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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4 年 9 月求是学刊第 31 卷 第 5 期略论前代学者在元刻史记彭寅翁本著录中的得失张兴吉(海南师范学院政法系,海南海口,571158)(1964-),男,黑龙江哈尔滨人,文学博士,海南师范学院政法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和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元刻史记彭寅翁本刊于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是目前存世史记版本中仅次于南宋黄善夫本(1196 年刊)的已知的第二个三家注本。它也是从南宋黄善夫本到明代廖凯刻本(1517 年刊行)300 多年间国内刊行唯一的史记三家注刻本。因而可以说是一部承上启下的史记版本,在史记版本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元刻史记彭寅翁本作为珍稀宋元旧本中的一种,因其
2、距今年代久远,能够亲身接触此本的学者并不很多。是以早期接触过此本的学者对彭寅翁本的著录和记载,就成为史记研究者对其进行了解的一个重要途径。然而限于当时的学术水平和文献检索的局限,前代学者的著录和记载难免会存在不足和失误,这些缺憾又为后来的学者所因袭,对史记版本研究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因而有必要对前辈学者在著录史记彭寅翁本中的得失作进一步的探讨。一、经籍访古志著录彭寅翁史记本的失误及影响日本编辑汉籍书目的历史非常久远,这可能与汉籍在日本的流布有着极大的关系。实际上,汉籍在传入日本的过程中,日本学者就开始注意编写汉籍书目。在 19 世纪,日本的汉学研究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并出现了对古籍版本的专
3、门性研究著作,如活版经籍考和经籍访古志,其中以经籍访古志的影响最为深远。经籍访古志是一部记录当时日本公私藏书机构藏书的汉籍书目,它对所著录汉籍的卷数及版本、版式、收藏地点、书籍的流传过程、书籍所附题跋皆有比较详细的介绍。日本学者川濑一马先生对此书的形成有专门的研究,他著有经籍访古志成立-特初稿本以前一书,发表于 1957 年1(P3)。此书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经籍访古志成书的过程。据川濑先生的研究,经籍访古志的写作始于日本文政 12 年(1815)之后,成稿于日本安政 2 年(1855)夏。其间三易其稿,参与编辑、撰稿者主要有涩江全善、森立之、堀川舟庵三人,还有小岛尚真参与其事,多纪元坚校阅书稿,
4、海保元备通阅全稿参与讨论,海保元备又为此书作序。此书成书前后历经四十余年,且有多名当时著名的日本学者参与其事,所以经籍访古志反映了日本江户时代中期考据学、校勘学的最高成果。经籍访古志是对史记彭寅翁本著录较早的一部重要著作,而且在早期对彭本的著录中,从上面所引用过的著录原文可以看出,其著录较之张金吾的爱日精庐藏书志更为详细,虽然张氏曾经拥有史记彭寅翁本残卷。然而,经籍访古志中详尽而有偏差的描绘,反而混淆了史记彭寅翁本的真面目。经籍访古志突出的错误是对彭寅翁本的行格、字数著录有失误。其文曰:狩谷棭斋旧藏本(求古楼本)首有中统二年董浦补史记序、集解序、索隐序、论例谥法解、目录卷首体例与前本同,但注文
5、间有删略,每半板十行,行十六至十七八字”2。这里的著录明显有误，经籍访古志,接触过史记彭寅翁本的人都知道,彭本史记的正文是每半页10 行,行 21 字,注双行同。经籍访古志的作者涩江全善、森立之既然已经见过此本,为何还会出现这样的失误呢?笔者认为,问题出在经籍访古志的作者是用“求古楼本”的版本形态来说明彭寅翁本的版本形态上。狩谷棭斋本的卷首是中统二年段子成本的董浦序,此序是二家注本史记元中统本的卷首页,半页 10 行,行 16 字,此序仅一页,其上没有钤“定房”鼎形印,表明此序被人误置于此本的卷首,实当在藤原定房时代之后。森立之等人或许认为此序也是彭本所有之物,于是就以此页的行格情况来著录彭本
6、。狩谷棭斋本在此序之后,是彭本原本的司马贞补史记序、裴骃史记集解序史记索隐序(史记正义论例谥法解10 行 21 字除外)等,皆为每半页 9 行,行 18 字。森立之等人大约是没有仔细翻阅彭本的正文,也没有见到枫山文库本,就综合此本卷首数页的情况,得出了上述的结论。（刘按，以下未校）为“元至元二十五年彭寅翁崇道精舍刊本”,又说:“彭氏本流传亦稀,余平生所见常熟瞿氏有七十七卷本,即张氏爱日精庐旧藏。沈子培曾植藏二十余卷,庐江刘惠之藏一部。配入别本数的作者用由上述的著录,引起了后来学者的一系列推测。赵澄先生在 30 年代发表的史记板本考一文中,根据经籍访古志的著录,认为,既然彭寅翁本半页 10 行,
7、行17、18 字,王延吉吉本、柯维熊本半页 10 行,行 18 字,则此数本当属一个版本系统,他进而理解四库简明标注中“安成郡彭寅翁本,昭文张氏谓验其板式似元刊本,殆王板、柯板及陕西板所自出欤”的话,还进一步推测说“柯、王、陕,出于彭寅翁崇道精舍本的话,决是不错的”3。赵先生以书目著录作为版本研究的基点,来研究古籍的版本系统,本来立脚点就欠稳妥,加之引用错误的著录,就更加难以探究古籍版本的真正源流。50 年代贺次君先生著作史记书录,他根据经籍访古志中上述的记载而推测说:日本所记彭本每行大字十六至“经籍访古志十七八字不等,与此本字数不同,或为日本仿刻,非原刊矣。”4(P114)贺先生据此进一步误
8、将本来是史记彭寅翁本原刊本的狩谷木夜斋本看作是日本翻刻的本子,可见经籍访古志的错误影响之深远。二、傅增湘先生著录史记彭寅翁本的得失傅增湘先生在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在“史记一百三十卷,汉司马迁撰,刘宋裴马因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义正义卷一百一十七至一百二十二蒙古中统二年段子成刊本”条下指出:此本卷。”5(P171)这里的记载有四个本子:即今日国图 130 卷本、国图存77 卷本;另有一个存 27 卷本(作者按:此本今在台湾,在以后将进行细致的说明);有一种卷数不详(刘体乾藏本)。在此书中,傅增湘指出:这四个本子是“元至元二十五年彭寅翁崇道精舍刊本”,但他没有说其理由。在以上的四个本子中,傅先生对
9、其中三个本子,即国图 130 卷本、国图存 77 卷本和台北存 27 卷本,记述得很详细,但在三个本子中,都没有关于彭寅翁本刊刻时间的记载,具体而言,是这三个本子中没有反映彭寅翁本刊刻时间的二块木记,也就是在卷 72 卷末和卷 130 卷末的二块木记。藏园群书经眼录中所列举的二块木记,即目录末的木记“安成郡彭寅翁于崇道精舍(国图 130 卷本所有)”、卷 14 卷末的木记“安成郡彭寅翁鼎新刊行(国图存 77 卷本所有)”都不能说明彭寅翁本的刊刻时间。既然傅先生不能从当时他所见到的彭寅翁本中得出其刊刻时间,那么只有从历代书录中找答案。但是从上面列举的清末和民国初的各种书录来看,没有一种指出彭寅翁
10、本的刊刻时间。笔者进而认为:傅先生也没有看过日本学者的经籍访古志,因为傅先生如果看过经籍访古志,那么必然知道日本还藏有两个彭寅翁本,而在他的著作中并未提及日本的彭寅翁本。所以笔者认为,傅先生就彭寅翁本的刊刻时间从没有得出过结论。在藏园群书经眼录中的彭寅翁本条目下,傅先生有标注曰“己卯”“己卯”,为1939 年,似乎或是傅先生看到了赵澄先生的史记板本考后,得出上述的结论,但其实不然。在 1989 年编集出藤原定房(12741338),日本后醍醐天皇的重臣,求古楼本的原本各册中皆钤有“定房”鼎形印。兴吉案:这里所谓“求古楼本”是指狩谷木夜斋时代的木夜斋本;而不是指今日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木夜斋本,
11、因为后者中有一些配补卷,不是狩谷木夜斋的旧藏。版的藏园群书题记中,汇集了原在民国时期分散出版的初集续集三集“、。在其卷第二”中有“,其文曰:元彭寅翁本刊史记跋”“此元大德彭寅翁刊本,半页十行,每行二十一字,注双行同, 黑口,左右双栏,中缝记大小字数,在上下方不定。卷首标题小题在上,大题在下,注文集解、索隐、皆具。目录九行,大字,目录后有隶书正义木记二行。文曰:安成郡彭寅翁于崇道精舍。 十二诸侯年表后有安成郡彭寅翁鼎新刊行木记二行,镌工精丽。板框微小,是亦建本之佳者。半页十录“半页十行列传二十四至二十九”。傅先生,行二十一字,注双行同,黑口,双栏,版钞写补入者为卷六始皇本纪,卷七项羽本纪,心上下
12、记大小字数,左栏外记篇名。存本纪卷四, 凡二卷。别刻补入者为列传五十七酷吏传,凡六卷,系中统本,正义。.己卯九司马相如传藏园群书经眼至卷六十二还说:辛未三月初十,童廉之送阅,以一千四四行,行二十五字。此本无月二十四日,藏园识。” 6(P7071)此题跋是傅先生在今藏国图130 卷彭寅翁本之上所题,然而其中失误甚多。首先在此处,傅先生把彭寅翁本说成是元大德年间刻本,就毫无根据;其次此本“十二诸侯年表”卷末因为残破,没有木记;再次,说此本“钞写补入者为卷六始皇本纪,卷七项羽本纪,凡二卷”,似乎是说此二卷皆为抄补,而实际上卷6、卷7 中只有若干页的抄补,所以在“钞写补入”四字上加上“有”字,才更为清
13、楚。而撇开上述的问题不说,显然在这里,傅先生对于彭寅翁本的刊刻时间不如藏园群书经眼录那样,说明得那么明确。所以笔者认为:所藏园群书经眼录言不太可信,此书为傅先生之孙傅熹年先生所整理,当是他修改了傅先生原著的说法。傅熹年先生在藏园群书经眼录整理说明中,在介绍“整理工作”时说:五、“整理时为划一体例,在力求保持原文的原则下,酌量做必要的技术性调整,大体有下面几种情况:1.(作者按:略)。2.原稿有的书名写得比较简略,有的卷数只记存卷,有的著者失记或称字和别号,整理时都尽力为补足全名全卷”。另外,笔者认为,国内学者对彭寅翁本的定名是利用了日本经籍访古志的记载。如30 年代赵澄先生是用经籍访古志中的资
14、料来定名彭寅翁本。1959 年贺次君先生出版的史记书录中,贺次君先生把彭寅翁本定名为“元至元二十五年彭寅翁崇道精舍”的理由也是根据日本的经籍访古志;可见,傅先生虽然著录多种彭寅翁本,但是他如果没有见过经籍访古志的记载的话,他依然无法定名彭寅翁本。所以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彭寅翁本的定名应是傅增湘先生的后人改定的。傅先生著录彭寅翁本中的一个问题至今依然存在。这就是他所收藏的宋荦旧藏百衲本的下落问题。在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史记一百三十卷汉司马迁撰刘宋裴马因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义正义诸本合配,存八十卷”条下,傅先生著录了其收藏以宋元本合配的此书。又在藏园群书题“,其文曰:记卷二有题百衲本史记”“此帙集宋元
15、而成,其可板凡六种。”计有淮南路转运司大字本39 卷、宋黄善夫刊本4 卷、中统本4 卷、元彭寅翁本7 卷、元大德九路本26 卷,共5 种80 卷。据傅先生说:此合配本中“其四曰彭寅翁崇道本,七卷。百元收之。” 5(P175-176)。从傅先生的记述皆合于彭寅翁本的特征来看,此处的七卷确属彭寅翁本无疑。这样傅先生实际上在藏园群书经眼录中著录了五个彭寅翁本。查辛未为1931 年,农历三月当在公历4 月。傅先生之所藏后皆归入国图,以时下的调查,国图无此合配本,又傅氏藏书之善本除了大部归入国图之外,有一部分流入四川大学图书馆,还有一些善本辗转流入台湾,如傅氏所藏北宋刊史记景本;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及台湾方面的有关四川大学古籍善本书目书目,找不到有关这7 卷的彭寅翁本的记载。因此,此7 卷的彭本下落不明。笔者认为,既然史记景本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6 年购入,而后转入台湾;同样含有7 卷彭本的傅氏所藏百衲本也有可能还保存在私人收藏家或傅氏后人的手上。三、贺次君先生著录史记彭寅翁本的错误据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的前言: 此书的“第一项版本中的宋、元、明部分是贺次君先生编写的”7。也就是说,实际上此书和史记书录中有关彭寅翁本的内容都出自贺次君先生之手,所以内容也就自然相同,都存在着一些错误。他引经籍访古志说:此本“首有中统二年童浦序、补史记序、正义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