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排队秩序到宪法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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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排队秩序到宪法秩序从排队秩序到宪法秩序从排队秩序到宪法秩序摘 要：使得规范成为规范的并不是规范本身，而是在规范之外的共同信念。这种信念是包括宪法秩序在内的所有秩序得以成立的基础。这就是英国学者麦考密克在他的法律的制度一书中阐释的内容，他用排队这个通俗易懂、每个人都有的实际经验阐明了不依赖于明确表述的规范的社会实践和社会秩序的存在，并分离出了不同于规范的事务，即实践者之间相互的行为期待。而正是这种信念才是秩序的最终来源，而正式规则和权威等概念同样建立在这种秩序之上。 一、人们如何排队 秩序是怎样产生的？各种各样的秩序之间有什么共同的地方？依据宪法形成的庞大的社会秩序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简单的排队秩

2、序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2007 年，英国法学家尼尔麦考密克在退休前出版的法律的制度 （Institutions of Law: An Essay in Legal Theory）一书对这些问题作出了一个系统的阐释。他清晰地揭示出了所有规范性秩序之后共同的东西：规范和对规范的信念。而法律就是一种制度性规范秩序（Law is institutional normative order） 。对于所有的规范和依据规范形成的秩序来说，徒规范不足以行，人们对待规范的相互期待的信念和态度是比规范更重要的东西。秩序不仅依靠规范，更依靠信念。 麦考密克以一个日常生活中的“排队”作为例子来阐明规范性秩序的产生。排

3、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场景之一，而就在这种普通的日常生活经验之中却蕴含了人类社会所有秩序得以存在的全部要素。 大多数人在每天的生活中多多少少都有某种形式的排队经历在食堂，在银行，在公路上，在超市收银台前。这些队伍有时是自发地形成的，有时则会有专门的个人或者机构组织和维持。 虽然从来没有过明确的成文规则告诉我们怎样排队，现代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却都基本知道“应当”怎样排队。我们在排队时都知道一些判断个体在队伍中的行为是否是“正确的”标准，我们知道在一个队伍中如果有人不是从队伍的最后依次移动到最前面，而是直接走到最前面就是“插队”或者“加塞” ，这是“不应当”的。作为对这种不当行为的反应，我们有时

4、会采用缩短个体间距的方式使插队行为无法进行，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有人直接进行指责。虽然没有明确的规则，但我们却知道这种指责会获得其他人的支持。因为我们相信其他人也会认为这样做是“应当”的。 而某种“应当”意识的存在提醒着我们某种形式的规范的存在。我们在此社会情景中认为插队是不应当的，这是一种意见，一种多多少少具有了共同性的观念，而这种意见已经具有了规范的性质。即使在实际上并没有形式化和明确化了的“排队法”或者“排队条例”可以加以引用，人们还是知道“应当”如何排队，知道什么是插队。人们甚至辨识出其中的“权利”和“义务” 。这些“权利”包括：依照排队秩序获得服务，在放弃自己位置的情况下把自己的位置让

5、给别人等等。而“义务”则是：不插队，随着队伍的移动而移动以保持队形等等。虽然没有明确的成文规则条文支撑，这些“应该怎样做”的规范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可能会有不同的表述方式，例如，可以将这些规范表述为“排队应当遵守先来先得的原则”或者“排队不得违反先来先得的原则” 、 “不准插队”等等，但这些不同的表述方式都有对规范足够的相同共识。这些相同的共识就是排队秩序得以形成的规范基础。 更重要的是，我们相信别人也会有同样的观念，相信自己对于这些不成文的应该怎样排队的规则认识是正确的，而且相信别人和自己有同样的认识，他们和自己有一种共同的信念（mutual beliefs） 。每个人都期待着别人会像自己一样相

6、信别人也拥有相互期待的信念并采取行动；而队伍中其他人的行动也证实了个体关于这些共同信念的认识。 麦考密克认为：当队伍中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应当怎么做” ，而且也“相信”别人知道应该怎么做并进而依据这种“相信”而行动时，一种依赖于共同信念的规范秩序就形成了。而这种秩序不仅可以形成某种规律性的行为模式，从而使对这种行为模式的外部观察成为可能，并且它还可以加以预测。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种规范性秩序（normative order） ，因为在这种社会实践中，行为人可以参照关于自己和其他人应该做什么的意见来指导和解释这种秩序。我们可以把这种具有外部可观察性的秩序归结为个体行为，而这些个体行动者具有某种共同

7、信念或共同认识。正是这些具有共同信念的行动者的行动形成了排队的社会实践。这种依赖于行动者的关于人们应该怎样行动的意见、观念或者说共同信念的实践就构成了一种默示的规范（implicit norm） 。正是对这种默示的规范的遵守使得排队这种规范性实践得以可能。 在此，麦考密克把由这些共同信念（或者说共同意识、共同态度或者说群体认同）支撑的规范之上的社会实践称作是“默示的规范” 。但需要注意的是，麦考密克所说的“默示的规范”实际上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规范，只是一种被足够多的实践者共同意识到并加以实施的共同实践。它实际上是一种被认识到的大致相同的规范知识与相互期待的共同态度的集合，即是两种事物：规范知识

8、和信念的集合。 值得注意的关键部分在于：这种互相期待的共同信念实际上是一种与“应该怎样排队”的“规范知识”不同的东西。我们可以发现这二者之间实际上存在着至少以下两点差异： 第一，内容上的差异。规范知识的内容是关于应该怎样行为的；而这种相互期待的共同信念的内容则是一种对他人行动的期待，即期待他人像自己一样行动。 第二，对象上的差异。规范针对的是人的行动；即自己和他人应该怎样行动；而这种相互期待则是针对他人的信念和态度，即期待别人会像自己一样行动。 这是两种联系非常紧密但又并不相同的东西。在一般普通的社会实践中，这种共同的互相期待的态度和具体社会语境中的社会规范是融为一体的。在一个队伍中，只有当每

9、一个人都知道（1）怎样排队，并且（2）相信别人也会像自己一样排队，一个队伍才有可能形成。如果缺少了两者中的任何一者，排队秩序都是不可能形成的。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参与排队的人中，有人认为排队规则是先来先得，而有人认为规则是女士先得或者个高者先得，那么由于没有共同的规则，虽然每个人都承认应该遵守规则，但由于彼此之间的规则差异太大，队伍就无法形成。 而另一方面，虽然人人都知道排队的规则是先来先得，但如果没有人相信别人会遵守先来先得的规则；或者只有自己一个人相信别人会遵守规则，而别人却并不相信其他人会遵守规则，那么同样不会形成排队秩序。现实生活中的经验也是与此相符的。在火车票紧张的时候，虽然人人都

10、知道怎样排队，但一堆人围在售票窗口时，窗口前蜂拥而上的混乱人群绝对不会形成队伍，尽管旁边甚至可能会有提示写着“请排队买票”或者工作人员大声提醒“请排好队” 。但正是因为没有人相信别人会遵守这条规则，没有人相信这条规则会得到执行，所以排队秩序依旧无法形成。在此，我们看到了规范和对规范的信念之间的差异。 “规范”和对（他人也会遵守）规范的相互期待的“信念”之间的差异和区分一般来说很少被注意到。我们可以通过其他例子来理解这一至关重要的差异，并进一步理解规范的信念对于规范秩序的成立所具有的重要性。 规范和对规范的信念的分离在货币这一事物上特别明显。在现代国家，每一种货币之后都有着庞大的法律规则调控着货

11、币的发行流通，许多国家的货币票面上直接印有相关的法律规定。然而，货币之所以能够流通绝不是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这套复杂的货币法律体系（实际上，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些法律规则） ，但不认识印刷在货币上的法律规范并不会影响货币的使用。货币之所以能够流通是因为有一种共同的信念作为支撑：每个人（或者至少大多数人）相信其他人像自己一样会接受这种货币。这种对他人态度的期待比规则本身更重要。如果这个信念得不到维持，人们不相信其他人会接受货币，或者说人们不相信别人会持有和自己一样的态度和预期，那么政府发行的货币就会彻底变成一张废纸。而只要有足够多的人的认同，某种规范性的货币流通秩序也可以形成，即使没有成文法律规则

12、在背后加以支撑。例如，在 1990 年和 1991 年的莫斯科，万宝路香烟就获得了一种类似于货币的地位。俄罗斯民众接受万宝路香烟付账，因为他们相信其他人也会接受这些香烟。即使政府发行新货币而禁止万宝路香烟作为货币流通，但如果每个人认为他人还是会接受万宝路香烟作为货币，只要有足够多的使用者还相信其他人会持有相同的接受态度，那么万宝路香烟还是可以作为货币而存在并被人当作货币使用。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比规则更重要的是一种共同的信念，一种对他人会持有像自己一样的态度或者说共同意识的信念，而这种共同的信念虽然与规则紧密相关，但它并不是规范。 排队作为最常见的社会实践之一，向我们清晰地展示了规范以及规范

13、秩序最原始的实际存在形态及其核心构成要件。这是一种通过个体日常性的实践行动展开的过程。这种形态中的规范并不需要某种正式的被文字或语言加以精确表述的规则，而是依赖于每个实践者大体知道排队规范以及期待他人会像自己一样行动的共同信念。在其中，每一个行动者都理解当下的具体语境，都能意识到自己和他人持有的共同的规范和信念。而形成这种实践并不需要一种有意识的反思性的沉思（Reflective Deliberation） ，几乎没有人会去思考自发形成队伍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日常生活中的个体更多的是在依靠社会化过程中获得的对这种事实的一体化的语境认知完成这一社会实践。但经过分析，我们的确可以发现这种社会实践的形

14、成需要的是两种事物，即（1）不需要被明确加以表述的规范（但这些对规范的认识必须足够相似，或者说，有足够的交叠共识）以及（2）相信别人会遵守这些规范的共同信念。只要这些规范与这些对待规范的共同信念可以被意识到，一种未成文的规范就得以形成；而在这种规范之上就可以建构起规范性秩序。 因此，麦考密克认为：正是这些观念的共同体，或者说某些共同的指导观念（common guiding ideas）使得排队的实践得以可能，即使在某个给定的排队语境中并不存在任何被明确加以表述过的规范。排队这样的社会实践可以在只要有一点交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以及参与者之间广泛的共同性态度之下就可

15、以运作。 至此，麦考密克完成了他的理论的第一个环节。他用排队这个通俗易懂、每个人都有过的实际经验来阐明不依赖于被明确表述的规范的社会实践和社会秩序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他在其中分离出了一种不同于规范的事物一种实践者之间相互的行为期待，一种共同的信念。这种“相互期待的态度”并不是关于如何行动的“规范” ，而是一种不同于规范的“信念” 。这二者的结合所构成的“默示的规范”才是所有规范秩序的最终来源。 二、管理排队如何可能 麦考密克进一步用排队的例子说明了正式规范的产生和制度化的概念，意在说明正式规则和权威等概念的出现同样是建立在实践参与者的共同信念之上。 在现实生活中，排队也经常在某种形式的权威之下

16、组织起来而具有某种正式的形式外观。医院中的门诊处门口有护士负责安排患者接受服务的秩序；在交通拥堵时交通警察或者交通协管员协调车辆通行的秩序。这些也都是常见的排队现象。 正式形式的排队最典型的例子之一，是银行在为个人办理业务时普遍实施的叫号排队系统。B11 这是一套比大学食堂里的自发队伍复杂得多但却更有效率的排队方式。在叫号排队的情况下，经常出现的争议是：如果某个人没有听到自己的号码被叫到，而工作人员已经开始为后面的顾客服务，这时，之前没有听到自己的号码被叫的顾客能否要求自己优先获得服务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有人来决定这位顾客的顺序。这个决定者大多数情况下就是柜台的工作人员。然而，如果不同的工作人员在不同时间作出不同的决定，这种不一致有可能会影响到对银行来说至关重要的客户关系。因此，一般的实践是：银行大堂经理或者柜台工作人员将执行统一的规定。这种规定可以以口头方式告知柜员和顾客。在有些情况下，甚至可能是粘贴在显著位置的银行告示。与非正式的排队中被每一个人仅仅是模糊地意识到的规范不同，这些被明确地告知或公示的规范有着明确的内容。在此情况下，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