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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多元知识构型与批评范式的创造 李西建内容提要 在多元知识构型基础上的批评,“范式”的创造,是 20 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理论重 要的知识学特征,它具体表现为建立阐释性的话语系统,以“语言”、 “文化”等核心要素构建具有 观念意义的批评理论与范畴,通过与文本的深度融合,从而创造出具有一定的方法规导与可 操作性的批评形态或模式;它对于当代中国的文论发展与批评学的科学化建设有重要启示。 一 英国学者安杰弗逊、戴维罗比等人在其论著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中指 出,现代文学理论的特征是它与实践性的文学批评和文学考证关系密切。其旨在既要阐明又 要重新审查包括它自己在内的文学研究这一学科本身。它首先是对于文
2、学研究实践进行思 考的一种方法。因此它所要表明的观点会经常向这种实践的诸种既定形式提出挑战。在该 著中,作者较早地提出了包括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现代精 神分析批评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诸流派在内的文学批评的模式问题。无独有偶,伊格尔顿 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也进一步阐释作为“政治批评”的现象学、诠释学、接受理 论、结构主义与符号学、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等流派。所不同的是,作者对现代文学理论 的理解更强调它与意识形态的联系,并从政治批评的维度看待 20 世纪林林总总的批评方法。 到了 2005 年,英国文论家拉曼塞尔登等在其当代文学理论导读中,将 20 世纪西方文学
3、 批评的类型归纳为十种,并颇带总结性地指出,每一时代都有自己的关于文学本质的一套理 论界定,也有一套文学批评与分析的理论原则。然而 1985 年以后的“文学理论”已经不再能 够被看作一个有用的、不断进步她产生的、包含了一系列可以界定的时期或“运动”,也即包 含了发送、批评、演进、重构等的著作体。换言之,“理论转化时期”孵化出了大量的、多样 的实践部落,或者说理论化的实践,它们对自己的课题有清醒的自我意识,同时又代表了至少 在文化领域中政治行动的激进形式。毫无疑问,作者所讲的理论转向孵化出大量实践部落, 即是指 20 世纪多样的文学批评;法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让一伊夫塔迪埃在其论著20 世纪的文
4、学批评中指出,20 世纪中文学批评第一次试图与自己的分析对象文学作品平分 秋色。艺术家的批评最终囊括了整个文学史。特别是 20 世纪,各种方法此番较量,各个流派 相互对话,说明描述某种文学体裁或某部作品的形式和意义的方式绝不止一种。批评是第二 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在我们的时代里无限膨胀。塔迪埃以“批评”命名 20 世纪的文学理论, 并注意到了这种批评之活跃强劲、多姿多彩、深刻全面的诸种特征。从世纪初俄罗斯的形 式主义到德意志的罗曼文献学、从日内瓦学派的主体意识批评到巴什拉尔及其弟子们的客 体意象批评、从精神分析批评到文学社会学和接受美学、从 60 年代的语言学热潮到结构 主义、从文学符号学到文本
5、批评、从修辞学和诗学的全面刷新和深化到蔚为大观的渊源批 评,新理论、新思想、新方法层出不穷,各领风骚,其新颖性、趣味性和深刻性令人目不暇接。 在这一股股后浪推前浪的批判潮流中,形式、符号、技巧的分析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与 19 世纪以内容为主的文学批语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的确,20 世纪西方文论在多样性的批评实践中彰显了它的意义与作用。文学批评方法 的盛行,不仅使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与具体的文学实践拉开了距离,具有了一定的独立性,在某 种程度上成为一种自主性的知识系统;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文学批评方法作为西方文论知识 型的体现,经过不断地实践与运用,也具备了某种“范式”创造的示范意义,体现出丰富的可研
6、究 性与学理借鉴的有益价值。 二 按福柯的理解,“认识阈(即知识型)是指能够在既定的时期把产生认识论形态、产生科学、 也许还有形式化系统的话语实践联系起来的关系的整体;是指在每一个话语形式中,向认识 论化、科学性、形式化的过渡所处位置和进行这些过渡所依据的方式;指这些能够吻合、能 够相互从属或者在时间中拉开距离的界限的分配;指能够存在于属于邻近的但却不同的话语 实践的认识论形态或者科学之间的双边关联。 ”换言之,“认识阈”是“当我们在话语的规律性的 层次上分析科学时,能在某一既定时代的各种科学之间发现的关系的整体”。可见,“知识型” 是特定时代知识系统所赖以成立的更根本的话语关联总体,正是这种
7、关联总体为特定知识系 统的产生提供背景、动因、框架或标准。由此观之,文学理论的知识型就不只是一个学科自 足性的概念,而是一种既与学科的知识谱系密切相关,又包含和融汇着其它学科的思想、观 念、理论与方法的多元知识系统。而所谓“范式”,在库恩那里既有“综合”意义上所指的“一个 科学集体所共有的全部规定”也有被“抽出来”的“特别重要的规定”。从总体上说,“范式”是指 “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反过来说,也正由于他们掌握了共有的范式才组成了 这个科学共同体,尽管这些成员在其他方面并无任何共同之处。 ”如果说,福柯的“知识型”概念 突出特定知识系统得以构成的由众多话语实践系统及其关系组成的那
8、种非个人的或无意识 的关联性根源的话,那么,库恩的“范式”概念则相当于注重建立在上述“知识型”基础上的特定 知识系统与特定科学共同体成员的紧密联系。 “知识型”相当于特定时代的具有话语生产能力 的基本话语关联总体,而“范式”则相当于建立在它之上的有助于特定话语系统产生的话语系 统模型。 “知识型”好比绵延广阔的高原,“范式”则宛如高原上隆起的一座座高地或高峰。以西 方 20 世纪文论的具体状况为例,王一川的解释是,“知识型”是指或明或暗地支配整个长时段 的种种文论流派更基本的知识系统总体,“范式”则是受到其支配的具体文论流派或思潮。如 果把 20 世纪初以来以语言和语言学为中心的整个人文社会科
9、学知识主流称为“知识型”,那 么在它的总体氛围熏陶下成长的俄国形式主义文论、英美“新批评”和结构主义文论等都可 称为“范式”。可见,“知识型”作为特定时代众多知识系统所赖以构成的更基本的话语关联总 体,将决定知识系统的状况及其演变,并且在特定知识共同体成员的知识创造与传播活动中 显示出来。 “知识型”所涉及的领域比“范式”更为宽阔而基本,而“范式”则是更多知识共同体的 凝结与整合,它包含了理论的概括与提升,源于丰富的学科思想群的支撑与集合,其方法论的 指导意义尤为突出。20 世纪后期以来,国内文论研究对西方文论知识面貌的演进有诸多研究。一种观点 以两大主流、两次转移与两个转向归纳 20 世纪西
10、方文论的整体状况,并把多元发展看作是 20 世纪西方文论的一个显著特点,它表现于批评流派繁多,更迭迅速,流派间冲突、交叉,相互 影响和吸收,呈现出“纷纭复杂”的整体面貌,第二种观点认为,仅就西方文学之思的知识传统而 言,有三大路径显然是各行其道而不可一体化的,这便是神学路径、人学路径和语言学路径。 20 世纪语言学的复活具有自身独立之意义,这一 意识催生了一种新的文学研究样式“文 学科学”,它甚至渗透于 20 世纪多种批评的“范式”之中;第三种观点认为,从西方整个“知识型” 演变历程与西方文论史的关联性看,西方文论经历过五次重要的“转向”。即希腊时代的人学 转向,中世纪的神学转向,17 世纪以
11、笛卡尔为代表的“认识论转向”,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发 生的“语言论转向”,20 世纪后期的“文化论转向”,五次转向可以成为我们理解各时期西方文论 状况及其演变的知识背景与方法论基础。以上论述启示我们,如果从一种更全面而系统的视 角关照西方文论的知识面貌,尤其注意进入 20 世纪后,它所携带、所缠绕或者由此所引发现 代文论大量问题性的东西,注意在漫长的演变历程中促使西方文论转向的决定性要素等,我 们不难看出,西方文论知识构型经历了由 19 世纪更为成熟的认识论转向开始,到 20 世纪初 的“语言论转向”,再到 20 世纪后期的“文化论转向”的过程。其知识构型的重心分别为建立理 性主义的基础
12、地位,消解或反拨理性、恢复语言的功能与作用,超越语言,在更为广阔的文化系统中重建文学批评的现实品格,发掘其更大的阐释向度与空间。 晚期的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的意义就在它的使用之中。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 文学理论的意义也在它的使用之中。换句话说,文学理论只有在对于具体文学作品的批评和 对文学现象的阐释中,才能真正彰显它的意义与作用。由此观之,20 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所走 的是一条批评化的道路,这种批评化实践主要呈现为一种阐释性的话语系统;其特征是把某 种具有构型性的观念内容与文本内涵有机结合,在一定思维方式的指导下,通过生成具有范 导性的理论话语概念,从而创造出一种具有特定知识系统、方法论
13、意义与阐释空间的话语模 式,我们把这种话语模式称之为文学批评的“范式”创造。就其内在构成看,阐释性的话语系统、 具有构型性的观念内涵与文本形态的结合,是理解这种批评“范式”创造中最重要的构型要素。三 西方近代以前的文学理论常常是从一定的哲学体系出发对文学艺术进行的理性思辨,柏 拉图、康德、黑格尔、克罗齐等莫不如此,文学理论是其哲学体系的一个延伸,谢林、黑格 尔、丹纳等人甚至干脆给他们本人的主要文艺理论著作命名为“艺术哲学”。其特点是长于 从思辨整体的高度看待文艺现象,高屋建瓴。虽然常常能提出引领时代潮流、影响深远的文 学观念,但有时又不免脱离文学实际,陷入主观武断,而且其话语系统也往往是宏大叙
14、事,某种 程度上代表了一种权威主义的真理观,其职能是证明真理而不是阐释意义。20 世纪所发生 的“非理性转向”与“语言论转向”,正是对传统文学理论学科属性的一次重要反拨与解放。尽 管现代西方的哲学阐释学拒绝承认阐释的绝对客观性,后现代主义进而摧毁任何客观阐释的 可能性。但是,20 世纪西方文学批评中的阐释性却是客观存在的。 语言学的转向为现代哲学打开了一条通向广阔的现实世界的道路,也催生了新的思想形 态的出现,这就是对话的理论。思想的本质在于对话,对话不但是语言(话语)的本质,也是思想 的本质。可见,现代哲学思的功能与阐释性的品格就体现在语言的过程中。伽达默尔也认为: “解释学观点的普遍性是包
15、容一切的。我曾把这个思想概括为:可以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 ” 艺术品也是解释学的一种对象,艺术品以语言的方式向我们诉说,它比其他事物更呈现出广 阔的阐释性视域,而阐释学说到底也就是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即把我们所理解了 的意义用其他语言序列重新组织起来。在詹姆逊看来,把本文中包含的解读和分析说成是许 多阐释,把它们作为一种新阐释学建构中的许多展品而呈现出来,已是在宣布一整套论战计 划,阐释或解释活动已经成为法国当代后结构主义的基本论战目标之一。在论阐释:文学 作为一种社会的象征行为中,作者开宗明义地指出:“本文将论证对文学文本进行政治阐释 的优越性。它不把政治视角当作某种补充方法,不将
16、其作为当下流行的其他阐释方法精 神分析的或神话批评的、文体的、伦理的、结构的方法的选择性辅助,而是作为一切阅 读和一切阐释的绝对视域。 ”詹姆逊的论述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他事实上是从阐释的角度、 尤其是政治阐释的角度来理解 20 世纪西方诸多文学批评流派,并把阐释作为理解文本的社 会象征行为的原则,它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其二,阐释、尤其是政治性阐释已成为法国当 代后结构主义的基本论战目标之一。这就启示我们,20 世纪西方文学批评所呈现的阐释性品质,既是对“理性主义”宏大叙事、“绝对真理”等形而上学哲学观及其所构成的权威话语“范式”的告别,也是在重新构建一种新的哲学品质,即一种具有交流意味与可探究性的,并且是在尊重与关注对象存在价值基础上的话语实践范式,这就是文学批评中的阐释。按照詹姆逊的理解,阐释是对某一特定文本的惰性的已知因素和素材的语义的丰富和拓展,阐释发生在三个同心框架之内,这些框架标志一个文本的社会基础的意义通过下列观念而拓宽:首先是政治历史观,即狭义的定期发生的事件和颇似年代顺序的系统事件,然后是社会观,在现在已经不太具有历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