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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未来城镇化道路应转变推进方式未来城镇化道路应转变推进方式城镇化将由加速推进转变为减速推进城镇化将由加速推进转变为减速推进从国际经验来看，50%的城镇化率是城镇化由加速推进转变为减速推进的一个重要拐点。一旦越过这一拐点，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强化城市管理将成为城镇化的核心。据国家发改委测算，未来十年我国城镇化增速将由递增改为递减，年均增长速度回落到 0.81.0 个百分点左右，预计到 2020 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 60%左右。从国内实践来看，20112012 年我国年均城镇化率提高 1.31%，增速已较前十年下降 0.06 个百分点。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等城镇化率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增速递减的情况从
2、“十五”以来已较为明显。上海近 11 年来城镇化率仅提高了 0.69 个百分点；北京、广东城镇化率近 6 年年均仅分别提高 0.43、0.97 个百分点，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了解更多相关知识请点击合时代农村劳动力的快速有效转移已经结束，将进入缓慢的吸纳期农村劳动力的快速有效转移已经结束，将进入缓慢的吸纳期伴随中国城镇化率的快速提升（中国只用了 17 年就实现城镇化率由 30%升至 50%，美国用了 40 年、法国用了 70 年、日本也用了 22 年），我国农村劳动力供给绝对数量将明显减少，未来继续依靠农村向城市大规模转移劳动力已不太现实。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 2011 年底，中国第一产业的
3、就业人数已由 10 年前的 3.66 亿人降至 2.66 亿人，农户兼业化、村庄空心化、农民老龄化趋势明显。展望未来，考虑到中国目前以农村家庭为主的农业经营体制，中国农业劳动力数量距离其“合理”水平已经不远。未来中国城镇化做实的重点在于两个吸纳：一是现有已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的吸纳；二是对农村非劳动力型人口，即农民工家属的吸纳。这是一个逐渐的融入过程。但以农村家庭为单位进城，不仅使得迁移成本迅速提高，而且迁移决定的形成还涉及到经济、社会、教育、文化等因素，由收入这一单变量函数转变为多变量函数，迁移决定形成难度增大，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速度将逐步放缓。城镇建设低成本扩张模式不可持续，将向内涵效益型
4、增长转变城镇建设低成本扩张模式不可持续，将向内涵效益型增长转变首先，土地约束已经导致或将导致地方政府失去城镇化过度扩张的动力和资金来源。受 18 亿亩耕地红线约束，今后地方政府通过“增减挂钩”、“占补平衡”谋取工业用地的空间和政策弹性已大大减少；在土地开发和补偿成本越来越高、土地出让金的纯收益比例不断下降的情况下，传统“土地财政”、“土地金融”难以为继；未来由城市社会保障和市政公共设施支出带来的资金需求将大幅增长，而我国地方政府财力与事权不对称，各地政府负债严重，难以满足城镇化的庞大资金需求。其次，新型城镇化发展方向，要求城镇发展模式从粗放式扩张向精细化管理转变。未来城镇化“精耕细作”将主要体
5、现在：一是加大城市道路管网、轨道交通、垃圾污水处理等民生类基础设施建设；二是文体娱乐、公共网络建设、园林景观等民生类服务业增长；三是为工业部门提供金融、软件、商务会展等服务的生产服务业增长。基于此，未来城镇投资结构将发生较大变化，政府资源主要投向满足公共服务需求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体系构建、农民工住房等项目，传统的依靠城市政府通过规划划定建设范围，通过征收、拆迁保障项目落地，动员大量资金造新城、圈建园区等大规模建城投资行为基本不再可能。最后，加强城市资源保障、环境保护和生态安全，也要求城市发展模式积极转变。近年以来，江苏启东近万市民抵制日本王子纸业污水排海工程、四川什邡爆发反对钼铜项目群体
6、性事件，以及蔓延中国整个中东部地区的雾霾天气等引发政府高度重视，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和推进节能环保将贯穿中国未来城镇化的整个进程。满足农民工满足农民工“市民化市民化”需求面临多重压力需求面临多重压力首先，满足农民工“市民化”的前提，就是必须改革现有的户籍管理制度，以及社会公共服务与户口挂钩的制度，彻底改革排斥农民进城的城乡二元体制，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人口管理机制。而这涉及到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利益的再次分配，可能会引发多种社会矛盾。其次，要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就必须推进土地的市场化改革，将农民逐步培育成土地市场交易的主体。事实上，我国各地已积极进行了试点，如重庆地票、天津宅基地换房、深圳新土
7、改等；2013 年中央首提“家庭农场”概念，着力推进农村经营体制改革。但是，在坚持“土地归国家所有”这一基本国策的前提下，如何通过体制创新来有效实现土地的市场化交易，仍需要长期和持续的探索。再次，要落实农民工“市民化”，就要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和解决农民工城镇住房问题。而当前多数农民工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这些行业利润空间较小，成本传导能力普遍较弱，难以承担劳动力成本持续上涨的压力。由于低收入和不稳定工作，目前农民工在务工地自购房的比重仅为 0.8%左右，考虑到商品房的高房价，以及保障性住房投融资体制约束，未来解决农民工城镇住房需求仍有较大难度。最后，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将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从前
8、十年经验来看，我国每个农民工“市民化”平均成本约为 10 万元左右，即使按每年实现 1000 万1500 万农民工市民化的低速度来看，未来每年约需要投入 1 万亿1.5 万亿元，这将形成巨大的财政压力。推进农业现代化仍面临诸多困难推进农业现代化仍面临诸多困难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影响，相辅相成，存在自我循环演进又良性互动的关系：城镇化是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乡村生活生产方式转化为城镇生活生产方式的过程；农业现代化则是城镇化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只有通过农业生产关系的再变革，农业生产方式的再创新，才能提高农业耕种的效率，为城镇化的推进持续释放劳动力。因此，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中央明确提出了“统筹
9、城乡、四化同步（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战略思想，要求加速推进农业规模经营和农业现代化。但是，我国农业现代化推进还面临多种困难：农村基本上还处于家庭土地承包的分散经营状态，是世界上农户土地经营规模最小的国家之一；交通等基础设施薄弱，农田水利设施落后，劳动生产率低下；年青劳动力大量外流，农民利益诉求多元；涉农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配置明显不足，农民融资成本偏高与现代农业收益偏低不匹配等等。虽然当前我国耕地流转面积已经达到 21.5%，规模经营比例有所上升，但是上述多重障碍和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不可能走北美等发达国家以大规模农场为特征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农村规模化生产和小农经营并存的格局仍将较长时间存在。综上，我们认为，后阶段城镇化所要解决的根本任务已超越纯经济性质，中国城镇化道路不能再以传统方式推进。未来中国的城镇化，应该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城镇化，是改变“三农”弱势状态的城镇化，而不是又一次以牺牲农民利益尤其是土地权益为代价的城镇化。这一根本任务，已超越了单纯的经济性质，其社会性质甚至政治性质越来越突出。只有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这两大政策变量取得突破性变革，建立城乡资源要素平等交换机制，有效消除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城镇化才能持续健康发展，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也才能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