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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外交政策分析认知视角的出发点冷战期间占国际关系理论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认为外交决策过程是一个理性的选择过程，政府或者其主要的领导者在追求国家利益时是一个理性的行为者，在决策的过程中能够获得所有决策(选择)所需要的信息，对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通过一个开放的过程选择能给国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策选择。这些学者认为，国际体系制约和影响政策的选择，个人很难对外交政策的结果有任何影响，不同个性的人在同样条件下会做出同样的决定， “名字和面孔可能改变，但(国家)利益和政策则不会改变。 ”用官僚政治模式研 究外交 政策决策过程的学者则认为，外交政策是在复杂的官僚机构中制定的，政策制定 过程对 效率的追求要求彻
2、底摆脱个人的私心杂念，感情好恶，因此决策机制和过程限制 和制约 了个性发挥作用，过于强调个人的作用往往陷入唯心主义的陷阱。辩证唯物主义在强调人的一切心理现象都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的前提下，也认为人的心理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并非死板的、机械的反映，并不像镜子映照物体那样。人对现实事物的反映是同他长期形成的个人特点、知识经验、世界观等密切相联系的。人对客观现实世界进行认知的过程不仅受到认知对象(客观因素)的影响，而且也受到主观因素，如信仰、需要、兴趣、知识经验以及知觉对象对生活和实践的意义等的影响。外交政策分析的认知视角是与这样的辩证思维相一致的。这种视角因个人在冷战结束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冷战结束
3、的方式而变得更为引人注目。这种认知(个人，个性层次)的视角(理论、方法或模式)通过对决策者及其信仰和认知过程的研究来理解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在西方，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方面来理解和研究外交决策者与外交决策结果的关系。有的侧重于对决策者信仰系统的研究，有的侧重于对决策者认识过程的研究，有的则侧重于对决策者的信息处理方式的研究，也有的学者则将精力放在对外交决策者个性的研究上。概括起来，这些学者认为决策者或者受到自己信仰的影响，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不一样的；或受到决策者信息处理方法的影响，一般是比较封闭和保守的 (close-minded)，对外界的变化适应是缓慢的，或者对外界的变化有一种抵制态度，
4、拒 绝 接受这些变化；或者认为决策者对形势的判断有时候是不准确的，决策者在对外政策 的 决策过程中往往受到错误认识的影响，或者是根据对现实世界的错误认识制定外交政 策。 这种方法强调对外交决策者及其认知过程的研究，认为不同的决策者参与外交决策 可能 会有不同的外交政策结果。从认知角度对国际政治的研究开始于 1930 年代。当时一些学者将一些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和方法运用于对外交决策的研究。他们中的大部分主要研究国家的特点，对战争的态度，公众感情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等。如所谓的“战争开始于头脑之中”，就是说从发动 战 争者头脑中一产生发动战争的这种想法以后，战争的机器就开动了，而不是在战场上 。 但是由
5、于这些学者缺乏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的背景，而现代含义上对国际关系的研究 则 刚刚开始，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缺乏对心理学的了解，因此这些研究并没有得到国际 政 治学者的接受。尽管如此，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一产生，就有不少学者将个人层次和认知的因素作为影响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变量进行研究，从上个世纪 50 年代开始日益引人关注。如沃尔兹在其经典的人、国家和战争一书中在分析战争的根源时提出的第一个意象(image)就是人。这种意象认为， “人的邪恶，他们错误行为导致了战争， 如果 个人的美德能够被普及，就会有和平。 ”(注：Kenneth Waltz,Man the Sate and War
6、(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9),p.39.)他在阐述这一意象时提出， “如 果不理解人的本性就不可能有政治学的理论， ”“世界历史的发展离不开创造历史 的人。 ”(注： Ibid.,p.28.)同一时期的另一位国际关系理论大家赖特也以同样的笔调 指出， “国际关系不能 仅仅局限于政府间的关系，结论不能建立在认为它们(心理学)不 能提供足够的预测和控制的假设的基础上。 ”(注： Quency Wright,The Study of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Appleton,1955),p.433.) 博丁
7、也指出， “我们必 须认识到决定、影响国家政策和行为的人并不是对客观实际环境的反 应。决定我们 行为的是我们认知的世界，而不是现实的世界。 ”(注： Quoted in Jerel Rasati,“The Power of Human Cognition and Policymaker Beliefs inForeign Policy andWorldPolitics,”manuscript.)罗森诺在呼吁建立比较外交政策的理论时提出了影响 外交政策的五 个层次的自变量，其中一个就是个人，也就是决策者。(注：JamesRosenau,“Pre- Theory and Theory of For
8、eign Policy,”in Approaches to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 al Politics,R.Barry Farrell ed.,(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66),pp.97 100.)但系统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并 将这种方法运用到对国际政治的研究，而且引起国 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是斯布 罗特夫妇(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二、主要理论：从认知一致理论到社会认知理论斯布罗特夫妇在 1956 年发表的“国际政治背景下人环境关系的假设”一文引起很大的反响，九
9、年后又被扩充成一本书。他们指出，一切客观的环境和现实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或者更确切地说，通过决策者的心理过程才能发挥作用。决策者一般都有一种“从内向外”看问题的方法，来自外界的信息通常是经过由他们的态度、信仰、动机 构 成的“透镜(lens)”，有选择地过滤和吸收后才有意义的。 “一个人的价值观和其他 心理倾向指导着他有选择地关注周围的环境，他根据有意识的记忆和潜意识的经验去解 释经过他选择 的周围环境。 ”(注： 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The EcologicalPerspective on Human Affairs with Spe cialRefere
10、nce to InternationalPolitic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5),p.118.) 这种被观察到的环 境被称为“心理环境(psychological milieu)”，它和“操作环境 (operationalmilieu)”，或者是现实的客观环境或地理环境是有区别的。 “从决定和决策的过程 来 看，重要的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如何认识环境的，而不是环境到底是什么。 ”(注： Ibid.,p.224.)但是决策者制定了外交政策以后，就必须在操作环境或现实环境中执行 。他 们指出，对于研究决策过程来说，掌握研究决策者对“操作环
11、境”的认知，也就是 “心理环 境”，对理解和认识外交政策的制定，打开制定外交政策“黑匣子”是至关重 要的。但是外 交政策是否能够实现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时所确定的目标，则取决于政 策是否符合实 际环境。决策者的心理环境和现实环境的不一致可能导致不符合实际的外 交政策结果。 这一时期从认知视角对国际政治进行的研究受心理学中态度(attitude)或 态度变化 (attitudinal change)的影响，根据认知的一致性(cognitive consistency) 的观点，人在认 识和把握现实世界时依赖于主要的信仰，而且尽量保持信仰的一致性。 也就是说，人们 在理解和认识客观世界时会保持基本
12、的信仰系统，会回避、抵制与自己 的基本信仰不一 致的信息，特别是与自己的信仰的核心不一致的信息和材料，在制定外 交政策时，信仰和 对外界信息的处理方式影响决策者对形势的认知过程，认知过程影响 外交政策的结果。运用这种认知的视角进行研究的突出代表是霍尔斯蒂对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的研究。霍尔斯蒂根据有关认知的理论将信仰系统分为两部分：对现实的影像(image of thefact) 和对前景的影像(image of what ought to be)。前者影响对现实的认识，后者实 际上是 一个人的价值观，直接指导着对外政策的制定。信仰系统是包括对过去，现在和 将来的一 系列的“印象”构成的，是一套物
13、质世界和社会环境进入人脑所必经的过滤器 。决策者根据 自己对现实的印象制定外交政策，而不是根据现实制定政策。在决策过程 中每一个决策者 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现实环境(外部)经过由基本信仰构成的镜片的 过滤，形成对现实的反映，然后影响外交政策的制定。因此信仰的差别从某种程度上解 释了人们对现实看法 的不同，最终解释了国家间外交政策的不同。霍尔斯蒂搜集了 434 份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 的资料，包括他在国会的证词，答记者问，演讲等，然后利用“ 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 的方法对杜勒斯的所有讲话进行分析，特别是他 3584 次 提到苏联时的用词。他发现杜勒 斯对苏联怀有非常难以
14、改变的“敌人的印象(image of enemy)”，不管苏联的政策如何变化。 这一结果和心理学中的“认知的一致性”理论是 完全吻合的。如杜勒斯不愿意接受、不信任 来自苏联的与他对苏联的印象不一致的信息 ，一旦遇到这样的信息，他或者去寻求与他的 印象一致的信息来否定原有的信息，或者 对这些信息做出不同的解释。这种对外界变化的 生硬态度源于一种他认为苏联“天生是 不可信任”的固有认识。他认为， “只要苏联是一个共 产党统治的一个封闭的社会，它 就代表杜勒斯价值观念核心的对立面。此外，可能挑战这 种认为苏联在本质上是不可信 的信息基本上都是来自苏联，因此很不可信，而且通常是含 糊不清的，足以使人产
15、生各 种各样的解释。 ”对苏联所采取的缓和政策，杜勒斯则认为这是 因为苏联外交政策失败 和力量不足的外在表现，而不是因为苏联爱好和平。比如 1955 年 苏联与西方签署了奥 地利国家条约 ，允许奥地利在西方阵营内保持中立，导致了东西 方国家关系的缓和， 对此杜勒斯认为这决非因为苏联有善意，而是因为苏联农业政策失败 而导致的国家虚弱 和苏联整个对西方政策失败的结果。此后对于苏联为缓和国际形势裁减 军队 120 万，杜 勒斯也认为，苏联的出发点是恶意的。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经过记者一轮 轮问对之后， 一个记者说， “从您今天早上所说是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您更喜欢让这 些人当兵 ?”杜勒斯回答说，
16、 “当然，我宁愿让他们站在那里站岗，也不希望他们去制造核武 器 。 ”(注：Ole R.Holsti,“The Belief System and National Images:A Case Study, ”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Foreign Policy,ed.James Rosenau,(New York:Free Press,1967),p .548.)霍尔斯蒂对美国原国务卿杜勒斯的案例研究从决策者认知的 角度揭示了美国对苏联 的政策以及美苏之间矛盾的升级。另一个有影响的研究信仰与外交政策结果关系的学者是乔治。他在“行为准则 (operational code)：研究政治领导人和决策的一个被忽视的方法”一文中对列特斯 (Na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