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图开始的启蒙运动(杨亚平 曹树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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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从地图开始的启蒙运动从地图开始的启蒙运动丹尼尔罗什启蒙运动中的法国读后杨亚平 曹树基内容摘要:丹尼尔罗什以新颖别致的叙述方式讲述 18 世纪的法国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变化、国王与社会各阶层的矛盾与冲突以及启蒙时代人民的日常生活。罗什强调,新制度与旧制度具有同质性,即旧制度孕育了新制度。这一独特的视野使得文化史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形成一种方法论。关键词:启蒙运动 法国文化史 丹尼尔罗什(Daniel Roche)是个非常聪明的学者,他论述 1789 年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法国,选择启蒙运动作为主题;关于启蒙运动,又选择有助于“认识国土与人民” 的地图作为突破口,由点到面,拉开法国启蒙全史的帷幕。罗什首先

2、带领我们通过“时间、空间、权力”的维度“认识法国” ,他的叙述是从巴黎开始的。巴黎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是国王居住的所在。自从路易十四以来,法国国王喜欢有规律地前往巴黎周围的宫殿,在每一个地方住上一段日子:生活与办公。从宫殿往来巴黎的旅途,常常带有炫耀地性质。加冕与战争,也伴有游历的仪式。旌旗摇动,万众空巷,人民欢呼,王权的尊严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1722 年 10 月 20 日,路易十五带着他的行宫,来到一处教堂,登高远眺,随从奉上地图。罗什称:“他以一种双关的方式向国家重臣们展示认识地图的益处:地图是一种权力工具,学习计算与测绘地图是战争艺术和防御艺术的必经之门。 ”确实,国土、物产、人民、战

3、争,都与地图密切相关。在 18 世纪的法国,行政管理与国防两方面的需求,促进了法国现代地图学的发展。为了编制内容丰富的各类地图,包括物产地图与主题地图,就需要有一系列相关数据,于是,各类调查与测量便成为政府行政事务的一部分。这些调查包括耕地的质量、人口数量、劳动能力、习俗、职业;包括各种物价、交通、工业生产;知识的累积按照不同的分类体系逐步形成,而分类则导致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不同的学科门类的产生与发展。这一时期用图形和数字来表现法国的方法,实为现代管理与社会分析之源头。在空间认知的基础上,就有了支配空间的可能性。公路建设、水道疏浚与码头建设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大宗货物的运输、经济信息与政治信

4、息的交流、金融与货币的快速流通、人们的长距离迁移,乡村与城市都在发生急剧的变化,以致人们不得不重新定义家庭与国家的关系。由于空间支配,人们开始强调时间的意义,法国乡村的自然时间,如“小2麦的八月” ,逐渐转化为精确的“钟表时间” 。最为重要的是,历史学家透过编辑年鉴来展现自己的时间观:人类理性的发展,使人们具有超越过去的能力。在这个基础上,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同时得到发展,商业网络以及货物的流通,不仅改变法国的经济,也改变法国的乡村与城市。来自“东方和印度的产品已经开始抵达法国的内地城市,并且通过集市和市场使乡下人变得文雅了” 。贸易的法则已经渗入人民的日常生活。重农主义与重商主义理论及其相互之

5、间的争论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的。就这样,法国走进了它的商业时代。商人需要培养合格的商业人才,教育就成为商业文化的核心;商人有条件也有能力购置大量藏书,商业精英与贵族精英的书房一眼看去没有什么差别;成功的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文化,开始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这一切,都是以城市作为舞台而展开。于是,就有了关于巴黎与马赛的讨论。罗什将巴黎马赛的关系,概括为中央集权君主制下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种集权不是分权的架构,导致了层级众多的三级会议。在这一框架下,出身于贵族且大部分出生于巴黎的各类法官(审查官) ,包括总督、国务顾问、法院院长、国务秘书、大臣、财政总监、掌玺大臣等组成了政治阶级,而官吏、公务员等组

6、成的是一个官僚阶级。通过教育达成高度专业化的官僚群体,为现代国家机器的高效能运作提供了保证。由于最高的政治权力与文化权力机关都集中于巴黎,外省成为巴黎之外的另一个法国。外省与巴黎的冲突及其归顺,构成启蒙时代法国政治与文化版图中最重要的景观。很显然,在罗什的叙事结构中,一张小小的地图犹如扇起飓风的“蝴蝶的翅膀” ,导致了法国启蒙运动史的全面展开。其实,这一手法,不妨理解为由点及面的叙事史学的写作方法:凸显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强调引人入胜的叙事策略,达到出人意料的效果。就这点看,罗什的叙事是成功的。我们这样的评论,很容易让读者以为罗什是一位通俗的法国史学家。其实不然,罗什以“大风起于青萍之末”的方

7、式,在不动声色当中多方面展开启蒙运动的进程。作为一本学术著作,罗什着重强调“新制度与旧制度具有同质性” ,这或许就是他在序言中所称“旨在阐明感知与观念、习惯与实践是如何表现一个对于 18 世纪的人们来说或许是同质的结构的” 。本书第二部分进入“权力与冲突”的讨论。由于论述的主题聚焦于法国的政治与社会结构,于是,罗什采取了另一种更为巧妙的叙事方式。他将国王作为中心,将国王与王室、国王与教会、国王与人民、人民叛乱、公共领域、国家危机与社会危机等一系列政治史上的传统问题组成一个层次分明却相互关联的结构:如同一块石头丢进池塘中漾起的层层涟3漪。这块石头,就是孟德斯鸠的君主制理论。孟德斯鸠有关君主制度的

8、设计,既能保证传统的延续,又能满足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可以成为现代国家的统治方式。然而,无论是路易十四的“朕即国家” ,还是路易十五在“鞭挞演说”中表达的相同意见,都体现了专制制度的本质:国王既是物质的主体,也是法律的和政治的主体,又是宗教的主体。这样的国王具有绝对的权力。尽管这个时代,还充斥以各种方式表达的对于至高无上王权之颂扬,但对于人民而言,国王不再是天授神意的魔法师,人民追随思想家,以自己的立场与方式,加入了对于专制制度的抨击。人民对于政治制度的贴身感受来源于赋税。18 世纪国家税收的成倍增加,意味着人民负担的成倍增加。而税收的负担者主要是农民,国库的开支因战争而扩大,国家借贷也就变得

9、不可避免,其后果就是通货膨胀。因不满税收的用途与去向,人民对自我权利的保护意识日益高涨。人民与王权的冲突因此而展开。有意思的是,在罗什看来,军人也是人民,18 世纪中期以后,战争的威胁消除,军队性质也就发生了改变,军人受到启蒙思想的洗礼,不再唯王命是从。在巴黎,军队更多地充当辑捕犯人的警务工作。军人不再唯王命是从,而越来越承担起保护人民的国家主人的角色。按照孟德斯鸠的观点,在专制国家里,国王具有审判权,而在君主制国家则不然。于是,司法改革所导致的权力冲突异常激烈。 启蒙运动的革新者提出刑法要建立在个体自由、责任与理性之上,镇压必须非宗教化,减少死刑,社会救助与政府救助渐渐兴起。罗什认为,当救助

10、成为政府的一个工作目标时,也就是机构社会取代宗教社会之际,也是国王退位之日。社会与政府的成熟,表明这个国家可以不需要国王了。在第十章叛乱的终结中,罗什又回到人民的讨论中来。在这一章,他首先讨论了启蒙时代前后不同的“人民” 。在旧制度下,人民是卑鄙的、粗俗的、乞讨的、贫穷的、野蛮的、爱凑热闹的、下等的,他们的特征是原始和兽性,他们的代名词是暴徒,是叛乱的乌合之众。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多地思考贫穷的原因以及摆脱贫穷的途径,他们从人民创造财富这一点出发,要求国家合理运用权力和担负起责任,承认人民的工作能力,向所有的人提供工作,以及实现普遍的社会救济等。对民众加以清晰的定义并与“贱民”相区别,成

11、为启蒙运动关键性的成果。普通市民、普通劳动者的形象,成为当时各种文艺作品的主角。农民不再满足于教堂与领主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原有的村镇共同体或农民共同体也不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乡村显贵与领主的经济剥削激起农民的反抗,更重要的是不合理的税收所导致的农民反抗。思想家开始思考一个问题,能不能通过教化来引导农民,使他们4成为公民。而就在这一时期,农民及市民对于专制制度的反抗愈演愈烈。抗税及走私成为最主要的反抗方式。面对反抗,国王有时会做出让步,但古老的政治体系,没有能力从根本上适应变化了的时代与变化了的人民。回到上文,之所以说国王是宗教的主体,是说国王的权力由上帝授予。在 18 世纪的法国,政治力量与宗

12、教力量共同塑造国王神圣不可侵犯的形象。通常认为,国王是世俗之王,宗教在国王的保护下管辖精神世界。作为回报,居于社会第一等级的教会享有免税及其他特权。因税赋及教会财产尤其是教会所拥有的大约占全国土地面积 10%的地产的归属,教会与国王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冲突,其结果导致 1750 年教会与国家的神圣同盟不复存在。为了对付教会的反抗,国王对清教徒与犹太教徒更为宽容,国家的世俗化过程与宗教自由相辅相成。就在此时,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对宗教神学发动猛烈的抨击。在 18 世纪的法国社会,贵族是第二等级。与教会一样,贵族同样享受豁免赋役的特权。有趣的是,在国家财政的压力下,国王要求贵族纳税,却为最高法院所拒绝。

13、这是因为,由三个等级构成的法国社会,不能承受因贵族纳税所带来的制度性冲击。在征收了贵族的徭役税之后,是不是还要征收他们的人头税?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贵族阶层并不简单划一,18 世纪的贵族主要是受封的资产阶级,他们中的一部份人从事殖民地探险,一部分人从事工业和矿业活动,还有一部分从事房地产投资或公债投机。这些新型贵族倾向于打破阶级等级的司法范畴,形成一个新的生存群体。有意思的是,对于第二等级特权的挑战原本来自于第二等级自身。也就是从 18 世纪开始,法国的“公共领域”开始成长起来。所谓“公共领域” ,按照哈贝马斯的定义, “资产阶级政治公共领域” ,是一个摆脱了国家控制的舆论空间,一个对国家

14、进行批判的公共领域。在 18 世纪的法国,学校教育普及,教育目的改变为培养终生学习的公民。教育打开了社会流动之门,文化精英通过文化社交团体聚合在一起。各种会社、沙龙,构成法国文化与法国政治最奇特的景观。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均因此而发生变化,人际关系网的扩张激发了传统社会的危机。有了危机,于是就有了解决危机的法国大革命。按照罗什的话说,第二部分的内容可以概述为:我们应该“透过政治和行政方面的行动以及各种冲突、危机和抗议,来理解从旧政体的运作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开明专制制度,以及持续地保持国家连续性的手段和形式。 ”不妨用一句有些庸俗的话简而概之:旧制度孕育了新制度。第三部分

15、讨论启蒙时代人民的绚丽生活,包括人口增长、医疗普及、农业成就、图书5与科学发展;讨论个体自由,包括父权的衰落、个人创业、自由与平等的观念;讨论消费与服饰;讨论非神圣化与世俗化,讨论饮食、烹调、装饰品与艺术;最后是巴黎和巴黎的文化。按照罗什的归纳, “主要突出基本价值领域的变化” ,亦即那个时代人民的基本价值观的变化,包括生命现象、生产活动与物质文明。很显然,变化是一个长期而延续的过程,旧时代是新时代的襁褓。这是一场大戏,巴黎是它的主要舞台。法国人常说,巴黎并不能代表整个法国。然而,我们在罗什奉献的这部巨著中分明看到:“巴黎即是世界,其它地方皆为其郊区” 。确实,首都之所以成为首都,是因为这个大

16、都会几乎集中了所有的权力要素。巴黎和外省就好比我们的大脑和躯干。法兰西学术院设在巴黎,这个机构的威严不仅书写在史书里,更镌刻在文化主义者关于城市权力建构的基本概念中。巴黎教会的影响力也是巨大的,梅西耶曾断言道:“任何一个巴黎神甫都抵得上一般的外省主教” 。不仅如此,作为首都,巴黎的影响力更得益于她优厚的物质条件;旅行的、做工的、寻求前途的人们汇聚于巴黎,城市建设的最新变化显现于巴黎,重要的监督管理机构设立于巴黎,由新潮和时尚构成的都市风格烂漫于巴黎,各种信息汇集于巴黎并将共鸣的声波远远地传播出去。出版物、戏剧、音乐是文化传播的载体,也为启蒙的种子铺垫了温床。剧院尤其是一个兼容并蓄的场所,它和教堂一样汇聚了不同的社会元素。在那里,正厅后排座位上的自由者在批判豪华包厢里的奢华和造作的同时,也感受到了富裕的生活模式和富于文化内涵的活动所带来的快乐。虽然由阶级、财富、文化构成的区隔仍然存在,但是阅读、戏剧、音乐为不同的社会人群提供了一个共生的空间,人们的生活态度随之发生了改变。于是乎,仆人戴上了手表,店员穿起了新衣,学徒也把自己打扮得仪表堂堂。巴黎渐渐成了外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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