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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侵权法一般条款与纯粹经济损失的责任限制侵权法一般条款与纯粹经济损失的责任限制梅夏英【摘要】纯粹经济损失横跨合同与侵权领域,对传统的民事责任体系提出了重大挑战。在纯粹经济损失赔偿的问题上，首先应解决的，是权利保护与纯粹经济损失之间的关系，以及权利损害与义务违反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权利的保护和损害赔偿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裂隙，权利并不能决定财产损失是否属于纯经济损失。因此，通过权利损害来界定可赔偿的经济损失的范围，其作用相当有限，侵权法应更多地关注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关系，从义务违反的角度整理侵权法。相应地，基于现有法律架构以及基本国情，我国应采取德国式的侵权法一般条款立法模式，从义务的违反的角度解决纯
2、粹经济损失赔偿的有关问题。我国侵权责任法的立法工作已经进入关键阶段。在立法过程中，对于侵权法一般条款的讨论始终贯穿其中。作为统领侵权法其他条款的总原则，一般条款对侵权法系统中的各个部分均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侵权法一般条款与纯粹经济损失之间的关系为入手点，对纯粹经济损失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分析，并对在我国侵权法立法中如何处理纯粹经济损失这一问题提出建议。一、现行一般侵权行为的规范模式下的纯粹经济损失赔偿在大陆法系传统立法中，侵权行为一般条款主要以德国模式和法国模式为代表。两种模式在实际运用当中，对纯粹经济损失赔偿的态度和所采取的技术手段是不同的。德国模式采取三段论的递进方式，对侵权行为层层筛选;法国模
3、式则是通过灵活、概括的方式对侵权行为进行规定。德国民法典第 823 条第 1 款列举受法律保护的权利，第二款对之进行补充，以保护权利之外的法益;第 826 条亦为对第 823 条第 1 款的补充，旨在缺乏明确的权利和义务情形下，对背俗侵权进行救济。此种模式对于纯粹经济损失的赔偿，采取了一种严格的限制态度，它以“权益保护”为中心，辅以“义务违反”这种类型化的方式，对侵权损害进行救济。为克服这种过于严格的规定，德国法院分别采取了绝对权利的创设和扩张、合同效力的扩大和灵活运用来解决纯粹经济损失的赔偿问题。这一模式也为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所采纳，但略有改动。法国民法典作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是世界上
4、第一部资本主义民法典，对后世民法发展的影响十分深远。而法国人所特有的浪漫气息也在这部民法典中有所体现，作为侵权行为的一般条款的第 1382 条和 1383 条更是以其概括性而著称。这种模式没有排除对纯粹经济损失的赔偿，但规定得过于原则和抽象，因而面临与德国模式相反的问题，就是如何控制财产的范围，防止责任的过分泛滥。法国立法主要是采取两种方法来对此进行限制，一是侵权责任和合同责任的非竞合原则，二是在确定损害可赔偿的时候强调损害的直接性和确定性。通过上述分析，本人认为，对于纯粹经济损失的赔偿，应解决两个核心问题：一是权利保护与纯粹经济损失之间的关系;二是权利损害与义务违反之间的关系。二、权利保护与
5、纯粹经济损失(一)权利损害与纯粹经济损失的赔偿范围的限定方式基于个人主义的权利观念，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都曾经以是否涉及到权利的直接损害来认定纯粹经济损失的存在，也就是说，只有与权利受到损害相关的损失才是法律必须救济的损失。其原因在于，基于民法的权利法性质，不法行为及相关赔偿在逻辑上只有透过权利纽带才能得到认定。不然，民法的权利体系和责任就会产生脱节。有鉴于此，德国立法和司法在认定可赔偿损失范围时，需要通过扩张绝对权利的效力和类型、扩大合同的效力来获得损害赔偿的正当性。1.绝对权利效力和类型的扩张德国法通过对所有权的有限扩张解释，来解决物的使用阻碍问题。所有权的损害不以所有物的实际受损为限，而是
6、扩展到物的使用受限问题。经典的案例体现为因水道阻塞使船舶受困案和储油库爆炸案。这两个案例通过所有权使用限制来认定所有权受到损害，从而将纯粹经济损失纳入权利损害的保护范围。除了对所有权的效力进行扩张解释外，德国法还通过新权利的创设来对纯粹经济损失进行救济，如法律上创设了一般人格权和营业权，使相关的纯粹经济损失通过权利侵害获得了救济。本人认为，通过绝对权利效力和类型的扩张，来对纯粹经济损失进行有限度的保护，这种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其原因在于，第一，诸如物权等绝对权利，本质上体现的是一种静态的个人利益。其核心在于权利人对于物的现实占有和支配的完整性。至于对物的支配，受何种环境的影响，达成何种效果，应
7、不影响物权的完整性。第二，诸如一般人格权和营业权的创设，虽然在形式上扩大了纯粹经济损失，但从权利的结构来看，这些新创设的所谓的“权利”只有在被侵犯时才体现出来。此处的权利纯粹体现为一种“居间”的效果。如果继续采取这种方法，就会导致实践中“权利爆炸”的现象。2.合同效力的扩张在对绝对权利和类型的扩张来加强对纯粹经济损失受限的情况下，德国立法采取了通过合同效力的扩张来解决相关纯粹经济损失问题。这分别体现为积极侵害债权、缔约过失责任、附保护第三人作用的契约制度的设立上。法国模式由于侵权一般条款过于抽象，没有通过“权利的侵害”来约束侵权行为的范围，故其适用范围相当宽泛。对此，除采取非竞合原则来限制侵权
8、责任向合同责任的渗透以外，也通过合同效力的扩张来解决纯粹经济损害赔偿。典型的做法如为第三人利益订立契约和直接请求权理论的建立。通过合同效力的扩展来保护纯粹经济损失，一方面是基于合同关系中发生无限损害的危险较少，法院也能通过合同当事人之间的特定关系，合理的延伸契约合同义务的类型和对第三人的效力;另一方面也基于合同义务的扩大，使纯粹经济损失的赔偿具有更大的可预测性和确定性。但这种方式运用到一定的程度便会造成侵权责任和合同责任的混淆。(二)绝对权利保护和纯粹经济损失的认定之间的关系纯粹经济损失目前在世界各国立法上并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除了公认的合同损失为纯粹经济损失以外，对其他纯粹经济损失有两种主要
9、观点：一是纯粹经济损失是指那些不依赖于物的损坏或者身体及健康损害而发生的损失;二是非作为权利或者受到保护的利益侵害结果存在的损失。后者在权利侵害和纯粹经济损失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在此前提下，因为权利直接受侵害而造成的损失为可赔偿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其他的损失则原则上不予赔偿。比如一个农夫早晨在农田里工作时，因过失撞倒铁路桥的一个桥墩。毫无疑问，他必须承担桥梁的维修费用，至于铁路公司因此而误工的损失也应该作为间接损失进行赔偿，因为这是包含在桥梁所有权损害认定的范围之内的。但对于因桥梁损坏而转车的乘客的费用，则不无疑问，通常都认为属于纯粹经济损失。但若假设桥梁的所有人是乘客之一，那么
10、作为所有人，仅该乘客有权以间接损失要求对额外的交通费用进行赔偿，而其他旅客和铁路公司均不可要求赔偿。这说明，将所有权侵害作为认定损害是否属于纯粹经济损失并没有本质的意义，它只是一种机械的损失排除方法，没有逻辑上的必然性。由此我们必须澄清两个问题：第一、所有权受侵害与经济损失之间是否存在必然关系。作为民法上最基础的绝对权利，所有权的价值在于对物的价值完整性的维护，在这一前提下，对所有权侵害的救济主要体现在恢复原状这一方式上，至于因物的损害而导致价值上的损失则必然属于可赔偿损失。如果不因物的损坏，而是因所有权的权能受限而造成的损失则不在赔偿之列，上述观念仍然在现当代有所体现，如欧共体产品质量指令中
11、的责任制度。当然这种做法后来在各国均得到了修正，将可赔偿损失扩展至所有权权能受影响的情形。但将所有权侵害扩展至其权能受限上，除了界定赔偿范围以外，一方面会造成诸多远离所有权的怪诞结论;另一方面对认定纯粹经济损失并无实质帮助。第二、间接经济损失与纯粹经济损失之间的关系。上文通过案例已经分析了，某种程度上，间接经济损失与纯粹经济损失依赖于所有人的确定，这是所有权作为责任限定技术的一个例证。事实上，所有权和人格权侵害等在损害赔偿上从来就是作为责任限定的因素，而不是作为责任产生的依据来发挥作用的。除此之外，目前对于纯粹经济损失是通过四个明显的特征来界定的，即财产性、无形性、独立性和直接性，已示于可赔偿
12、损失的区别。但显然这四个标准都没有很严格的操作意义。财产性特征自不待言，对无形性来说，经济损失最后均会体现为一种金钱的损失;对独立性而言，我们很难说纯粹经济损失在任何方面与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害都没有关联，纯粹经济损失或多或少的通过因果关系与侵权人的行为有所关联，这一点与间接经济损失几乎毫无区别;对直接性而言，如果以权利人的身份来认定侵权行为与损失之间是否具有直接性，这是不合逻辑的。本人认为，从上述分析可以基本形成一种观念，权利的保护和损害赔偿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裂隙。事实上，我们在强调权利保护的时候，更多关注的是对权利人所受损害的赔偿问题，而这种赔偿无一例外地体现为对财产损失的救济。至于哪些财产
13、损失属于直接损失或间接损失，哪些财产属于纯粹经济损失，它体现的是一种对可赔偿范围的技术限定，与权利本身并没有本质的联系，权利此时体现的只是一种“基准点”的作用。当然，对权利的救济并非没有任何实质内容，它体现在诸如物权请求权、人格权请求权等以恢复权利完整为目的的责任方式上。三、权利损害与义务违反毫无疑问，通过权利损害来界定可赔偿的经济损失的范围，其作用是有限的。而值得注意的是，现当代民法的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民事义务的类型化及其活跃程度远远大于民事权利的扩张，在侵权法领域尤为明显。如现当代民法一般安全注意义务、合同义务体系等，催生了诸多制度的产生。也就是说，侵权法更多地关注行为与损害之间的
14、关系，甚于权利的保护。(一)权益的不确定性与义务的确定性权利和法益虽为不同的概念，但其共同点在于：一为先设性;二为界限模糊性。这两者决定了权益的不确定性，一个抽象的权利和利益放到现实生活当中，很容易受周围环境的侵扰甚至吞噬。如拉伦茨认为，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权利是无法界定的。某人享有一种权利，意思是说，他依法能享有什么，或者应享有什么，这只能是一种框架概念。所谓这里的什么，可以有各种情况，如对人的尊重，或所有权，或请求，从而有各种不同的类型，某人依法享有什么，是一种基础关系，是规范领域内不能再引申的基础类型，即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关系。义务也同样服从这一基础关系，但为何在侵权法上选择权利进路，而抛
15、弃义务违反进路，这是值得考虑的。法益的模糊性更甚于权利，梅迪库斯则认为，权利在私法中所占的主导性地位，长期以来遮盖了传统学说考察其他思路的视线。人们将那些仅仅通过个别的命令或禁令得到保护的法律状态，也视作了权利。这种看法扩大了侵权法上的损害赔偿的范围。如对营业活动的保护，将不正当竞争行为禁止，但这样一种看法也会把经营资产当作所有权一样来看，如顾客资源和声望等，显然将会对正常的竞争行为也产生一定影响。可见，学理上对于权利和法益并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概念，此问题到现在也没解决。从而权利和法益的边界无法由其自身来界定，只能通过义务来完成，这就意味着，合理设定可操作的义务，以设定权益的边界在技术上是一种
16、切实有效的办法。(二)义务违反：“违反保护第三人的法律”的重要性德国民法典第 823 条第 2 款规定了，违反以保护他人为目的的法律者，负相同的义务。如果根据法律的内容并无过失也可能违反此种法律的，仅在有过失的情况下，始负赔偿义务。这一款就是在缺乏明确的权利类型情况下，从义务违反的角度对法益的一种保护。这一款很容易给人造成误解，即按照德国的违法性理论，侵害绝对权无疑违反了以保护他人为目的的法律，因此该款没有太大意义。实际上，第 2 款针对的是缺乏权利类型的广泛的法益的保护。这种保护是以违反某种秩序为前提的，主体对某种秩序所享有的法益不可能被类型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确定义务的违反，却不能确定何种权益被损害。在实际生活当中，对于公共秩序的违反，往往带来的损害更为严重，它涉及的人数众多、因果关系复杂、损害形式多种多样。法律不可能将其作为纯粹经济损失而不予救济，只能通过案件类型化和政策考量来妥善处理。这一类保护第三人的法律，在我国立法中体现为如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20 条第 1 款、可再生资源法第 2931 条、证券法第 76 条第 3 款等规定。除了通过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