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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法律援助孩子用法律援助孩子2002 年 6 月 19 日星期三【冰点】用法律援助孩子本报记者 董月玲开着“别克”车，住着 170 多平方米的外销房，当着单位的一把手，有女友相伴，收入稳步增长，作为一个生活优裕的“京城白领” ，佟丽华没什么问题了。佟丽华是北京丰台致诚律师事务所主任，对他这个在偏僻山村长大的外省青年来说，过上这种日子，真该知足了：不到 30 岁，大学毕业才 3 年，就又升官又发财，又买车又买房的。当律师，挣钱快，一年只要接上几个经济大案就行。多少正苦熬苦干的年轻人做梦都想过上这种日子。可有一天，佟丽华自断财路，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困窘得只能靠借钱度日。 “那时候，我的物质生活比
2、较舒服，但心里不舒服。我得花很多时间去应酬，有时候明明能赢的官司，结果却输了“我心目中那种大律师的感觉，一点儿都找不到。 ” “只有孩子们从小受到法律的保护，真正信仰法律了，建设一个法制社会才有希望”1991 年，佟丽华从老家河北青龙满族自治县考上了中国政法大学，在校时，他是系学生会主席，曾创办在全国高校中挺有名的学生社团“准律师协会” 。佟丽华每次回老家，他的家就成了“临时法律咨询站” ，人还没到，乡亲们就到家打听他啥时间回。天不亮，家里就站满了人，他们一家三口想单独唠唠的机会都没有。 “咱青龙县终于出来了个明白人。 ”佟丽华得从法律知识的 A BC 说起，对这些看着他长大的乡亲们遇见的难心
3、事耐心解答。他心里清楚，乡亲们现在的困惑，正是他小时候常有的困惑，自己口干舌燥的咨询，对这些请不起律师的农民来说意味着什么。佟丽华的二叔，打官司曾打到走火入魔的地步，到后来，一家四口分住在四个地方，虽说法院已经判他赢了官司，但对方已无力支付，可他不信，非要打出结果。除了打官司，他没心思干别的。 “有些家庭困难的人，遇到纠纷后，或是缺乏法律知识，或是怕花钱，很少咨询律师，只凭自己的感觉去解决问题。但他们自身的知识、经验又往往决定了他们的感觉是不正确的，会把问题弄得越来越糟。 ” “像我二叔，假如一开始就有个律师告诉他不要再折腾了，他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有权人、有钱人，有的是人帮他们；而那些没有什
4、么钱权的普通人，这种法律咨询就很重要。 ”1998 年初，佟丽华联合中国政法大学的一些博士、硕士，创办起了“佟律师法律热线” ，任何人遇到法律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 “我自己就出生在贫穷的家庭，深知这种法律服务意味着什么，有什么价值。搞个法律咨询热线，对于一个法律专业人士并不费太大的精力。 ”没多久他就接待了这样一个来访者，是位中年妇女，穿了件军大衣，一进屋就带来一股霉臭味儿，呛得屋里的人直捂鼻子。她是河北的一个老上访户，因家人发生交通事故，她嫌当地协调解决的赔款少而屡次上访，多次上访到中办、国办信访局等。听说有个免费的“佟律师热线”就找上门来。进门后她就嚷着找佟律师，上来就说谁谁谁，也是交通事
5、故，最后得了多少多少赔款；还有报纸上报道过一起交通事故，跟她家的一模一样，得了多少赔款。她坚持认为自己得的赔款少，是地方保护主义的受害者。佟丽华问了她有关事故和受伤害的细节后，告诉她：根据法律，当地给的赔款已经够多了，你不应该再上访下去了，否则就是劳民伤财。她对佟的话大为震惊，因为没人这么跟她说过，她觉得佟丽华没站在她的立场上说话，不高兴。佟把相关法律掰开了、揉碎了说，到最后，总算把这个女人说通了，表示不再上访花冤枉钱了。临走，还挺高兴，说没白来，硬要留下 20 块钱给屋子里的人买瓜子吃。有天，佟丽华正要吃午饭，来了一个热线，可他拿起电话却没声。 “请讲话！”等了半天，电话那边才传来一个带哭腔
6、的孩子声：“叔叔，你们管罚站吗？”他赶紧说：“孩子，别急，有什么事，慢慢说。 ”这个小女孩告诉他：“我们班上午有两个同学调皮，没听老师的话，老师就罚我们全班同学的站。 ” “从什么时候啊？”女孩子说：“从上午第三节课到现在，还不让我们回家吃饭。 ”他表扬了这个孩子，肯定他们打电话寻求帮助的做法，又通过孩子找到了学校的电话。佟丽华找到了校长，讲了这事的严重性以及作为校长应采取的补救措施，校长接受了他的建议：一是赶紧让孩子回家吃饭；二是要求老师下午向全班同学道歉。1998 年这一年，佟丽华他们就接待了 3000 多个电话或来访者。他还据此主编了佟律师法律热线丛书 ，共 13 本，通过具体案例向百姓
7、普法。通过一年多的热线咨询，他开始想一个问题：建设一个健康的法制国家，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有健全的法律体系；二是人们必须信仰法律。前者是不难做到的，关键是后者。怎样才能让人们真正信仰、尊重法律？事实上，现在有许多成年人根本就不信法律，而他们的观念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们。佟丽华决定改变做法：不再针对所有问题提供热线帮助，而是通过多种形式对未成年人进行普法和维权。1999 年佟丽华自己出资成立了“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 。 “只有孩子们从小受到法律的保护，真正信仰法律了，建设一个法制社会才有希望。 ” “假如孩子从小就接受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文化，那么等他们有了力量以后，也会去欺侮别人”自打
8、佟丽华办起“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后，他与孩子的接触就越来越多了。有一次，佟丽华从外地出差回来，刚到家，累得饭都不想吃就睡下了。电话响了，是一位母亲，她焦急地诉说着：儿子偷了东西，学校要孩子写一份深刻的检查，截止时间是每二天，否则学校就开除她儿子。但孩子觉得自己没脸再回学校了，坚决不写这个检查。他妈妈打电话的意思是：假如儿子明天不交检查，就会被开除，这孩子就会自暴自弃，一辈子就算完了。那个母亲在电话里喊道：“佟律师，你想办法救救这个孩子吧，我真的是求您了，我在电话这边给您跪下了。 ”佟丽华说当时实在是太累了，答应她每二天一早去见她和孩子。倒在床上，佟丽华越想越不安，他清楚地知道一个自暴自弃
9、的男孩流落社会上的后果。他从床上爬起来，给孩子母亲打了电话：“我现在就去你家。 ”到男孩家已经是晚上 8 点多钟了。人一进屋，男孩一下就明白了他妈的用意，一边斥责母亲，一边抓起衣服就要走。佟丽华大声道：“你母亲是没有征得你的同意，就请我到家里来，你可以不高兴。可你想想，我们素不相识，我刚刚出差回来，连饭还没吃，为了你的事，匆匆跑到你家，就冲着我这份心意，你最起码也该和我聊一聊吧。 ”男孩坐下不说话了。他和男孩聊了两个钟头，讲人在挫折面前的态度，讲眼下解决问题的关键，还讲了自己的人生经历。男孩对他的成长经历有了兴趣，还主动问了不少问题，两人开始交流沟通，最后男孩同意第二天返校。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10、法通过以后，有家电视台请佟丽华去做个节目，其中有个案例给他留下深刻印象。那是个前后 12 次被父母打跑的孩子，每次都被外地公安机关送回来。有个记者问这孩子：像你这样，你想你将来能不能犯罪？孩子说：“我想我会犯罪。因为我在家里总挨打，只能跑到外地，但我只有 15 岁，打工又没人要，说我是童工，可我要吃饭，要活下去，那我只有去偷了！”佟丽华内心一阵刺痛。 “我们来看这个案例：一，如果父母总是殴打孩子，父母还能否做监护人？这是民法学问题；二，如果父母被剥夺了监护资格，这孩子由谁抚养？这涉及国家责任，属行政法学问题；三，孩子总是挨打或被打伤，这就涉及到施暴者刑事犯罪问题；四，如果前三步解决不好，就势必
11、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这个孩子去犯罪。 ”他认为：我们历来都只是重视和研究犯罪这个结果，即未成年人的犯罪问题，这种研究方向渲染了未成年人犯罪的严重性。如果解决不好前三个问题，那我们永远都不可能解决好第四个问题。在“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每天接听的热线中，他们发现这样一个问题：父母打孩子，教师体罚学生的现象大量存在。 “孩子不打不成器” ，这是中国人的老观念。有些父母甚至在把孩子送到学校时还会跟老师说：“孩子交给您了，该打就打，该骂就骂，我们不会袒护孩子的。 ”而孩子在学校被教师打一巴掌，踢一脚，没引起什么严重后果时，通常不会告诉父母。父母即便知道了，往往也不太当回事，或者息事宁人，怕得罪教师
12、、学校。 “为什么孩子总是受到一些父母的虐待、教师的体罚？就是因为他们弱小，很少听说孩子成人后挨父母打的，大学生受到体罚的，为什么？打不动了，不敢打了。 “长久以来，父母或监护人可以随便打骂孩子，把孩子当成成年人的附属物，私有财产，视为自己可以控制、可以发泄的对象。孩子不仅是一个受教育者，一个被抚养者，还是一个权利的享有者；父母与孩子不仅仅是血缘关系，还是一种法律关系。 ”他认为不能小看中国人打孩子的坏毛病：“假如孩子从小就接受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文化，那么等他们有了力量以后，也会去欺侮别人。这正是丈夫殴打妻子、有特权的警察殴打罪犯的根本原因。更可怕的是，一个孩子在他弱小时，权益受到伤害，而法
13、律不能给他保护，那么在他长大后，他还能信仰法律吗？不信法了，那他什么样的事都敢做。 “那就不仅仅是我们社会今天的悲哀，而且更是明天的悲哀。 ” “社会赋予律师的职责就是推动社会正义的实现”到底怎样做才能更好地保护儿童权益？佟丽华说自己琢磨出问题的关键：假如研究者都没弄明白，立法者就不可能立法；假如不立法，执法者就无法可依，那孩子们的权益就得不到保护。所以他认为第一步，也是最迫切要做的事就是他自己先弄明白，赶紧研究，并写出一本专著来。 “2000 年，是我生理、心理考验达到极限的一年，过得非常苦。我深刻体会到了什么叫殚精竭虑，什么是世态炎凉。当时中心要运转，要投入，而我没有时间、精力去打经济官司
14、，收入锐减，只出不进，维持没多久，我就开始借钱了。 ”这一年，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写书上，翻了 200 多本有关书籍。 “写到权利与义务时，我夜里做梦脑子里都是权利和义务。 ”通常他周一到周五白天处理事务所的工作，晚上回来读书思考写作。周六、周日连续工作两天。 “到了周日下午，我坐在电脑前，头晕脑涨，直冒虚汗，我盯着屏幕想：假如现在我一头栽在电脑前，留下的是一大堆债务，一本没完成的书稿，别人还可能说我是个骗子。 ”夜里 12 点左右上床，上床后睡不着，满脑子都是数字。 “有一次，第二天要还别人几万块，电话就在床边，我愣是再也想不出一个可以借钱给我的人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能睡踏实觉。 ”他先是把
15、那套 170 平米的大房子租出去，自己再去租间小屋子住。到最后，实在撑不住了，又低价处理了这套都装修好的房子。靠借钱过日子，佟丽华的生活一下来了个 180 度大转变。这年“国庆节”长假到了，他想用几天的假期，突击写作。佟丽华关掉手机，把自己闷在小屋子里。2 日上午，电脑出了毛病，将近两万字的稿子消失得无影无踪，更可怕的是他没把文件存到软盘上。 “我真感到恐慌和绝望，一身的汗。赶紧给朋友打电话，想办法，结果还是找不到文件。 ”他抱上笨重的电脑跑到中关村，找技术人员帮忙，还是没有找到；晚上，又跑到一研究病毒软件公司，人家很同情他的遭遇，使了各种法子，还是没找到文件。这天夜里，紧张劳累的佟丽华回到自
16、己的小屋，心情坏到了极点。 “别人都在放假休息，可命运对我这个想工作的人为什么如此残酷？本想用假期多写一点，早一天完成书稿，摆脱这种炼狱般的生活，可为什么要让我忍受更多的孤独、压力和折磨。真不知道结局会是什么样的。 ”背着一身债务，待在一间租来的小房里，佟丽华还能静心研写着幸福。他写道：幸福，就是对需要满足的程度。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就是正义，而正义，正是法律的核心理念。一项政治制度、一部法律，如果它能够为大多数人谋最大幸福，那它就是好的，就是有利的、有益的。他心目中那种大律师的感觉找到了：首先，他在某个专业领域很精通，一定是个专家；另外，他一定是站在法律的理念而非个人的理念上。法律的理念是追求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而非个人的私利。社会赋予律师的职责就是推动社会正义的实现。 “我挺过来了！有了这次经历，从今以后，我想再也没有什么能难倒我了。 ” “我想，像我这样想为孩子们做点事的律师，肯定大有人在” “尽管 2000 年年初我就意识到，今年的每一天都会如同是打仗，但确实没有想到战斗会如此的激烈。我是用自己的健康和金钱换来这本书。 ”佟丽华说。2001 年 3 月，佟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