史转换唐宋制度变迁：平等与效率的历史转换唐宋制度变迁：平等与效率的历史转换谢元鲁一唐宋社会经济制度演变的特点是：在经济制度与运行方式上，由注重平等到注重效率。在政治制度的运行方面则恰好相反，是由注重效率到注重平等。唐代前期在经济制度方面对平等的注重，主要表现在诸如均田制、租庸调制的实行等方面。这里所謂的注重平等，是指机会均等和竞争程序的一定条件下的公正，即出发点和动机是为了保持某种程度的公平，如唐代初年实行的均田制度即是如此。均田制的实质，“乃是全国土地的最高所有权属于国家，官僚、地主、百姓等臣民依照一定的标准和条件，均平占有土地的制度。这是均田制的基本立法精神和实
2、质。“均田制规定依据一定条件平均占有土地的立法精神，尽管在唐代实行的过程中，因为种种因素最终并未体现，但其出发点和动机企图追求一定条件下的均平，仍应是肯定的。所谓注重效率，主要指结果是否能创造更多的财富或完成更多的设定目标，是经济学上所指的帕累托最优，即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力，货畅其流。唐代前中期在政治制度方面注重效率的标志是：建立选拔宰相制度，设立翰林学士，边境设置节度使，立皇权之下高度程式化运行的三省六部制，实行使职差遣制，大量吸收少数民族将领与官吏任职等等。而科举制的产生与发展，隋唐六部的设立，表明中央国家机构的合理化、程式化和稳定化，显示出较高的行政效率。吴宗国认为，“唐朝初年运
3、用制度和法律来保证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转，以及由令式所规定的政务处理的高度程式化，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是很突出的。“这是唐代前期政治方面注重效率的表现。这种对效率的注重，甚至可以突破程式化的行政机构的约束，如使职差遣制的逐步发展就是重要的标志。“唐代政治制度，虽然始终处于变动之中，但就其大势而言，还是以使职的出现和发展最为重要。这个发展和变化的开端，是从唐朝前期开始的，而结局一直贯穿到宋朝。使职从零星出现到系统化发展，不仅影响到原有的制度，而且改变时事与未来。“使职差遣制的出现到发展，其主要的因素，即为提高官僚机构的效率。到开元天宝时期，科举已成为唐王朝高级官吏的重要来源，但“一些从科举入仕的官
4、吏普遍轻视政事实践，甚至连县尉这样的亲民之官他们也不愿担任。这些沿着文学之路上升的高级官吏擅长赋诗作文，但也普遍缺乏政治才干，无力去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军事问题。这就不能不严重地影响他们的仕途。.在这种情况下，玄宗便只好依靠那些没有文才，甚至文化水平也不是很高，但却具有丰富的从政经验和卓越政治才能的官吏来解决当时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各项具体问题。“因此直到唐代中期，唐王朝的统治集团虽出现文学和政事之争，但仍然是主张行政效率的官吏占据主导地位。例如李林甫之所以能得到玄宗的始终信任，是由于他本人确有相当才干。史称李林甫“性沉密，城府深阻，未尝以爱憎见于容色。自处台衡，动循格令，衣冠士子
5、，非常调无仕进之门。“李林甫对于行政事务的才能，使他成为玄宗朝的“一个精明的行政官员和制度专家。“英国历史学家崔瑞德（Denis Twitchett）对李林甫评价说，开元天宝时期：“李林甫的行政已取得显著的成功，他的行政改革使帝国政府的运转比以往更加顺利和有效率。他的政权是繁荣的，对外敌连续取得辉煌的胜利。“而天宝时期的另一宰相杨国忠，“本性疏躁，强力有口辩，既以便佞得宰相，剖决机务，居之不疑。立朝之际，或攘袂扼腕，自公卿已下，皆颐指气使，无不詟惮。.故事，吏部三铨，三注三唱，自春及夏，才终其事。国忠使胥吏于私第暗定官员，集百僚于尚书省对注唱，一日令毕，以夸神速，资格差谬，无复伦序。“ 安史之
6、乱后的名臣杨炎、刘晏等，也无不因其适应时代的效率而得以崭露头角，这正是唐代前期以行政效率闻名的宰相的写照。总的说来，唐代在经济制度领域重平等轻效率，在政治与社会制度领域重效率轻平等。而宋代则恰好相反，在前者重效率轻平等，在后者重平等轻效率。唐宋之际及进入宋代之后，对经济领域效率的注重逐渐取代了平等。宋代经济效率的提高，包括土 1 地产权逐步由国家平均分配土地的均田制向土地私有转换，出现了产权的明晰化趋势，国家权力对某些新兴经济领域控制相对薄弱。此外，制度和组织建立、变迁和运行所产生的社会交易成本也逐步降低，表现在社会商业信用的新体系逐渐形成与逐步完善化。例如在金融货币业方面，唐代后期，长安、扬
7、州等商业发达城市中，豪商巨贾为便利货币的存取，已出现了许多专营钱币存取与贷出的金融机构柜坊，官吏豪商在柜坊中存钱，少则数万贯，多则至数百万贯。除了上述唐宋之际出现的钱币汇兑外，北宋时纸币交子的产生，正是社会商业信用建立的集中体现。纸币的出现，是社会交易成本降低的重要例证。其次是宋王朝对于新兴产业部门的国家控制力逐渐松弛。在工商业等流动性大，难以控制的领域开始出现经济效率方面的突破。斯波义信认为，“宋代的异地交易，与其之前的时代相比，无论是城巿化模式的框架、基本的商业组织、批发巿场组织的架构，还是日常消费物资的流通方式，其差异远不只是具备截然不同的规模与性质而已。这一商业革命的质的飞跃是有充分证
8、据可得到清楚证明的，仅其技术变化与连锁经营这方面就颇具特色。另外，交通技术（尤其是内地水运与海运）得到明显改善，降低了交易费用，带来安全而且迅速的货运。在农业技术方面，占城稻的推广，一年二熟制的推行，水利排灌设施的建设，优良作物推广的各种相关技术，在宋代这一时点上划时代地完成了。宋代的许多手工业部门，如纺织业作坊规模巨大、分工细致、工艺先进。井盐业私营规模大，并已作坊化，出现雇工与业主的货币雇佣关系，显示经济效率的提高。.斯波义信又认为，“放宽视野从长期来看，宋代是向大农业集约体系转换的发动期。“.集约农业的逐步出现，正是农业领域经营效率提高的表现。但经济效率的提高的另一面，是对平等的淡薄、财
9、富及资源的更高程度的转移与集中。宋代“田制不立“，土地私有制发展，所谓“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土地兼并盛行，形成“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的现象。.但在政治制度领域方面，宋王朝注重官吏选拔的公平与机会平等，官僚阶层取代了贵族阶层成为社会的统治力量。朱瑞熙认为，宋代统治集团的特点是：一、非身份性的官僚地主成为地主阶级的主体；二、官僚地主不再严格地区分清、浊的流品；三、官僚地主的政治、经济地位呈现不稳定状态；四、宋代的官户享有的减免国家赋役的特权较唐代品官要少。.以上几个方面，实际上就是官僚集团内部逐步出现机会平等和身份平等的趋势。宋代政治运行方面，君
10、主之权也受到多种制约，正如朱熹所言：“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唐宋之际在政治领域注重平等的另一标志，是官僚士大夫集团的政治地位较唐代有所提高，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价值观念的士大夫阶层兴起，出现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呼声。 “宋代政治制度的完善和健全，是与统治思想的进步与成熟相互促进，同步展开的。其中最显著的一点就是：天下国家与法令刑赏已不再是君主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予夺的一己私物，开国宰相赵普就对太祖明确指出：刑赏，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已成为宋代官僚士大夫的共识。“.虽然这种政治的平等趋势仅限于统治集团内部，而且仍然是皇权主导下的平等，
11、但较之唐代，仍为明显的变化。二唐代后期至五代中央政权统治能力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转型，思想文化多元化的趋势，以及宋代统治集团为保证制度的稳定性的需要，是唐宋之际在政治行政领域，从效率到公平的变迁的内在动力。包弼德（Peter K .Bol）认为：“初唐时期人们相信，文化传统能为大一统的秩序提供必要的典范；宋代晚期人们则相信，真正的价值观是内在的理。在这两者之间出现了一个思想多样化的特殊阶段。这个阶段始于唐朝后半期，并持续到北宋。“.唐宋科举的发展，使得文才取代才干成为高级官吏选拔的主要标准。这就是政治领域由注重效率逐渐被注重平等所取代的原因之一。宋代强化中央集权与注重政治平等趋势并不矛盾，
12、宋王朝对中央集权的强化，主要集中于剥夺地方藩镇军权，地方政府财权以及实行科举制度等方面，是为了保证政权的稳定。叶适对此的评论说：“有大利必有大害.国家因唐五季之极弊，收敛藩镇，权归于上，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欲专大利而无受其大害，遂废人而用法，废官而用吏，禁防纤悉，特与古异，而威柄最为不分。.故人才衰乏，外消中弱，以夫天下之大而畏人，是一代之法度有以使之矣。“.李华瑞认为宋初形成保守政风，其具体作法是一、相互制衡，分化事权；二、禁防纤悉，悉为之法。即对君主臣下的行事制定严密的规则，如宋太祖造薰笼受制故事。.这实际上正是政治上的平等效应与行政措施。但是，经济效率和政治公平
13、的两种演化途径互相作用的结果，使唐宋之际演变出了一种混合的社会制度：其中一部分制度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另一部分制度则注意于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唐宋之际出现的政治平等趋势，主要是在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再分配，结果是导致官僚统治集团的出现。但高度的中央集权又必然会导致行政事务的低效率与社会交易成本的上升，是无法持久的。而经济领域从平等到效率的演变动力，则主要是为降低交易成本的约束。例如国有土地所有制之下，国家征税与监督这一制度的交易成本高于私人土地所有制。经济制度的变革，是在唐宋王朝由贵族社会向官僚社会的过渡期中，国家权力放松了对许多经济部门的管制的空隙中出现的。但是，从政治平等趋势中获取利益的统治集团
14、成员占据了主导地位，官僚统治集团掌握国家主要权力的结果，使经济领域向提高效率和降低交易成本方向的变迁逐渐停滞，经济领域降低的交易成本，为政治领域的低效率和高交易成本所吞食。宋代的士大夫具有较唐代更为批判性的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所以有史家认为宋代是一个继春秋战国之后在学术思想领域的百花齐放的时代，这是宋代在政治领域注重平等的思想基础。但是，“宋学精神也有一定局限性，.当学派创建或受压时，独立精神表现十分明显，但当它居于统治地位时，却往往有一种排他性。.使其他思想就范，纳入他的轨道，实际上起了禁锢其他学派的作用，这就走到宋学精神的反面。21 因此，当拥有一定政治平等权利的官僚集团的出现，并为维
15、护自身利益而排斥其他社会集团利益时，社会交易成本的增加就成为必然趋势，这就导致国家行政领域的低效率和政治改革的失败。葛金芳认为，“有证据表明，宋明理学在致思路上由外向内的重大转折，拦腰斩断了原生儒学由内圣而外王的经世路线，不仅加剧了中国士大夫轻视自然科学、鄙弃工艺技术的传统弱点，而且使以钱名刑名为内容的国家行政管理日益陷入低效、无能和混乱的状态之中。“ 22 那么这种在高度中央集权制和官僚制度之下的平等，就隐含着自身的矛盾与衰落的根源。使宋代的官僚政治成为社会进一步变革的阻力，从而使宋王朝未能出现历史性的社会与经济突破，社会的发展逐渐停滞。23 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的主要目标之一，都是为了提高
16、宋王朝的行政效率，然而都在官僚集团的维护既得利益之下遭到失败。斯波义信认为，导致社会变革功能障碍的另外两方面原因：一是由于官僚机构膨胀导致的自我控制能力下降及行为规范弱化以及行政费用的增加超过财政负担限度；二是随着社会商业化而导致的财富不平等分配。24 这种情况的出现，使唐宋社会的演化逐渐趋于社会财富的分配而非社会效率的提高方面。日本学者斯波义信也认为，宋代经济文化的进步，其原因在于有效率的中央集权发挥了引导社会变革的机能，但这一机能从北宋中期起遭遇障碍，使社会的财富与资源的分配出现明显不公状态。他认为这种社会变革功能障碍产生的原因，在于这种变革是在官僚制之内产生的，官僚政治组织的巨大规模导致优秀的文明资源构成和较高的社会技术水平。但是，巨大规模的政治组织体系本身会产生更高的行政费用，成为国家的沉重负担。而技术的输出使邻国同样能够掌握并成长。“因此，帝国在达到既得的经济利益示技术水准显示其潜在增长平衡的临界点以前，增长就成为可能；与此相反，增长接近这一临界点极限水准之际，内部的社会制度就呈现出一种经常的紧迫状态。如有政治上的失策成大规模的战争爆发，千方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