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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社会学分析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社会学分析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社会学分析张人杰，广州师范学院科学技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卓越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却是一个被忽视的领域。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对技术进步的研究，仍然比其他领域例如对短期供求的分析要远远落后。 （注：J亚当库珀等主编：社会科学百科全书 ，上海译文出版社，中译本第 703 页。 ）在社会学领域，这种情况显得更为突出。直到最近几十年，社会学才开始注意到科学技术对人类的影响，并且开始注意到影响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过程。 （注：PJ奥康内尔：社会学辞典 ，五南图书出版公司，中译本（朱岑楼主编，
2、彭怀真等译）第 759 页。我们注意到，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已有不少著作，这些研究来自德国法兰克福学派，近期的有英国社会学学人库马尔（Kumar,K.）等。 ）科学技术社会学至今尚在构建之中。至于教育社会学的著作或教材中，给“教育变迁与科技革命”以专章论述的，那就更为鲜见，这和“教育变迁与经济发展”不断地得到研究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科学技术的社会后果上，似已达到了共识，即好像都承认科学技术有其正面和负面的影响。不过，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西方“大学中的研究人员始终未能评价他们的发现所具有的积极后果和消极后果。 ” （注：参见国际教育局出版的季刊教育的信息与革新 ，法文版 1988 年 6 月，
3、总第 55 期。 ）尤其是，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事实上更容易被低估。正像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我国的科学工作者和公众意识现在都比较着重看到科学技术的正面作用，对科学技术的正面作用的期望值也比较高，而对科学技术的负面作用则估计不足，他们倾向于科学乐观主义。 （注：张华夏：克隆技术与社会伦理对克隆绵羊的科学哲学与科学伦理的反思 ， 开放时代1997 年第 4 期。 ）况且，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之性质及成因还不时地被误释，这甚至见诸于科学技术负面影响的专论。鉴于此，今天用社会学的视界来说明当代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就显得十分必要。我们审视的时间跨度约半个世纪，讨论的问题有三个：对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进行审视具有
4、什么性质，科学技术产生负面影响的机制是什么，以及科学技术产生负面影响的根本原因又是什么。一、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的审视是科技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直到 1935 年，著名的哲学家埃德蒙德胡塞尔（Husserl,E.）在布拉格的德语大学和捷语大学讲演时，还不得不这样地开宗明义：“我很清楚，在这向科学奉献的地方，连我这个系列讲演的标题欧洲科学危机和心理学也会遭到反对。我们真的有理由谈论科学的危机吗？近来经常听到的这一类话不是一种夸张吗？” （注：德埃德蒙德胡塞尔著，张庆熊译：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 ，中译本第 3 页。 ）在西方， “科学再次全面地受到质疑” ，且遭致严厉的批评
5、，则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注：G德朗舍尔著， 教育实验研究 ，1982 年法文版，第 24 页。在光明日报出版社推出的中译本第 22 页上，将“科学再次全面地受到质疑”译为“在一般情况下对科学的进一步质疑” ，疑有误。本文对教育实验研究的引述，均据法文版译出。 ）换言之，对科学进行全面而又严厉的批评，乃是和新科技革命的开展同时发生的。我们知道，这一新科技革命是以信息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为主要标志，在电子技术、能源、材料、宇宙科学、海洋学和生命科学等领域中的革命。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 “信息时代”或“信息社会”一词已普遍出现于各发达国家的大众传媒（注：参见台湾成人教育1994 年第 2 期
6、。 ） ，九十年代初，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阐述的知识经济这一概念（注：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其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报告书中的定义，知识经济（KnowledgeEconomy）指谓建立在知识及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于是知识被视为经济的主导因素，并处于中心地位，而信息则替代物质成为战略资源。 ） ，以及近年来关于未来几十年的技术预测（注：例如， 二十一世纪的八大新技术 ，黄子坚译载于上海译报1987 年 3 月16 日；未来五十年将实现的科技成就 ，易家康译载于世界科技译报 ，转载于广州文摘报1998 年 2 月 18 日；日本科技厅关于未来三十年新技术预测 ， 环球时报 ，1990 年
7、1 月 10 日，二十一世纪科技预测金哲等主编二十一世界预测等等。 ） ，也都进一步确认知识或信息将日益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始于五十年代的对科学的再批评其矛头指向什么？这一再批评的社会蕴涵又是什么呢？这种对科学的再批评，首先是将其矛头直指认识论。在当时，以及随后进行的关于认识论的激烈争论中，科学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再次受到质疑。有些学者认为，更应强调的不是定量研究，而是定性研究。 （注：G德朗舍尔著， 教育实验研究 ，1982 年法文版，第 10 页。 ）这一见解同样存在于自然科学领域：“当知识已急剧增长，并达到一个世纪以前甚至连做梦也想不到的复杂程度的时候，处于最前沿的研究者认识到，他们
8、对自然现象的理解仍然是多么肤浅，而且定性研究显得仍然是多么重要。 ” （注：G德朗舍尔著，教育实验研究 ，1982 年法文版，第 24 页。 ）心理学家皮亚杰（Piaget,J.）也持此说。这是对古典科学知识之局限性的考虑。此外，许多研究者还日益深入地探索其学科的思想结构和社会文化根源问题，亦即越来越深入地探索科学的发现究竟是怎样获得的这一问题。在这方面，诸如波珀（Popper,K.R.） 、库恩（Kuhn,T.S.）的论述有相当的影响，美国耶鲁大学的哲学教授汉森（Hanson,N.R.）于 1958 年在其发现的模式一书中提出的观点，倒也令人耳目一新。科学发现之获得，历史上一直有两种看法，一
9、种认为是来自归纳推理，另一种认为是来自假说演绎系统（HD）系统。这种争论，既见诸公元前三世纪斯多噶派与伊壁鸠鲁派之间，又见诸于近代培根与笛卡尔之间。直到现代，对归纳和演绎的问题，仍然有许多不同的看法。汉森则以科学史证明：科学发现的逻辑模式既不是归纳的，也不是演绎的，而是逆推的，亦即科学发现所致力的工作是从被解释项到解释项。 （注：张聚：汉森论科学发现模式 ， 中华读书报1990 年 3 月 11 日。 ）再者，到八十年代初，业已确立参与式观察等方式的地位：“几乎已没有人否认，只有观察者学会亲临其境地观察，只有主体以批评的方式和反思的方式进一步认识客体，科学才能继续进步。 ”对参与式观察等方式的
10、强调， “至少表明了一个重要的新意识，亦即科学具有技术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性质，而且与人有关的一切，都同时具有物质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历史的性质 ” 。 （注：莫兰（MorinE.）：论科学 ， 世界报1982 年 1 月 7 日。 ）公众对科学持疑虑，乃是“科学再次全面地受到质疑”的第二层面的涵义。这种疑虑，被称之为“更富有感情的，甚至更为激进的” 。这种疑虑的产生，有社会事实为依据。自五十年代末开始，尤其在六十年代，形势出现了急剧的逆转。人们发现，科学和技术方面的新进展，并没有给富裕的国家带来幸福，也没有给这些国家带来和平，而欠发达的国家中的贫困现象却开始明显地加剧。此外，高度工业化国家中的
11、居民在食物和生活设施方面的需求多半已得到满足，人们开始对生活质量的关心甚于单纯的物质需要。简言之，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中，一系列因素在动摇着人们对科学的还很盲目的信赖将科学视为能够解决人类所有问题的手段。 “黄金的六十年代”的受益者尤其发现：掌握核能可能意味着全球的毁灭；相对贫困在拥有最先进技术的国家里远未消失，而在“发展中”国家却还在加剧；科学进步远未与道德进步保持同步；尽管人们已获得一些新的自由，但又陷入了新的束缚之中，这些新的束缚是为了使人成为懂得消费技巧的消费者而考究地设置的；与上述情况相反，在富裕的国家中，由于基本需要和第二位需要多半已得到满足，因此，从前是多么令人垂涎的生活设施和消
12、费品已不再使人真正地感到兴趣；在最有头脑的人士中间，重新优先考虑情感的、社会的和审美的价值（注：G德朗舍尔：教育实验研究 ，1982 年法文版，第 24 页。在光明日报出版社推出的中译本第 22 页上，将“科学再次全面地受到质疑”译为“在一般情况下对科学的进一步质疑” ，疑有误。本文对教育实验研究的引述，法文版第 25 页。 ）可见公众的种种疑虑本身就是将矛头直指科学技术负面影响的探索。现在看来，这是一种前期探索，但上述概括实际上却是此后关于科学技术负面影响的分析架构。科学自五十年代起受到的上述两方面的批评，无疑应予以肯定。从这种批评的社会原由来看，正象有人指出的，这种批评可以由同时存在的两种
13、现象来解释，一是科学取得了惊人的发展，二是科学令人失望；就这种批评的社会后果而言，可以发现长期沿用和广泛传布的一种理论概括之不足。根据这一理论概括，西方学者对科学技术革命的看法被分为两派，一派被称为“乐观主义的” ，它把科学技术看成是克服西方社会中各种矛盾和医治西方社会中各种“病症”的万能手段；另一派被称为“悲观主义的” ，它把西方社会中一切弊端都归咎于科学技术，并预言人类在“技术文明”的道路上不可避免的灭亡。根据同一理论概括，科学技术的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共同观点就在于把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意义加以夸大和绝对化，还将科学技术看成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因素。 （注：取这种分类和进行这样分析的，例如
14、有前苏联的 M费多谢耶夫（参见其哲学和科学认识一书，1983 年，潘培新已将该书第 3 篇第 2 节译载于国外社会科学1984 年第 10期） ，另有我国的易桀雄（参见其科技革命与社会变革一文，中国教育报 ，1985 年 9 月 3 日） 。 ）这一分析，确实有其不容忽视的可取之处：强调历史上任何一个具体社会的面貌都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决定的，从而为全面地研究技术在社会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学方法论前提。这一分析的局限性是把复杂的事物简单化了。诚然，将科学技术的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列为两种极端的情形后加以分析，也未尝不可。不过，介于这种极端之间的，西方还有许多种对科学技术的看法。上
15、述“疑虑”便显然不能被列入“乐观主义的”范畴，而距离“悲观主义的”又甚远。具体地说，将西方学者关于科学技术革命的看法分为两派，至少在解读科技革命上有这些欠妥之处：（一）容易忽视一个事实，亦即在最富裕的国家中，科学技术“乐观主义”的影响已呈现弱化的趋势。这种趋势，最近再次得以确认：“我们在经历过往二、三十年来对工具理性的反省舆批判，已很难对科技再采取浪漫或天真的乐观态度。 ” （注：吕志伟：批判理性、社会实践与香港困境书评， 香港社会科学学报1997 年第10 期。 ）由于忽视这一事实，致使上述分析，很可能会因事实根据不足而难以令人置信，或者会有“无的放矢”之嫌。（二）容易忽视西方在发展技术的同
16、时，至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已开始关注伦理价值。1983 年，在慕尼黑举行的国际大学联合会会员大学校长会议上，联邦德国一大学校长更着重指出，不应该以牺牲伦理价值为代价来换取技术的发展。他问道：“当我们突出技术的时候，对文化和社会的发展的关注是否够了呢？”他还强调：“科学技术的发展，固然给人类带来很大的变化和广阔的前景；生产率的提高，诚然是发展中国家必须达到的目标。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在技术发展与伦理价值之间失调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势必会失去特性、牺牲文化和毁坏环境，况且，为技术发展已付出了什么代价？” （注：国际大学联合会通报 ，1983 年第3 期附件，法文版第 10、14 页。 ）客观地说，对诸如此类论述的忽视，事实上已形成对非西方国家理论界和公众的误导。（三）更主要的是容易忽视西方学术界对“技术主义”的批判可能给人的启示：八十年代初，经过对科学的再批判，犹如上文所示，对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