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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沈从文后半生 大时代的孤舟特约撰稿 若安1934 年 1 月 18 日，行走在湖南横石和九溪的沈从文给妻子张兆和接连写了两封信。见到一个老纤夫和船主为一百钱争执，他在第一封信里为“活着的意义”有感而发：多数人爱点钱，爱吃点好东西，皆可以从从容容活下去的。这种多数人真是为生而生的，但少数人呢，却看得远一点，为民族为人类而生。要像那少数人一样，把自己的意义投射到个人生活之外的社会上去。这是上午的沈从文在河上漂流的思考。然而下午，看到山头淡淡的午后阳光，水底圆如棋子的石头，他又有了完全不同的感悟历史并不是那一套套用文字写成的，一代代人相斫相杀的宏大故事，而正是那“小小灰色的渔船，沉默的鱼鹰，石滩上走
2、着脊梁略弯的拉船人”：这些东西于历史似乎毫无关系，百年前或百年后皆仿佛同目前一样。他们那么忠实庄严的生活，担负了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世界中活下去。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将近一个甲子之后的 1992 年，25 岁的张新颖在收获杂志上偶然读到了这封信。“以前我总是糊里糊涂地觉得沈从文很好，但是不知道他好在哪里，也不知道他跟我有什么样的关系。读那个信的时候，忽然理解了沈从文的文学世界，也明白了沈从文后来为什么对杂文物那么用情。”只读过小学、湘西行伍出身的“乡下人”沈从文，四十多岁时已经写出七十多部作品，名噪一时，雄心
3、勃勃。然而在人生的下半场，他毅然宣布封笔。如今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的张新颖接受采访时说：“一般人是跳不出这个圈子，我要么写，要么不写。但对于一个人的事业来说，这些方式都没办法实现自己，都完蛋了，写和不写都完了。问题是沈从文能够从写和不写之间跳出来，找到了一个要做的事儿。”那件要做的事儿便是成为一个不起眼的杂文物研究者、解说员。数十年的漫漫岁月里，他克服外在条件的艰难和内心的痛苦，在这一领域筚路蓝缕，于喧闹暴戾之中，始终独善其身。学者傅国涌描述，“以后的三十年，中国少了一个作家，而北京午门下多了一个指点解说、抄写说明的老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就是其中的结晶。”如此的戏剧人生，上下半场似乎截然不同。
4、但在张新颖看来，1930 年代那个在河边参透“历史”的沈从文，已经为他的后半生埋下了浓重的伏笔。利用沈从文全集浩如烟海的资料，张新颖耗费 10 年所著沈从文的后半生最近面世。“从事杂文物研究是外部压力和沈从文内在主动选择的双重结果”，这是该书的一个主要内容。“沈从文把自己看作河中的一枚普通石子。他的生命也是一条河。那些在别的作家笔下要经受现代考验和质问的普通人，到了他眼中变成了生活自在的、自身有着人性纯朴品质的人，所以他会在妓女身上、在船夫身上、在最下等的士兵身上看到庄严、诚恳、努力的东西，对他们的尊重和学习，不管是他从事文学，还是后来进行杂文物研究，都是如此。”1972 年，沈从文刚从湖北干
5、校回到北京1948-1949：从崩溃到重生1923 年，踌躇满志的沈从文挟着铺盖在北京前门车站下火车。月台上的边城青年对眼前这座豁然敞开的古老城市说：“我是来征服你的。”二十多年后，这座城池差点将他倾覆。从抗战结束的次年回到北平以后，“民族自杀的悲剧”让沈从文忧心如焚。作为游离在国共两党之间的自由作家，他并没有明确的好恶倾向，始终警醒地和政治保持着适度的距离。1948 年 11 月，冯至、废名、沈从文和汪曾祺等人参加了北大“今日文学的方向”座谈会。在发言中，沈从文将政治对文学的影响比作马路上的红绿灯，表示“文学自然受政治的限制，但是否能保留一点批评、修正的权利呢？”他没有接受北大国民党负责人陈
6、雪屏的南下劝说，最终决定与朱光潜、梁思成等老友一道留下来。不过，他已然意识到，政治和政治的要求成了当下文学无可怀疑的前提。在给一个青年作者的信中，沈从文说“中国行将进入一新时代，传统写作方式态度，恐都得决心放弃这是我们年龄的人必然结果”。两个月后，风暴来袭。北京大学转抄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全文，并在教学楼挂出了“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大幅标语，这使沈从文感到极大的震恐，认为政治清算终于到自己头上，他写信给在香港的表侄黄永玉：“城，三数日可下，根据过往恩怨，我准备含笑上绞架。”不久又收到恐吓信，随即发展成“精神失常”。张新颖在和鲁迅研究学者孙郁对谈时说到，沈从文不是一个现代舆
7、论启蒙产生出来的、可以断然和过去决裂的作家，他的自我乃是从他那个苗汉混居的偏僻山野一步步成长得来的，要在一夜间把自己从前的经验全然否决，对他绝无可能。“梁思成是他非常好的朋友，他觉得清华也解散了，当然还可以照常做，很好啊，为什么不能接受？可是沈从文就是不能接受。从一代人共同的命运变成只有我一个人来承担这个命运，这个刺激太大了。”1949 年 3 月 28 日上午，沈从文在家里自杀，“用剃刀把自己颈子划破，两腕脉管也割伤，又喝了一些煤油”，所幸被家人发现，后送入精神病院。“有这个极端的行为也非常的好，就是我一个人走到绝望的最底部了，那么如果我还没有死，又活过来，那就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再把我推向死亡
8、了。所以这个自杀是一个新生的起点。以后什么样的东西都可以承受。”张新颖如是解读。悲剧之后，沈从文的状态转为了“静谧”和自省。“重获新生”的沈从文甚至给在香港的表侄黄永玉写信，劝他北上。貌似悖离本心，细想却可知，他何尝不是借着说服侄子来说服自己；而从此转型的后半生，他开始了“再不做就来不及”的新研究。早年的生命密码病情好转后，沈从文到新成立的历史博物馆工作，转攻古代工艺美术史。对于放弃写作，他并不惋惜，“有的是少壮和文豪，我大可退出，看看他人表演”。又说工美史的研究，“目下你们还来不及注意，过三五年就会承认的。”对即将开始的新事业，他充满了自信。这份自信和热忱当中，埋藏着早年生活中的点滴“密码”
9、：在湘西部队当兵时，沈从文一个月大概领 3 块钱的补贴，但有谁能够想象，在这个小兵的包袱里，有一份厚重的“产业”：一本值 6 块钱的云麾碑，5 块钱的圣教序，值两块钱的兰亭序，值 5 块钱的虞世南夫子庙堂碑张新颖介绍，在从文自传里面，曾特别写到他 20 岁的时候，在“湘西王”陈渠珍身边为其保管书画、青铜器、古书，“所以他闲着没事的时候要给陈晒书，清点文物，他就会产生一个很强烈的感情。”从湘西来到北平，青年沈从文方向未定，历史、文物、美术等书籍却是他的阅读之重。抗战时寓居云南，他也对西南文物中一些为历史和现代学人所忽略的东西情有独钟。汪曾祺回忆：“我在昆明当他的学生的时候，他跟我（以及其他人）谈
10、文学的时候，远不如谈陶瓷、谈漆器、谈刺绣的时候多。他不知从哪里买了那么多少数民族的挑花布。沏了几杯茶，大家就跟着他对着这些挑花图案一起赞叹了一个晚上。”张新颖用大量事实和实例证明，倾心杂文物研究，是沈从文自主而非被动的选择。在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这篇文章里，沈从文便透露了这个选择漫长的“潜伏”历程：我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份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生命其实是很奇妙的，他自己也不知道留了那么
11、大的一个密码，到他后半生的时候，这个线索就非常清楚了。”张新颖说。无人理解的杂物匠面对着艰苦的条件和动荡的环境，沈从文总算是找到了重新支撑起生命的东西。他在1949 年后期给张兆和的信里说：“我温习到 16 年来我们的过去，以及这半年中的自毁，与由疯狂失常得来的一切，忽然像醒了的人一样，也正是我一再向你预许的一样，在把一只大而且旧的船作调头努力，扭过来了。”1951 年的信里，他还写道：“我爱这个国家，要努力把工作和历史发展好好结合起来。”但他的周围，却不见得那么爱他。时任文物局长王冶秋由郭沫若一手提拔，他觉得沈从文转行是文人避风，“沈是灰色的旧知识分子，是在旧社会培养的，要控制使用。”在历史
12、博物馆，沈从文拿不到必须的办公材料，甚至都没有一个办公室，他只好在午门城楼一条走廊的小角落放了一张办公桌。结果，他就这样在午门楼上和两廊之间转了 10年。他的两个儿子看不出他弄古董“有什么意思”，曾和他长夜争执。三人各自劝说无果，一齐抹泪。沈从文还当过解说员，汪曾祺、萧乾等人都以此而为他不平；张新颖则认为，就当时情形看，那倒可能是他在博物馆上班时“最为放松、活跃、有意义”的时候。58 岁生日这天，沈从文在故宫陪美术学生们看了一天绸缎和陶瓷，十分疲累，回家后独自一人听贝多芬第九交响乐，觉得欢乐而清静。他给大哥写信说：“我总深信只要工作对国家整个向前有益，也就够了。个人吃点亏或生活寂寞些，都无妨。
13、”和 30 年前写短篇小说近似，他又充当了“打前站”的角色，例如绸缎研究，此前无人留意，近于空白点。助手王亚蓉回忆，“考古文物就数丝绸最麻烦。附着尸身，污染最重，又是文物中最脆弱娇贵的，是份费力不见好的工作。”他最关心的是扇子、马鞍、镜子、衣物、酒杯茶杯等等无限庞杂的日常用品，而这样的东西在传统的文物界是不被当作文物的，“过去是不能卖的”。张新颖由此前溯到 1902 年，“梁启超那时就说过，中国没有历史。看看二十四史，记载的就是为了改朝换代打来打去的历史，所以他说这个不是历史啊，真的历史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他们的物产、劳动、创造，这样一个思想跟沈从文后来的思想是相通的。”沈从文所做的杂文物研究
14、，其实与博物馆系统最为相应；可悲的是，这个系统却并不“识货知人”。除了王冶秋，管业务的韩副馆长也曾说：“终日玩玩花花朵朵，只是个人爱好，一天不知干些什么事！”这些领导认为，研究工作就是在书桌前待着。沈从文却从一己的经验提出“文物研究必须实物和文献互证”。这和 1920 年代王国维提出地上材料与地下材料互证的“二重证据法”异曲同工，但在几十年后的中国，却是“冒进”而边缘的。1953 年，历史博物馆曾在午门两廊布置了一个内部“反浪费展览”，展出的是沈从文买来的“废品”。譬如沈从文从苏州花 30 元买来的明代白绵纸手抄兵事学著作，还有花 4块钱买来的宋代暗花绫子，机头上织有“河间府制造”等字样，主办
15、者皆以为是“浪费”。“他们用意在使我这文物外行丢脸，却料想不到反而使我格外开心。”沈从文不以为“耻”，却乐在其中，兴奋地带着各地来的同行参观。那些历博领导看不上的素纸或是花布，在他心里都不仅仅只是实物本身，还有更多艺术品和劳动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就像他早年从小银匠锤制银锁银鱼，一面因事流泪，一面用小钢模敲击花纹，从中发现工作成果以外劳动的细微情绪一样。张新颖说，这件事除了表明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的现实处境和政治地位，还显示出，从文物的观念上来说，沈从文的“杂货铺”和物质文化史研究，确实不被认同。但沈从文却依然坚持故我。他在 1968 年所作的检查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中坦承：“始终留在博物馆
16、不动的原因，不是为了名、利、权、位而是要解决一系列的所谓重要文物时代真伪问题。不是想做专家权威，正是要用土方法，打破在文物界中或历史上一切专家权威，破除对他们千年来造成的积习迷信。”整个后半生，“手头永远有活儿”的沈从文都将自己置于一种极度的急迫感中。1974年，他在东堂子逼仄的陋室不断接待来自各地的来访者，妻子张兆和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只能去屋檐下搭的简易厨房中躲避。因为担心沈从文“可能会招惹祸害，身体会垮下来”，两人闹起了矛盾。沈从文说张兆和计较的是“小处”，他以为，“能这么把全部生命，放到工作上去”，是在社会的巨大变动中好不容易得到的“那么好的机会”，这才是“大处”。无从驯服的斑马是沈从文写于 1983 年春的一篇未完成的作品。他在文中这样总结：“就我性格的必然，应付任何困难，一贯是沉默接受，既不灰心丧气，也不呻吟哀叹，只是因此，真像奇迹一样，还是仍然活下来了。体质上虽然相当脆弱，性情上却随和中见板质，近于顽固不化的无从驯服的斑马。”当我们怀念沈从文时，多会偏重其温厚、平易、隐忍，而容易忽略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