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对农村贫困和不平等的影响》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人口流动对农村贫困和不平等的影响（19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1人口流动对农村贫困和不平等的影响谭 深【内容提要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家庭、社区两个层面，以及妇女、儿童、老人等群体的研究，分 析了流动是如何对农村的不同层面、不同群体发生作用的，它对于贫困和不平等有什么样 的影响。分析认为，农民工流动的积极作用集中在与经济和发展相关的那些方面，如绝对 贫困大幅度减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等；而其消极作用多反映在社会和文化方面，如社区 凝聚力的减弱，功利价值观的泛滥等。同时，对于不同的地区、同一社区内的家庭、家庭 中不同的成员，这些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如家庭中权力关系的改变对 于年轻人来说是积极的，而对于老年人来说就是消极的。从时间上看，流动在早
2、期对于冲 破城乡壁垒和消除原体制下的身份不平等是有作用的，但是在持续的流动中，不平等不但 没有消除，反而扩大了。相对于非贫困户和年轻人，贫困户、老年人更边缘化了。 Abstract： This essay studies various social groups， such as those of women， children， and elders， at the family and the community level in the rural areas， with an attempt to analyze how social mobility affects differe
3、nt social groups at different levels and how it bears upon poverty and inequality.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mobility of peasants and their turn into workers have had positive impact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ulting in widespread elimination of absolute poverty and overall improvement of life qu
4、ality. However， peasantry mobility has also had negative impacts on social and cultural aspects， leading to weaker community cohesion and the spreading of utilitarian values. It must be pointed out that the impacts on different regions， on different families in one region， and on different members i
5、n one family vary from one to another. The shift of power in a family enhances the younger generation but weakens the elder. At its early stage， mobility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breaking down the barrier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eliminating status inequality brought about by that barrier.
6、However， sustained mobility has enlarged rather than diminished inequality. Compared to the well-off and the young， the poorly-off and the old are further marginalized.一、问题的提出一、问题的提出中国农村的人口流动从一开始，就与贫困的问题联系起来。20 世纪 90 年代的早期调查显示，农村人外出的最主要的理由之一（甚至第一位的理由），就是帮助家庭摆脱贫困。当然原因还有很多，如跳出“农门”，寻找发展机会，逃避矛盾等，但是如果说“第
7、一位”，各种调查都显示与摆脱贫困直接相关。中国的贫困和反贫困问题是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的。关于什么是贫困，有各种认识，但是对于这些年反贫困的成效，无论是官方、研究者还是公众，以下两点是共识的：2第一，中国的贫困状况，二十几年来，绝对贫困大幅度减少。按照官方公布的数据，1985 年为 1.25 亿人；2006 年为 2148 万人，下降了 80以上；2008 年上调扶贫标准，并把绝对贫困标准与低收入标准合二为一，扶贫对象上升为 4007 万人。但较之 1985 年扶贫之初、同时也是农村人口流动之初，贫困现象的减少仍然是非常显著的。第二，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对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地方
8、经济的发展，有着积极作用。如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1985 年为 18.0，2007 年上升为38.6。然而，另一些相关的问题也尖锐地提了出来。一方面外出打工潮一浪高过一浪，目前已经占到农村劳动力的 1/4 以上；另一方面城乡差距、农村内贫富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日益扩大，如 1984 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缩小到 1.71：1；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城乡收入比持续扩大，到 2006 年，提高到 3.28：1；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指出，在过去的 17 年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额差距增加了近 12 倍。以致出现“三农（农村、农民、农业）问题”和农民工问题，并且成为政府和
9、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说明，在农村绝对贫困大幅度减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情况下，不平等所带来的相对贫困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那么，这种相对贫困是如何发生的？农村劳动力和人口的流动对不平等的影响是什么？本文是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写成的。在笔者的现有研究中，与贫困相关的内容主要局限在经济和社会的那些方面。经济贫困包含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绝对贫困的概念基本上沿用传统贫困含义，即物质生活层面上低于现有的一般生活水准的状态；相对贫困则主要指收入差别。与社会相关的方面包括，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源的不平等。此外，文化对于农村贫困的影响是深刻的。张小军曾经从文化剥夺的角度理解贫困文化的产生，他的论述涉及
10、农民工的主要是那些进城的农民工在文化方面的劣势；而严海蓉从农村作为城市“现代性”的对立面，被构建为文化的荒原，迫使年轻人逃离农村，两者共同构成“农村的虚空化”；有关“新生代农民工”、“二代农民工”的研究，都指出当下农村外出的年轻人“留不下、回不去”的两难选择和精神困境。112006 年 2008 年，笔者参与了一项对农村贫困的定性研究。12与从国家层面、根据数据做出的研究视角不同，该项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发现贫困的机制，分析贫困和反贫困在各个层面是如何发生的。即农村劳动力和农村人口的流动对于他 / 她们的家庭、所在地区和本人发生了哪些影响？这种影响与不平等的关系是什么？这样的研究目的决定了我们的研
11、究主要是定性的，而且力求自下而上的视角。下文将根据农村家庭、农村社区和流动者群体等层面描述和分析该课题的观察和研究。3二、流动与家庭层面的贫困二、流动与家庭层面的贫困之所以将农村家庭作为本文考察的第一个层面，是因为家庭是农村居民生活的核心，是连接个人与社区社会的关节点，个人通过家庭确立在社区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这一点是独具中国特色的。对于已婚者来说，他 / 她们外出打工的首要目的是从家庭需要出发的，对于未婚者来说，家庭的需要也是他 / 她们重要的动因之一。13本项研究显示，那些有着大量外出人口的村，农户的主要现金收入来源于外出打工，打工是多数家庭脱贫的重要途径。“不出去打工就没有钱”，成为多数农
12、村居民的共识。在我们访谈的 10 个村，村民们普遍对打工的意义给予充分的肯定。有一些人通过外出打工经商的途径，获得较高收入，创立自己的事业，或者全家脱离农村，进城落户，不过这样的情况在外出者中只是凤毛麟角。对于多数打工者和他 / 她们的家庭来说，打工使家庭成员的衣食住行都有了一定的改善，过去不敢买的东西敢买了，过去吃不起的东西现在也能吃了，很多的家庭盖起了新房。在我们调查的农村，那些房子盖到第二代、第三代或更新更漂亮的农户，都是因为有人在外打工。而那些仍然住在几十年前的老房子的家庭，往往是没有打工收入的贫困户。因此，从绝对贫困的意义上讲，打工对于提高农村家庭生活水平是有着积极作用的。如内蒙古
13、Q村村民说：20 年前吃都不够，10 年前吃是够了，但是现金不宽裕。以前吃棒子（注：指玉米）等，现在吃细粮。原来园子里有就吃，没有去买的；现在都买菜吃。10 年前过年才杀猪（也有个别的不杀），来客人的时候去买一点，现在想吃就买。现在过年是家家杀猪，多余的存起来，也有做成咸肉的。10 年前杀的猪，个头小，肉少，没有膘。现在的猪个头在大，能做油。现在养猪卖，10 年前自己吃的猪都不够。以前穿自制的棉大衣，现在买防寒衣、羽绒衣。内蒙 Q 村村民座谈会14但是我们的分析认为，打工的收入对于占多数的农村家庭的生活来说，主要还是起着一种“平衡”作用，即维持着在本地一般的生活水平。近些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14、，农村家庭的支出也在增加。如日常生活、农用物资、人情往来等费用都在上涨，单靠务农收入，是很难应付这些开销的。贫困定性研究所调查的地点，多是贫困村或比较贫困的村子，在这些地方，生活水平并不高，但是要想正常维持下去也要依靠打工。如江西 S 村，一种典型的家庭分工模式是，青壮年外出打工，老人或一些妇女在家里从事农业生产。家里所产粮食、蔬菜可以维持全家人食用，但是生产成本却要依靠打工的收入来维持。如果没有4打工收入，甚至贷款也不能还清。15江西 X 村是库区重点移民村，村民普遍认为：移民至今已经十五六年了，其他方面的生产没有什么变化，如果不是这些年兴起的打工，我们库区村民的生活还会更苦。17 个农户的
15、访谈反映，有 12 户的打工收入占家庭全部收入的70以上。16而那些维持农村家庭再生产必须的项目，如盖房、结婚、教育、医疗，上涨得更快。有的村反映，现在盖一套一般水平的住房，要比 10 年前投入的成本高出近十倍。遇到这些大宗开支，农村家庭往往先通过借贷解决，然后打工还贷。而“还钱”成为许多人外出打工的直接目的。LRF 的情况就很典型：我 1991 年外出，是因为“家里修了房子，花了四千多块钱，向舅舅借了两千块钱。为了还修房子欠下的债，又外出去砖厂。”后来的打工生活非常艰辛，又没有挣到什么钱，“结婚后就在家种木耳，结果亏本了。当时我就想，我又要出去打工了，我得还贷款呀。” 四川 J 村 LRF
16、生活史17因此，对于多数农户来说，外出打工的收入只能在维持基本平衡之中循环，很少能够积累的。正如甘肃 D 村村民说的“打工的钱，光花了，没有发展”。18比较富裕并能够全家在城市生活的家庭，由于城市生活开支加大，也不能形成积累。因此多数的打工者在年龄大了以后，返回家乡，回到原来的生活中去。但是这样的平衡也往往是脆弱的。首先，外出打工必须依赖外部劳动力市场，经济波动、劳动力市场不规范、社会排斥，都会直接影响到打工者的就业机会和收入，而这些，是来自农村的打工者所无法控制的。如笔者 1998 年在四川 J 县调查发现，受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大量在广东打工的人由于找不到工作只得返乡；2008 年底，据该县劳动局统计，当时五千多回乡的农民工中，有近一半是受金融风暴企业倒闭或减员影响而不得不回家的。19正常年景中农民工也常遇到失业的情况。如 2002 年笔者在广东、李强在北京的调查显示，曾经失业一个月以上的分别占被调查农民工的 1/3 和 100。20遇到这种情况，有时甚至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