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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精品文档村落视野中的人口村落视野中的人口“数字游戏数字游戏”及其省思及其省思胡玉坤（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 北京 100871）载北京大学市场与人口分析2006 年第 2 期摘要：在特定的村落场景中，本文探讨了人口“数字游戏”的现状、运作规则及 其生成机理。村官在数据建构时玩弄的“数字游戏”可分为两类，一种是出于政治目 的人为地虚报或瞒报数字；另一种是因袭传统的统计标准，随意报送与人口现实不符 的数据。前者是基层政治操纵的结果，后者则折射了当下科学统计标准的阙如。在政 治体制缺陷与科学统计缺失的双重夹击下，村级的官方统计不求准确，有的甚至是扭 曲的。乡村统计实践追根溯源仍在很大程度上为政治所裹挟。
2、这一切彰显了有法不依 的尴尬和学术滞后现实的悲哀。强化问责惩处机制自不必说，改变用数字来衡量政绩 的体制也势在必行。而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者也应反躬自省在解决与现实剥离的含混 统计以及在面向现实生活上的使命。关键词：人口“数字游戏”、村落、政治操纵、知识者的使命The Population“Numbers Game”From A Village Perspective and Its ReflectionsHU Yu-kun（The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Research，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
3、t：In a specific village setting ，this essay explores the operationand manipulation of the population“numbers game”as well as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s.The statistical records at the village level suffer from severe underreporting andoverreporting in response to different political purposes or misrep
4、orting accordingto conventional criteria.The former is a product of the political maneuver ，whilethe latter an outcome of the absence of scientific reporting.As a result ，thedemographic and economic statistics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are inaccurate and evendistorted.The statistical practice is essen
5、tially embedded in the local bureaucraticstructure.All these reveal the awkwardness of legal compliance and the sadnessof scholarly lag of the reality.In my view ，it is apparently imperative to strengthenthe mechanism of punishment and to change the system of measuring the politicalperformances prim
6、arily by figures.The intellectual should also self-reflect ontheir own missions of confronting ambiguous data and facing the reality on the ground.Keywords：population “numbers game”；village ；political maneuver；the intellectuals mission精品文档作者简介：胡玉坤（1963）女，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教授、博士。研究方 向为社会性别与发展，乡村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1.
7、引言众所周知，我国统计工作自建国以来历经了颇多坎坷和曲折。曾几何时，责任考 虑制之下的“魔方数字”如同假冒伪劣产品一般泛滥成灾。时至今日，靠玩弄统计数 字来缩小抑或夸大“发展鸿沟”的报道仍不时见诸报端。这种图景更为形象的诠释便 是“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官场潜规则（黄广明 2002；夏长勇，2005）。更直白地讲 就是统计实践追根溯源仍在很大程度上为政治所裹挟。统计数据乃一个国家人口及社 会经济发展状况不可或缺的表征。失却了求真求实这一根本品性，统计的质量势必大 打折扣。而带有政治色彩的数字腐败大行其道还会贻害无穷。深植于历史记忆之中的 “大跃进”的浮夸至今仍使国人有切肤之痛。自上个世纪 90
8、年代以来，人口普查和一些大型抽样调查数据的失实失真已引起境 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梁中堂，2003；乔晓春，2002 和 2005；Attance and Mingle，1999；Merli，1998and 2000）。虽则各路学者对宏观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颇有疑义，但他们仍无奈地倚重现有的数据来做研究。一些关键性的人口数字诸如生 育率等至今尚难见庐山真面目，困扰着包括人口学家在内的各界学人。无论是各种常 规统计、人口普查还是大型抽样调查，其原始数据都是自下而上从基层的源头上采集 来的，乡村草根数据有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至今鲜有人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予以剖析， 更遑论检讨和反思学界中人改变这种现状
9、的使命。本文基于笔者在内蒙古赤峰市下面一个自然村所做的民族志研究（ethnographic study）（Hu，2005）。2003 年我在该村生活了半年时间，2004 又做了回访。我主 要研究该村以往 50 年特别是田野作业期间资源、环境与发展的问题。田野调查伊始， 我只是在翻阅村计划生育底册时发现了村民文化程度记录上的偏差，这令我对其它官 方数据也保持警觉。在探究生态与社会变迁的互动时，我自觉地进行了全村普查和抽 样调查，以收集村级人口、经济及环境等方面的定量数据。隐含于其间的更多“数字 游戏”得以进入我的视野。该村数据统计失实体现在诸多方面，其中包括社区总人口、 家庭规模与户数、流动人口
10、、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大小牲口饲养量、土地及其它自 然资源的利用等等，不一而足。村官在数据建构和送报时玩弄的“数字游戏”概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出于政治目 的人为地虚报（拔高）或瞒报（砍低）数字；第二类是因袭传统的统计标准，随意报 送与人口现实不符的数据。前者是基层政治操纵（political maneuver）的结果；后者 则折射了当下科学统计标准的阙如。这互为交织的两者均具有随意性的游戏特征。在 政治体制缺陷与科学统计缺失的双重夹击下，乡村的官方统计不求准确，有时甚至是 扭曲的。基层干部的“游戏”不能只归咎于他们缺乏责任心、缺少培训或者所谓的 “素质低下”，其根由在于当下的基层政治结构提供了这
11、种“游戏”的平台。虽则不 敢贸然把特定时空得出的研究结论推及其它村庄社区，但笔者相信这决非一时一地之 现象。这一切都彰显了有法不依的尴尬1和学术滞后现实的悲哀，毋庸置疑是颇堪忧 虑又难以绕过去的政治与学术挑战。本文力图在特定的村落场景中探讨人口“数字游 戏”的现状、运作规则及其生成机理。文章第二部分将简单勾勒所研究的社区。第三 部分描述了村级人口统计的历史与现状。第四部分剖析了嵌入乡村背景中的游戏运作精品文档规则及其生存土壤，特别是以人口学为例分析了知识者在推进学术面向现实方面的使 命。最后一部分简述了微观人口游戏的政治与学术涵义。2.北国塞外的一个乡村社区营子村2是坐落在长城之外内蒙古东部赤
12、峰市下面的一个自然村。距该市市区约 100 公里、离北京市仅 560 多公里之遥。坐火车约 10 个小时，单程硬座票价为 39 元。 这就决定了这个民族村（蒙古族约占 1/3）比西部更偏远地区的一些村落具有更大的流 动性。营子村所在的行政村（姑称大营子村）含四个自然村3，营子村人口最多，为 村政府所在地。四个自然村之间具有清晰可辨的某些共性，如政策环境、气候、农业 技术等，但在村民生计、历史沿革、发展轨迹、人口规模及自然资源禀赋等诸多方面 却不尽相同。各个自然村之间历来通婚极少，村民间有的老死不曾往来。这一切决定 了我不可能选择这样一个行政村顾名思义的政治性共同体来做一项环境与发 展方面的民族
13、志研究。像该地区大部分村落一样，营子村的经济以农业为主，但畜牧 业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始自 1999 年，该村所在的贫困县到我 2004 年回访时已连续 6 年遭到干旱袭击。 根据县里的官方统计，2003 年这个县农牧民的人均纯收入为 1，541 元人民币，在赤 峰市 12 个区县中位居倒数第一（赤峰市为 2，056 元），大大低于内蒙古自治区 （2，284 元）和全国（2，622 元）的平均水平。该国贫县为贫困所困扰是肯定的， 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贫困县的称号很可能影响到这个县的统计数据。据县委一个知 情人士相告，该县有一年险些失去了国贫县身份，好不容易请客送礼才得以“夺回” 这顶贫困帽子
14、。大营子村是个贫困村，据村干部讲，该村 2003 年人均纯收入 1，040 元的估计数是乡干部根据贫困乡的标准确定的，并非出自村干部的估算。对贫困县称 号趋之若婺的此等咄咄怪事恐怕并不会令读者诸君感到陌生和惊讶。耐人寻味的是， 为了争取外援国家或国际的，近年来，一些地方官员已不再对自己辖区内的积弱 积贫讳莫如深，甚至不惜弄虚作假夸大自己的弱势地位。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另一些 地方官员则反其道而行之。行文至此，笔者忍俊不禁要提几句有关贫困人口数目的看似“题外”的话题。自 改革肇始以来，我国绝对贫困人口的数字“飞流直下”，从 1978 年的约 2.5 亿一路降 为今天不到 3，000 万（占 13
15、亿总人口的 2%左右）。这个数字着实令人为之欣喜和 振奋。乍一听围绕扶贫的一些话语，我国消灭贫困人口仿佛指日可待了。若如是，则 幸甚，但眼下的事实却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对于游走过一些西部贫困村落的笔者来说， 心里总不免对诸如此类的数字打着问号。营子村虽不像笔者见闻的云南山区的乡民那 样主要靠玉米为生，但一些弱势者生活的窘境和艰辛也够触目惊心的。不过，较之满 洲国时期的饥寒交迫和集体化时期的食不果腹，生活水平极其低下的年长人却多半知 足地认为自己现在已生活在“天堂”了。在此，我们且不去追问有关贫困人口的统计有多少可信度，以日常生活的直观和 常识来判断，中国大多数村民无论如何达不到国际上确立的每日收
16、入 1 美元（每月相 当于 243 元人民币）的绝对贫困线标准。消除极度贫困与饥饿是我国政府已做出了承 诺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首要目标，其指标是要在 1990 至 2015 年间使日收入 低于 1 美元的人口所占的比例降低一半。而目前我国的贫困人口标准仅指解决了温饱精品文档的人群，离国际的贫困线标准何其之远！4即使按我们的标准从数字上消灭了贫困人 口，其结果又当如何？由此看来，纵然有斐然的数字，我们依旧不可盲目乐观。根据村委会 2003 年 6 月制定的大营子村经济发展规划 2003-2005，整个行 政村有 1，161 人散居在 312 户。时隔半年之后该村上报乡里的年终统计报表 （2003）则记录村里有 1，239 人、323 户。两者均未对人口和户数的统计口径做任 何说明，按年终报表推测，半年之间所报人数之出入可能主要缘于前者排除了所列的 76 个“外出劳动力”。至于户数上的不同或许也源自同一原由。但实际上正如下文所 示，单是营子村一个自然村，其外出务工者就接近于这个数字。自农村改革开启以来， 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