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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周安伽墓围屏石榻之相关问题浅见作者：韩伟安伽，字大林，姑藏人，其父突建，曾任冠军将军、眉州刺史。安伽在北周为同州萨保、大都督，卒于北周大象元年（ 579 年） ，享年 62 岁，葬于汉长安城东3.5 公里的今名炕底寨村之西北。姑藏即凉州，这里是南北朝时期粟特胡人的聚居地。唐宝林元和姓纂 （卷四）姑藏凉州安氏条云：安氏“出自安国，汉代遗子朝国居凉土，后魏安难陀至孙盘娑罗，代居凉州为萨宝。”粟特胡到唐时又称为昭武九姓，这九姓是指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因之，可知安伽祖先显然是原居住于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的安国粟特胡人。两河之间大约即今乌兹别克和塔吉克、土库曼等地区。 安伽曾任萨宝，
2、姜伯勤先生指出：萨宝的确切含义是“伊兰系胡户聚居点上的一种政教兼理的著客大首领。” 其说甚是。萨宝除管理人华贸易的粟特商胡外，还是拜火教的首领，管理着袄教事务。祆教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宗教之一，又称为拜火教、火袄教。公元前6 世纪由琐罗亚斯德（前628 一前551 年）在波斯东部创立。古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前539 一前 331 年）以及萨珊波斯（224 651年）均奉其为国教。该教以阿维斯塔为经典，基本教义是善恶二元论，认为宇宙初有善与恶两种神灵：善神叫阿胡拉马兹达，意谓智神之主，是光明、生命、创造、善行、美德、秩序、真理的化身；恶神叫安格拉曼组或阿里曼，是黑暗、死亡、破坏、谎言、恶行的
3、化身。该教认为火是善神的儿子，象征着神的绝对和至善。因此，礼拜圣火是教徒的首要义务。2000 年 57 月，因基建占地，对安伽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该墓未被盗扰，出土墓志一合、石门一套、围屏石榻一具。石门由门额。门媚、门框、门扉、门墩、门槛组成。门额呈半圆形，刻绘袄教祭祀图；石榻由屏风、榻面、榻腿组成。屏风与榻面以榫卯结合，使屏风树立于榻上之右、正中、左三侧。右侧有第l、2、3 幅屏风画，石榻正中有第4、5、6、7、8、9 六幅屏风画，左侧有第10、11、12 幅屏风画（每幅又分上、下两部分） ，加上榻沿、榻腿共计56 幅减地浮雕、绘彩贴金各类画像石。其内容丰富，有世俗、神界之分，其中可辨认的世
4、俗画有宴饮、出行、乐舞、射猎等，人种显然多属中亚类型。这些具有浓厚袄教色彩的石刻，弥补了研究中酉文化交流学界对伊朗、中亚宗教题材奇缺的缺憾，是继1999 年太原晋源区王郭村虞弘墓的带有袄教色彩的石椁之后，在扶教图像方面的又一次重大发现，为关注中西文化研究者提供了新的材料。拜火圣坛图像在安伽墓的雨道前，有一石门。门媚及门框刻有大回旋的葡萄卷枝；门额呈半圆形，刻祆教祭祀图。祭祀图之正中有三驼圣火坛。三驼头部外向，三尾相接，驼峰上之仰覆莲座上置一大圆盘，中有垒成井字形的燃料，冒着熊熊烈焰，驼足下有覆莲一周，圣坛之顶有忍冬花纹。圣坛之右上侧有弹拨箜篌的天人，左上侧有手持琵琶的天人，身侧祥云缭绕，飘带飞
5、扬。圣坛之左右侧各有一人首鹰足的神祗。神祗前方各有一六足祭案，上置备类金银器。在门额左右下方，又有跪坐的男女胡人，前置小型拜火圣坛。这幅图像雕刻在门额这样显要的位置上，证实了墓主安林的萨保身份，也是北周时期祆教在中土流行的物证。值得指出的是，门额正中拜火坛左右的神抵呈人首鹰爪之状。身着大袍，头发卷曲，腮络大胡，公牛躯干，男根裸露，鼓舞双翅，羽尾上翘，双腿分立，足爪犀利，是扶教的幻想形象。从其戴口罩、执法杖的特征分析，其职能当为专司祭祀的神祗。这类图像亦曾在太原隋代虞弘墓的石椁基座上发现，只是时代比安伽墓要晚。在苏尔赫一考塔尔火坛遗址之火坛一侧，有所谓两个“对鸟”的图像，上半截已毁，下半截与安枷
6、墓之人首鹰足图像极相似，若头部原系人首，“对鸟”的称谓尚可商榷。这类人首鹰爪驱体着牛的专司祭祀的神抵，看来在中亚早有流传。从画面比例分析，三驼圣火坛约有一人多高，较两侧之小型火坛要大得多，这可能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境内发现的各类圣火坛中，体量最大的火坛。之所以用骆驼来承托，因为扶教认为骆驼是益兽。据阿维斯塔经典，公驼是巴赫拉姆即战争和胜利之神的化身，三头公驼承托的圣火坛，可能寓意战胜邪恶具有更大的力量。联系墓志所说：安伽“除大都督，董兹戎政，肃是军容，志效鸡鸣，身期马革”，安林生前在军旅中曾以此类圣坛祭祀亦是完全可能之事。两神祗面前之祭案，形制特殊，是否为扶教专有之祭器不得而知。在案上陈设各类瓶。
7、杯，贴金者当为金器，涂白者则为银器，且具粟特金银器之特点。如此众多的金银器皿，显示了当日祭祀的虔诚。各类祭瓶均插折枝之阔叶及花朵，可能是当日专门用来祭祀的叫做“豪摩”的神圣植物。除了这座大火坛外，在门额的左右下方各有跪坐者一人，左为女性，披发，右为男性，卷发，供养小火坛，或以为是墓主夫妇礼拜圣火之图像。小火坛呈豆盘之状，男性将右手置圣火之上，左手持盒平举；女性则将左手置圣火之上。这说明男女教徒均可祭扫圣火，但他们的火坛不同于三驼坛，亦不戴特有的口罩及手执法杖。三个火坛同时出现在一幅画面上的现象，姜伯勤先生曾指出在品治肯特亦曾发现过。品治肯特在今塔吉克撒马尔汗约 60 公里之处，建于5 世纪，
8、722 年毁于战火。姜伯勤先生说：“品治肯特Ill 区 6 号地点壁画上有翼神羊托负的拜火坛。其上有三个火坛，其中一个保存较好，上绘有Veshparkar 神，另两个圣火坛当为与三神中之 Zrvan 和 Adbag 有关。Adbap 意为大神，是粟特人避讳阿胡拉马兹达神的称呼”。类似安伽墓之小火坛，在瓦尔赫萨、品治肯特均发现过。在日本滋贺县弥弘博物馆所藏的北齐加彩石雕屏风上也曾发现，不过祭司不是人首鹰爪的神祗，而是身着长袍、戴着特有口罩的专司祭祀的神职人员穆护。穆护站于小火坛之侧，脚下有一只圣犬，双手似为圣火坛添加燃料。穆护身后四名陪祭者，分别作跪坐、站立状，四人手中各执燃料。属于北齐时代的拜
9、火坛，在传为安阳出土的现藏于科隆东方艺术博物馆的双阙之侧面也有清晰的雕画。阙侧下半部有免冠、戴口罩、着翻领长袍、手持长法杖站立的穆护各一，其小火坛类似束腰圆盆，喇叭圈足，坛内圣火熊熊。圣坛后所置之葫芦状器皿不知为何物。除了站立的穆护外，在莫拉一库尔干所出土的纳骨瓮之雕像上，还可见到右侧之穆护为跪状，而左侧则作站立状，其中间为拜火圣坛，坛上有七苗火焰，坛身似须弥座，但“束腰”细高。小型火坛在乌鲁木齐市南山矿区阿拉沟竖穴木椁墓中曾发现，该坛置于M30 的酉头壁龛内，通高32 厘米，下部为喇叭状器座，上部为方盘，盘边长29.6 厘米，侧边高3.2 厘米，方盘中央立二兽，似狮形。发掘者指出：“同类文物
10、在苏联中亚地区曾出土多件，细部特征有差异，但基本风格是一致的，被认为是拜火教的宗教祭祀台，是塞克文化中典型文物。 ”但安伽墓之小型火坛已与战国至秦汉时代最早传人新疆的袄教方座、方盘拜火坛形制有了较大的区别，而呈现出一种豆盘或类似博山炉的形态，这可视为坛制的变化。至于盘中有狮，因祆教视其为恶兽，火坛中烧炼可能带有对恶神的咒诅之意。粟特人埋葬习俗及其汉化荣新江先生指出： “粟特的葬俗有着明显的袄教色彩，与汉族的土葬完全不同。据袄教经典和粟特地区的考古发现，信仰祆教的粟特人死后，尸体被专知丧事的人运到专门暴尸的高台（dakhma ）上，让狗和飞禽来把肉吃掉，然后把骨头放在骨瓮（ossuary ）中，
11、埋入地下。 ”另据隋书石国传云： “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烧余之骨，金瓮盛之，置于床上，巡绕而行，散以花香杂果，王率臣下设祭焉。”这后者明显地描述了昭武九姓中的石国粟特人实行的是火葬。他们使用的葬具是盛骨瓮或称纳骨瓮。这种葬具实际上把波斯东部的两大葬俗天葬与火葬有机结合在一起了。把狗及凶禽吃剩余的骨头，烧了以后盛人纳骨器中掩埋，形成纯正的粟特葬俗。但这种纳骨器物除在新疆地区曾有少量发现外在内地尚未见到。因此，人华粟特人在内地葬俗尚值得探讨。至于天葬何以用狗，这是因为在古代波斯，特别在萨珊波斯时期，狗在袄教中享有特殊地位，被视为圣兽。 扶教圣典 阿维斯塔中之一部为闻迪达德，该章在多处赞颂
12、了狗的美德，它擒杀恶神创造的成百上千的恶物，因而成为着神创造一切生物中最好的生物。张广达先生指出：“祆教徒历来相信，人一死，一种恶臭就从尸体散发出来，这是尸魔（Druj Nasush ）以苍蝇的形式出现，分解尸体，为恶神效劳的结果。这时候人如果走近尸体，就有被尸臭污染而患病的危险。只有一种特殊犬的注视，据信可以吓走尸魔。” “这里虽然没说到以犬食尸，但犬与粟特葬俗的密切关系是明确的，犬能擒杀恶神创造的恶生物，当然吞食尸魔也是不足为怪的。这种习俗同样传人内地。 旧唐书李晨传称： “ （开元年间）太原旧俗，有僧徒以习禅为业，及死不殓，但以尸送近郊以饲鸟兽，如是积年，土人号其为黄坑。侧有饿狗千数，食
13、死人肉，前后官吏不能禁止。暠到官，申明礼宪，期不再患。发兵捕杀群狗，其风遂革。”这正是粟特祆教葬俗的了遗。但粟特袄教徒的葬俗，在中土逐渐汉化的事实却是不可否认的。首先在埋葬时使用了汉式的墓葬形制。如安伽的墓全长35 米，有五个天井、五个过洞、两层封门，而道之后有 3.68 X 3.46 米近乎方形的砖砌墓室。这种长斜坡墓道、多天井、多过洞的砖室墓，是北周宗室权贵习用的墓葬形制。墓内还绘制有仪卫之类的壁画，显示了位居大都督之安伽显赫身份，这是中亚粟特袄教徒不可能采用的葬俗，而是人华粟特人在葬俗上汉化的表现。太原虞弘，其祖孙三代在不同政权中历任显官，从鱼国领民首到贺莫去汾，再到北齐、北周和隋，他们
14、先后任过莫贺弗、直突都督、轻车将军、凉州刺史、游击将军、仪同大将军、仪同三司等要职。尤其是虞弘在北周大象年间任检校萨保府，属袄教的首领是无疑的。他同样使用了长斜坡墓道多天井砖室墓的汉人葬制。所以说，这些入华粟特人的扶教首领的葬仪，已与中亚的粟特葬俗有了显著区别，越是高层人士，葬仪的汉化程度越高。其次，普遍使用墓志。安伽墓出墓志一合，志盖篆刻“大周同州萨保安君之墓志记”12 字，边长47 厘米，志底划有方格，志文共 303 字，有文有铭，一如汉式。隋代虞弘墓内出土两合墓志，一方为墓主虞弘墓志，长、宽均约73 厘米。志盖上阳文篆刻“大隋故仪同虞公墓志”，志文较长，现存620 余字。另一方则为虞弘夫
15、人墓志。据罗丰先生统计，已出的属昭武九姓墓志，康国人有康大农、康磨枷、康留买兄弟、康阿达等墓志；安国人有安延、安思节、安菩墓志；曹国人有曹明照墓志；石国人有石崇俊。石神福墓志；何国人有何文哲、何摩河、何盛墓志；米国人有米继芬、米萨宝墓志。另外，还有固原南郊新出土的史射勿、史索岩、安娘、史河耽、史铁棒、史道德等这些中亚粟特人及其后裔的墓志。他们大都人仕中原，并在各代政权中发挥过一定作用。死后均接受以中土墓志形式对其世系、籍贯、业绩、职官进行详尽的论述，以求留名后世。这显然与中亚粟特人天葬火化后，将余骨人纳骨器中掩埋的做法有了很大的变化。从墓志行文来说，北朝时较简略，隋唐时代则多与异域王族攀援附会
16、，这是中国北朝门阀之遗风，反映了隋唐时代的“昭武九姓”颇高的汉化程度。但是入华粟特的祆教徒葬习中，还保留了许多本民族的传统习俗。如墓主尸骨不放置于石床上。那么，安伽的尸骨放在墓内什么地方？据发掘者邢福来同志称：放置在南道中部、墓志以北处。墓内两层封门砖完好无缺，墓室、南道内未见任何盗扰痕迹，说明当日安伽尸骨就在此处安置，是原始存放之地。安伽尸骨仅余头骨、腿骨，且有火烧痕迹，其余骨骼未见。只余头骨现象在新疆纳骨器中曾发现。从志文得知，安伽“大象元年五月遘疾终于家”，而于“其年岁次己亥十月”埋葬，中间只隔五个月却只剩下头骨与腿骨，只有用天葬才能解释得通。通典卷一九三引韦节西蕃记云：“国城外，别有二百余户，专知丧事，别筑一院，其内养狗。每有人死，即往取尸，置此院内，令狗食之，肉尽，收骸骨埋殡，无棺椁”。这种习俗似符合安伽骸骨保存情况，应是粟特沃教徒葬俗之反映。这个事实也让人推测，当日汉长安城（也是北周京城）附近，可能有西蕃记所说的“别院”专知人华粟特人之葬事，安伽尸体曾在这里“令狗食之”，因之只存“肉尽”之骸骨了。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