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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编编辑辑本本段段一一、文文学学名名词词诗经根据乐调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风:是不同地区的地方音乐。 风诗是从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15 个地区采集上来的土风歌谣。共160 篇。大部分是民歌。 雅:是周王朝直辖地区的音乐，即所谓正声雅乐。雅诗是宫廷宴享或朝会时的乐歌，按音乐的不同又分为 大雅31 篇，小雅74 篇，共 105 篇。除小雅中有少量民歌外，大部分是贵族文人的作品。 颂:是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内容多是歌颂祖先的功业的。颂诗又分为周 颂31 篇，鲁颂4 篇，商颂5 篇，共 40 篇。全部是贵族文人的作品。从时 间上看，周颂和大雅的大部分产生在
2、西周初期； 大雅的小部分和 小雅 的大部分产生在西周后期至东迁时； 国风的大部分和 鲁颂、商颂产生于 春秋时期。从思想性和艺术价值上看，三颂不如二雅，二雅不如十五国风。“赋”的表现手法：“赋”即“铺”，是陈述铺叙的意思。如卫风氓叙述古代一个女子从恋爱婚变决绝的过程；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用赋的手法写男子向女子求婚。这个男子一脸憨笑、耍着小小的花招，假装卖丝，向女主人求婚。一方面男子有点嬉皮笑脸不太严肃，另一方面这一男子求婚心切，不惜乔装冒险。这一句描写既表现了男子的狡黠、急切，又为下文两人的婚姻悲剧埋下伏笔并构成对比。 “比”的表现手法：“比”，就是比喻，比拟，借代，夸
3、张等，不是单纯的比喻，包括的面较宽，这就是朱熹所说的“以彼物比此物也”。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以桑叶之润泽有光，比喻女子的容颜亮丽。另一说，用桑叶茂盛比喻男子情感旺盛之时。 “桑之落矣，其黄而陨”以桑叶的枯黄飘落，比喻女子的憔悴和被弃。从桑叶青青到桑叶黄落，不仅显示了女子年龄的由盛到衰，而且暗示了时光的推移。另一说，喻男子情意的衰落。 “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桑葚是甜的，鸠多食则易致醉；比喻爱情是美好的，人多迷恋则易上当受骗。男人沉溺于爱情犹可解脱，女子一旦堕入爱河，则无法挣离。这是多么沉痛的语言! “兴”的表现手法：“兴”就是朱熹所说的“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
4、“兴”的意思是“起”，是托物寓情，是寄托，是联想，其作用是含蓄、蕴藉，是言有尽而意无穷。有些情感如果直言表达，容易穷尽。把情感寄寓在形象之中，让读者不知不觉地从形象中受到感染，产生意味无穷的效果。比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小雅采薇），如果舍去景物，不过是说“去时是春天，回来是冬天”，还有什么意味呢？ 氓中的第 3、4 两章这两章以抒情为主，诗中皆以桑树起兴，从诗人的年轻貌美写到体衰色减，同时揭示了男子对她从热爱到厌弃的经过。“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以桑叶之润泽有光，比喻女子的容颜亮丽。“桑之落矣，其黄而陨”，以桑叶的枯黄飘落，比喻女子的憔悴和被弃。“于嗟鸠兮，无食桑
5、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则以“戒鸠无食桑葚以兴下句戒女无与士耽也”(朱熹诗集传)。在这里，女子以反省的口气回顾了婚后的生活，找寻被遗弃的原因.赋比兴赋比兴目录隐藏详细解释 历代认识详细解释 历代认识赋比兴是中国古代对于诗歌表现方法的归纳。它是根据诗经的创作经验总结出来的。最早的记载见于 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 ”后来， 毛诗序又将“六诗”称之为“六义”：“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唐代孔颖达 毛诗正义对此解释说 :“风、雅、颂者 ,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 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 诗之成形
6、。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 ”释义 赋：平铺直叙，开门见山。 比：比喻。 兴：托物起兴，先言他物，然后借以联想，引出诗人所要表达的事物、思想、感情。兴就是以情寓于象中，此象乃是意象也，故兴有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 编编辑辑本本段段详详细细解解释释赋赋赋陈，一作铺陈。铺排，是铺陈、排比的简称。在篇幅较长的诗作中，铺陈与排比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用的。铺排系将一连串内容紧密关联的景观物象、事态现象、人物形象和性格行为，按照一定的顺序组成一组结构基本相同、语气基本一致的句群。 它既可以淋漓尽致地细腻铺写，又可以一气贯注、加强语势，还可以渲染某种环境、气氛和情绪。 在赋体中，尤其是富丽华美的汉赋中，
7、赋法被广泛地采用。汉乐府和汉代某些五言诗也与汉赋互相影响，更将铺陈与排比相结合，相得益彰。 比比比即喻，是其中最基本的手法，用得最为普遍。 一般说，用来作比的喻体事物总比被比的本体事物更加生动具体、鲜明浅近而为人们所知，便于人们联想和想象。 兴兴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从特征上讲，有直接起兴、兴中含比两种情况；从使用上讲，有篇头起兴和兴起兴结两种形式。 编编辑辑本本段段历历代代认认识识“赋、比、兴 ”之说提出后，从汉代开始两千多年来，历代都有许多学者进行研究和论述，但在具体的认识和解说上，一直存在着各种分歧意见，众说不一。汉代对赋、比、兴的解释：汉代解释 “赋、比、兴 ”最具有代表性，对后
8、世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是郑众和郑玄两家。郑众说： “比者,比方于物兴者,托事于物。 ”（毛诗正义引）他把“比兴”的手法和外在世界的物象联系起来，认为 “比”是修辞学中以此物比彼物的比喻手法，“兴”是“起也”，即托诸“草木鸟兽以见意 ”的一种手法。论述虽较简单，但总的说，是抓住了 “比兴”这一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的特点的。郑玄的解释则不同，他认为： “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 ,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毛诗正义引)这里,除了讲“赋”的特点是表现手法上的铺陈其事 ,比较符合实际外，其他的解释则都跟政治、教化、美刺联系起来，这就把一定的表现手法
9、看成了某一特定文体的特征,不免牵强附会。毛传 、 郑笺中对于诗经的解释,常常在径情直遂的诗歌中 ,离开艺术形象去寻求有 关君臣父子的 “微言大义”，例如把爱情诗 关雎说成表现“后妃说乐君子之德”等，和这种对于 “赋、比、兴 ”的穿凿曲解，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后来孔颖达就不同意郑玄把 “比兴”分属“美刺”的说法，指出： “其实美刺俱有比兴者也。 ”（毛诗正义不过，郑玄把 “比兴”提到美刺讽谕的高度来看待，对唐代陈子昂、白居易等所标举的 “美刺比兴”说，是有启迪作用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论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 ,论述“赋、比、兴 ”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挚虞、刘勰和钟嵘。挚虞继承了郑众的观点，认为：“赋者,
10、敷陈之称也；比者 ,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艺文类聚卷五十六）他并且对汉赋的不 “以情义为主”而“以事形为本 ”、极尽闳奢巨丽之能事 ,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赋”的表现手法在汉赋的创作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发展 ,以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体 ,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相当一部分汉赋专门去铺采文地描摹宫室之美、田猎之盛等 ,以致缺乏深刻的、有意义的思想内容。挚虞对汉赋的批评是切中其弊的。由于汉赋中大量运用了比喻性的辞藻，容易使人误认为 “赋”与“比”有较密切的联系 ,和“兴”似乎无关,所以刘勰在谈到汉赋时 ,称其“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 ”,结果是“比体云构”， “兴义销
11、亡”（文心雕龙比兴 ） 。实际上这里所说的 “比”是“赋”中之“比”。由于这一原因 ,同时也由于中国古代抒情诗远比叙事诗发达 ,所以人们有时略 “赋”而标举“比兴”，以“比兴”概括诗的“三义”。刘勰对“比兴”的论述，曾受到 毛传和郑笺牵强附会说诗的影响，如他说过“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 尸鸠（指召南鹊巢贞一，故夫人象义 ”(文心雕龙比兴)等等。但他同时又继承了郑众的见解 ,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认为:“比者,附也；兴者 ,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 ,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 ”又认为“比”的要求是“写物以附意， 言以切事”。这就概括了 “比兴”作为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的特
12、点。他还指出 “诗人比兴，触物圆览 ”。即认为“比兴”的思维和手法必须建立在对外部事物观察、感触的基础之上。这些意见，都是很可取的。刘勰之后，钟嵘对 “赋、比、兴 ”的论述，有了更多的新内容。他说： “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 ”强调“兴”的特点是“文已尽而意有余 ”，应该有诗味或 “滋味”（诗品序 ） ，从而把艺术的特殊的感人作用与艺术的思维表现特点联系起来，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和对传统的突破。正是由于这一点，后来一些株守传统观念的人对钟嵘的这一贡献不仅不予承认，而且颇加非议，如说他“解比兴，又与诂训殊乖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 ） ；“说得不明不白 ”（
13、黎锦熙修辞学比兴篇 ）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钟嵘还正确地指出“赋、比、兴 ”“三义”各有特点，各有所长，不能割裂开来对待和运用。他说：“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 ”因此，他要求兼采三者之长： “闳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 ”（诗品序即认为真正的好诗，既不能单用“比兴”以致“意深”、晦涩，又不能单用 “赋”法以致“意浅”、芜累，只有兼采三者之长，酌情运用，才能感动人，“使味之者无极 ”。钟嵘的这一见解无疑是正确的。写诗要把事情写清楚，为读者所了解，就少不了要用“赋
14、”的手法。同时，诗歌要抒发情思，驰骋想象，感染读者，耐人寻味，就又少不了要用“比兴”的手法。钟嵘的 “闳斯三义，酌而用之 ”以及“文已尽而意有余 ”的观点，是符合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的，对后代诗论有很大的影响。唐宋时期的论述 唐代评论家对 “比兴”的论述，又有新的发展，即不仅仅把它看作表现手法，而是赋予了美刺讽谕的内容要求。这跟郑玄的说法，是有继承关系的。不过，郑玄是用政教美刺去牵强附会地解释 “比兴”的本义和诗经的篇章；唐人则是运用“比兴”的概念来表述自己的创作主张，强调诗歌应发挥美刺讽谕的作用，这就不存在牵强附会的问题。刘勰、钟嵘谈论 “比兴”，有时也是涉及内容的，如刘勰所说的 “诗刺道丧，
15、故兴义销亡 ”（文心雕龙比兴 ） ，钟嵘所说的 “兴托不奇”、 “托谕清远”(诗品卷中)等。唐代评论家更进一步把 “比兴”称之为“兴寄”，如陈子昂批评齐梁诗风“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 ”（修竹篇序 ，元稹批评唐初 “沈、宋之不存寄兴 ”（叙诗寄乐天书 ） ，而认为自己的诗 “稍存兴寄”（进诗状 ）等，所说 “兴寄”，也就是“比兴”。陈子昂又说： “夫诗可以比兴也，不言曷著？ ”（喜（嘉）马参军相遇醉歌序 ）殷也批评齐梁诗风说： “理则不足，言常有余，都无比兴，但贵轻艳。 ”（河岳英灵集序）所说“比兴”，也就是“兴寄”。可见，唐人论 “比兴”，大都是从美刺讽谕着眼的。柳宗元就明确地指出： “导扬讽
16、谕，本乎比兴者也。”（杨评事文集后序 ）白居易甚至还把 “美刺兴比”作为一个词组来使用，如说： “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谓之讽谕诗。 ”（与元九书 ）他们标举 “兴寄”或“比兴”,强调诗歌要有社会内容，要发挥社会作用 ,这对于促进唐诗的健康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宋代学者对 “赋、比、兴 ”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欧阳修在 诗本义中、郑樵在诗辨妄中，都对汉儒解诗的穿凿附会之风提出了批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李仲蒙和朱熹，他们对 “赋、比、兴 ”的解释，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李仲蒙认为：“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者也 ;索物以托情谓之比 ,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 ”（胡寅斐然集与李叔易书 引）他分别从 “叙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