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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 宋初社会宗教发展略论与泾州龙兴寺舍利瘗藏事件背景魏海峰杜赟清“维大宋大中祥符六年岁次癸丑五月辛卯朔十二日壬寅，泾州龙兴寺曼殊院念法花经僧云江、 智明，同收诸佛舍利约二千余粒并佛牙佛骨于本院文殊菩萨殿内葬之, ”上述这段文字出自甘肃省泾川县博物馆馆藏的“泾州龙兴寺地宫铭文砖” ，它如实记载了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 年）泾州龙兴寺僧收集并瘗埋佛舍利的史实。2013年 1 月，考古人员在发掘清理大云寺窖藏佛像时发现了一处瘗埋佛舍利的地宫，此块铭文砖正是出土于这座地宫之中。 从泾州龙兴寺僧瘗埋佛舍利到这批舍利被发现出土，时间整整过了一千年。千年圣物的神秘和数字的巧合，引起了全社
2、会的广泛兴趣和宗教界、学界的高度重视。 揭去这些沉寂千年的尘埃后，一段尘封的往事随即呈现在了我们眼前。然而为什么云江、智明二僧要收集佛舍利加以供养， 则需要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方面进行分析研讨。一. 宋初“三教并隆”宗教政策概述公元 960 年，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宋朝，后直至公元979年，宋太宗平定北汉，大宋王朝才基本统一中国。到真宗赵恒即皇帝位时（公元 997年） ，大宋仅建立 37年，实现基本统一也仅过去了 18 年。对于这样一个新生政权来说，如何去稳定和巩固统治力无疑是每个君王的首务。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处理好儒、释、道- 2 - 这三者的关系。自东汉末年佛教出入中国后，儒家、道
3、教和佛教就开始了长期的论争。历代统治者或处于政治需要，或处于自身喜好，在处理这三者的关系上都各有偏颇。及至宋初，虽然结束了五代十国的纷争和动乱，但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儒家学说发展到宋初 , 已经处于困境之中 , 面临着种种危机。 这主要表现在儒学本身的僵化衰颓以及佛道之学的挑战这两个方面。面对思想界的这种状况 ,宋初许多儒者清醒地认识到, 佛道的基本价值取向与思想观念是迥然不同的,佛道之学的盛行 , 构成了对儒家传统的君臣父子的伦常观念的巨大冲击,削弱了儒学的地位。这种状况如果任其发展 , 儒学就会产生更大的危机乃至彻底衰败, 儒学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全面指导就无法确立,现实中的纲常秩序也就不可能
4、建立起来。而以兵变方式 “黄袍加身”的宋太祖赵匡胤此时正需要强化这种儒家的纲常秩序来教化臣民们，以防历史重演。为此, 从北宋初到中期, 儒家士人进行了复兴儒学的种种努力；统治者们也身体力行的封禅祭孔，大力推广儒家纲常伦理思想。在这过程中, 欧阳修等已注意探究佛道之学理论上的长处,认识到儒学自身的理论缺陷, 提出了“修其本”的要求。由此,吸收佛道之学的思想资料与理论成果, 构建新的儒学体系已是势在必然了。这也就为宋代中后期程朱理学的兴起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宋代是道教发展的重大转折时期。由于五代时期社会战乱， 一些不愿仕宦的儒生和失意的官僚们往往以黄老思想作为安身立命的思想精神支柱， 因而北宋初年，
5、 黄老道家思想在社会上的传播还相当广泛，不仅出现了苏澄隐、陈抟、魏野、柴通玄、种放、贺兰栖真等一批著名的隐士和道士，而且宋太宗及其宰臣吕端、吕蒙正、李琪、李肖永明 ： 宋代儒学的危机与复兴， 光明日报 2009 年 1 月 12 日。- 3 - 昉等也是黄老道家思想的信奉者。为了安定社会，巩固政权，皇室在社会上极力推崇黄老之道， 把黄老思想既作为政治思想， 又作为宗教思想。宋代崇道，在真宗和徽宗时期迎来两个高潮，然而，宋代道教盛世的奠基者则是宋太祖和宋太宗两兄弟。经过太祖和太宗的大力扶持，道教得以逐渐恢复，并为它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到真宗赵恒时，将这种崇道政策推至高潮。宋真宗大力推崇道教是
6、从“澶渊之盟” （公元 1005 年）后开始的，在外部威胁缓和的条件下，赵恒将更多的精力和物力用以扶持道教，希求神灵保护王室。他编造大中祥符三篇“天书”降临人间，尊黄帝为赵氏始祖，封老子为“混元上德皇帝” ，尊玉皇为“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玉皇大帝”大肆祭祀，封禅泰山， 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少见的崇道活动。他为了达到以神道设教的整治目的， “自己假托梦寐，捧出神仙赵玄朗作为道教的圣祖，利用群众心理，使举国上下，醉心宗教情绪，藉此掩饰对北方军事外交上的失败。 真宗即此一念种因， 产生后来徽宗沉缅道术，迷信巫师们假托鬼神的扶乩邪术，想靠天神的保佑来阻止敌国的侵略，终至身为俘虏，国破家亡。 ”重
7、儒崇道的宋初统治者们在对待佛教的态度上却也并不保守，他们积极的扶植着佛教的发展。 在经历了中国佛教史上第四次法难（即后周世宗灭佛）后，佛教在宋初开始恢复。据宋会要道释中记载，截止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 年） ，登记在册的僧侣已达39万多人，寺院也较后周增加4 万多所。宋初佛教这种膨胀式的发展，虽受各种因素影响，但统治者的扶植却是其最大的外因之一。佛祖历代通载中记载，宋太祖赵匡胤在击败李重进后，即在扬州“造寺赐额建隆，赐田四倾，命僧道晖主之” 。与此同时，在其统治期间，南怀瑾：中国道教发展史略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年 6 月。- 4 - 宋太祖还经常参拜大相国寺、 紫岩寺等佛
8、教名刹大寺。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官刻的大藏经开宝藏即是从宋太祖时期起刻的。宋太宗即位后，继续采取扶植佛教的政策。端拱二年（公元989年） ，太宗在太宗重修铸镇州龙兴寺大悲像并阁碑铭并序中这样写到： “我国家 , 崇道教，兴佛法 , 今公帤有羡财，国廪有余积，可以营佛事，创梵宫”。宋太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在位期间不仅经常参拜寺院， 而且还模仿唐制， 创建规模宏大的寺院和译经院，派遣权贵充任译经官，组织印度、西域来的僧人和宋僧一起从事佛教经典的翻译。宋真宗继位后，跟太宗一样，大营佛事，优待中外僧侣。在咸平至景德年间，派遣内侍王守真等发诸州兵1300人重修太原惠明寺舍利塔；大
9、中祥符四年（公元1012 年） ，诏赐黄金三千两，增修峨眉山普贤寺， 同时斋僧三万人。大中祥符六年（公元 1013年）六月，真宗幸开宝寺，谒舍利塔，赐名曰灵感。此外，每遇干旱水灾，地震虫蝗等，真宗几乎都要上佛教寺院“祈雨”、 “祷晴” ，广设戒坛以弘法。据宋会要道释记载，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下诏京师及诸路共设戒坛七十二处。但宋初统治者们对待佛教的这种扶持态度并不是一味的， “一旦佛教势力膨胀，寺院田产扩大，僧徒广受，使国家赋税收入减少，对封建政权造成一定威胁时，赵宋政府则又颁布各种政策法令，予以限制、打击。 ”这种情况在宋太祖、宋太宗和宋真宗时期都有发生。 总的来说，宋初统治者们在对待佛教的态
10、度上，采取的是“既扬又抑，以扬为主，辅以抑制”的政策，这一政策也成为了有宋一代的“祖宗之法” 。金石萃编卷125。宋会要道释卷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0。顾吉辰：宋代佛教史稿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年，第 1 页。顾吉辰：宋代佛教史稿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年，第 4 页。- 5 - 综上所述，大宋初期的社会宗教基本上处于“三教并隆”状态，从宋太祖、宋太宗到宋真宗，三代统治者在对待儒、释、道的做法上往往都是三家共同临幸。 以真宗咸平五年秋七月的记载来看，“甲午朔，日有食之。戊戌，幸启圣院、太平兴国寺、上清宫致祷，雨霁”。启圣院有供奉太宗的神御殿， 是儒家祖先崇拜和祭祀的重要场所；太平
11、兴国寺是传法院译经所在寺院， 也是真宗经常眷顾的地方； 上清宫、太清宫、玉清宫、 太一宫等是道教最重要的场所。真宗先后幸临启圣院、太平兴国寺、 上清宫的做法，以实际行动反映出他继承和发展了太祖、太宗“三教并隆”的宗教政策。二. 泾州龙兴寺舍利瘗藏事件解读泾州龙兴寺瘗藏佛舍利一事发生在宋神宗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 年） ，这一时期，大宋王朝的统治者神宗皇帝对于道教的热情远胜过佛教。其年号“大中祥符”即是来自于神宗一手编造并使其“降临人间”的三篇大中祥符“天书” 。但这又不能代表宋真宗本人就不关注佛教及佛舍利， 在泾州龙兴寺瘗藏舍利的同一年，即大中祥符六年（公元 1013 年）六月， “真宗幸
12、开宝寺， 谒舍利塔，赐名曰灵感”。亲临开宝寺并拜谒舍利塔，还为该舍利塔赐名，说明宋真宗对佛教依旧是持扶植态度的， 没有因为重道而抑制佛教。 这也再次印证了宋初统治者们在宗教领域推行“三教并隆”政策的史实。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 泾州龙兴寺将云江和智明二僧历经二十余年所收集到的 2000 多枚佛舍利瘗藏在了龙兴寺文殊菩萨殿内。那么，云江和智明二僧为何要历经艰辛二十余载去收集如此之多的佛舍宋史真宗本纪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0。- 6 - 利，是什么激励着他们去完成这样的功德？他们收集的目标是什么？又是通过怎样的途径去收集的？最后为何将所收集到的佛舍利瘗藏于文殊菩萨殿内， 而不是建舍利塔以供养？带着这
13、些疑问，让我们将目光重新投回到 1000 多年前的北宋王朝。首先，我们来探讨龙兴寺二僧收集佛舍利的原因。北宋初期， 佛教在统治者的扶持下取得了迅速发展。这在前文中已有概述，此不赘述。而这种发展，是相对于后周世宗柴荣灭佛后佛教的境况来说的。在中国佛教的发展史上，曾先后有过四次“佛难”，即所谓的“三武一宗灭佛事件” 。大宋王朝建立之时（公元960年） ，距最近的一次“佛难”后周世宗柴荣灭佛（显德五年，公元955年）仅过了 5 年；距离第三次“佛难”唐武宗灭佛(即“会昌法难” ，公元 845 年)也才 115年。中国佛教在遭遇了这两次 “佛难”后，已完全没有了盛唐时期的繁荣景象。后周世宗灭佛后， 后
14、周境内佛寺败坏、佛像损毁、舍利失散、佛法衰微、僧尼流失。佛教的这种境况在历经宋初三位统治者的扶持后，虽然取得了迅速发展， 但已不可能达到曾经的辉煌。从这个角度上讲，佛教在宋时已经出现了衰退。作为崇信佛法的寺院僧侣来说， 云江、智明二僧对于佛法不兴的痛心之情，是溢于言表的。泾州，作为东进长安的关陇咽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仅有唐一朝，从唐王朝建立第一年（即武德元年，公元618 年）薛举兵犯泾州开始，唐军先后与突厥、吐蕃和回鹘等军队都在泾州有过大的战役，尤其与吐蕃更是数次作战于泾州战场。 “自唐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 ，唐王朝发生安史之乱，遂调陇右、河西诸镇兵东征，西北空虚，吐蕃乘虚而入。至咸
15、通七年（公元866年）邠宁最后一战，历时111- 7 - 年间，泾州成为唐王朝与吐蕃的主战场。除广德元年（公元763 年）至大历三年（公元768 年）6 年间泾州失守，其余一百多年吐蕃终未攻下泾州城， 泾州因此成为唐王朝版图中事实上的最西国防边陲，也是事实上的长安西城墙”。唐灭之后，五代十国纷争混乱，泾州之地依旧战乱不断。 及至宋代，泾州又处在了北宋与西夏连年战乱的第一线。“泾原地重，第恐臣不足当此路。与韩琦同经略泾原，并驻泾州, 帝采用其言，复置陕西路安抚、经略、招讨使，以仲淹、韩琦、庞籍分领之。仲淹与琦开府泾州, ”范仲淹和韩琦之所以在泾州开府，正是看中了泾州的重要军事战略地位。而这，却也
16、成了为泾州的不幸。 长期的战乱和动荡， 导致泾州失去了盛唐时期的繁荣景象，社会经济亦走向了衰落。 这种衰落反映在泾州本地的佛教寺院中就更明显了： 从隋文帝分舍利建塔的泾州大兴国寺，到武则天敕建并瘗埋佛舍利的泾州大云寺， 这是泾州佛教寺院最为辉煌的时期，之后，虽然寺名几经变更，但无论是武则天之后的中兴寺，还是宋时的龙兴寺，都已没有了往日的辉煌。在这种情况下，面对着日益破落的龙兴寺，如何重塑往日的辉煌，就成了龙兴寺里有“远趣”僧人的志向。而云江与智明二僧，正是这样两位深怀“远趣”的僧侣。无论是隋文帝时期的大兴国寺，还是武则天时期的大云寺， 它们都与佛舍利密不可分。“供养佛舍利，乃至如芥子许，其福报无边。”作为佛教圣物，佛舍利所在，即如法身所在。因此供养舍利，即如同礼拜佛成道的菩提树、金刚宝座、佛经行之足迹等，将会结下值佛闻法之因缘而速成菩提。云江、智明二僧在“精研戒定慧三学”后，张怀群赵晓春魏海峰：丝绸之路上的世界遗产泾川文化遗产录，中国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