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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郭店竹书是稷下思孟学派教材【提要】 本文认为，郭店一号楚墓中的陪葬竹书是一套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稷下思孟学派教材，其内容大致包括儒家经典基本知识、子思学派和稷下思孟学派基本观点、性情论、社会伦理道德、政治哲学和形上学宇宙论等。其中， 大一生水是具有稷下思孟学派思想特征的作品，既继承了曾参、子思吸收道家老子形上学的传统，又吸收了稷下学者以水为万物之本原的观点，堪称“古代中国的泰勒斯学说”；而五行则是思孟后学对礼运五行说、竹书六德说和孟子学说的发展。显然，当时还未有后来为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子思二十三篇”这部书。这些竹书资料可能是公元前 311 年屈原出使齐国时从稷下带回楚国的，它们的被发现可以
2、基本修复稷下思孟学派这个在中国思想史上久已残缺了的重要环节。【关键词】 稷下 教材 屈原 郭店竹书 思孟学派战国中期的齐国稷下思孟学派是对战国早期鲁国子思学派的继承和发展，子思后学到齐国稷下与孟子及其后学会合，遂发展成为稷下思孟学派。郭店一号楚墓中的陪葬竹书很像是稷下思孟学派的教材，只有像屈原这种身份和地位的人才会有这些竹书，而屈原作品的思想深受这些书籍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在郭店竹书中，除了多有通假字之外，简笔字和因形近而误的字也不少，但其书写的笔法却显得非常熟练。显然，它们并非出自一人之手，应是由不太理解书籍内容的数位专业抄手抄写出来的。战国时期，齐国的稷下学宫聚集了来自各国的学者，那里的专
3、业抄手中也可能有楚国人。 郭店楚墓竹简前言2的作者认为竹书文字“是典型的楚国文字，具有楚系文字的特点”，所以它们很可能是稷下的楚国抄手抄写的。至于竹简形制的长短，似亦有不同抄手采用不同长度的竹简的可能，而不一定都有分2类的含义。至于抄写的时间，则应与孟子同时。具体地说，可能是在孟子于齐威王3、齐宣王4时游齐之后和屈原出使齐国之前，故应早于孟子的成书时间。从竹书中有些异体字似可看出孟子学说的影响，比如：将“过”写作“化”下加“心”，好像是据“所过者化”的意思造的异体字；将“仁”写作“人”下加“心”、 “千”下加“心”、 “身”下加“心”，则像是据“仁义礼智根于心”、 “仁”由“心”中善端发展而来
4、的说法造的异体字。诸如此类，大概是当时孟子学说的流行在文字方面留下的痕迹。公元前 311年，屈原出使齐国时正是齐宣王当政，是孟子说齐宣王行“仁政”八年之后的事。当时，楚国学者环渊正在稷下，齐赐之为“上大夫”，屈原是否与环渊有过接触尚不得而知。郭店竹书中的老子和其他各篇均与稷下思孟学派的思想有密切联系，被用作了教材，可总称为“稷下思孟学派文献”。 老子以外的各篇5乃是子思后学与稷下思孟学派的作品，其写作的时间当在体现儒、道互补思想的子思学派之代表作孝经、 中庸、 大学、 礼运和易传之后6，与孟子生活的时代大致相当而早于孟子的成书。因此，这些竹书资料的发现可以基本修复稷下思孟学派这个在中国思想史上
5、久已残缺了的重要环节。一 老子甲、乙、丙问题7老子甲、乙、丙本，其竹简形制的长短各异，甲、丙本的内容有重复，似乃不同抄手抄写的三个不同的选本。其中，甲本和乙本的抄写时间可能早一些。甲本的“过”作“化”下加“止”，未作“化”下加“心”；丙本有“过”作“化”下加“心”、 “仁”作“身”下加“心”的情况。丙本与大一生水8之形制相同、笔法一致，可能为一人所抄写。其抄写时间看来和下面各篇接近，抄于孟子学说在稷下流行之后。丙本的“过”，第四简作“化”下加“心”，而第十三简则作“彳”旁、右边上“化”下“止”，后者应是保留了较早的写法。 语丛二第四十简的“过”亦如此，这与西周中期过伯簋、 过伯爵以3及战国初侯
6、马盟书中的“过”字均属用声音相近之声符的同字异构。老子是稷下的教材之一，思孟后学可以根据教学需要对老子加以改编，增删、改动其内容和前后次序。荀况在稷下曾“三为祭酒”，思孟学派流行于荀况到稷下之前，而黄老之学则流行于荀况离稷下之后。9无论是思孟学派还是黄老学派，都非常重视老子。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既有甲、乙两种版本的老子，又有思孟学派的五行篇和黄老学派的黄帝四经。稷下思孟学派的老子选本中没有反对儒家的言论，看来是用作教材时被删去了；而马王堆汉墓中的帛书老子则未删。田齐统治者认黄帝为始祖，又推崇老子这个同乡，其尊崇黄老本出于标榜并抬高自己地位的政治目的。因此， 老子甲、乙、丙三个选本可能是供
7、不同学习者选用的结果。那么，是否郭店竹书中的老子是原本而马王堆帛书老子和传世各本是经过太史儋增改的呢？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太史儋见秦献侯是在周烈王二年，即公元前 374 年。在此前后，如果真的太史儋增改了老子，至六十多年以后的公元前 311 年，屈原使齐时流行的版本恐早该是太史儋的老子版本了，而此后即使有人增改了老子，那也极可能是稷下学者而不大可能是生活在六十多年以前的太史儋所为。春秋末期的老聃著了老子，经战国时的稷下学者增改而传世，我们也许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测。二 大一生水问题10大一生水11在子思学派礼运、 易传等著作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吸收了老子、曾子天圆、 管子水地等著作中的思想材料，发展出
8、了稷下思孟学派自己的宇宙生成理论。礼运最先将老子中称呼本体的“大”、 “一”之名合为“大一”，说：“夫礼，始于大4一。 ”又说：“夫礼，必本于大一。 ”稷下思孟学派又将老子、 曾子天圆、 易传中关于阴阳、气、神明等材料熔为一炉，吸收了稷下学者在管子水地中提出的“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的观点12，从中发展出了这篇在中国思想史上独具特色的以水为本原的宇宙生成论杰作。 大一生水的写作时间当比管子中的水地、 心术、 白心、 内业稍后，但是对屈原的天问、 远游有很大影响，而屈原九歌第一篇即题为东皇太一。大一生水是具有稷下思孟学派思想特征的作品，既继承了曾参、子思吸收道家老子形上学的传统，又吸收了稷下学
9、者以水为万物之本原的观点，堪称是“古代中国的泰勒斯学说”13。三 缁衣问题14子思学派的代表作孝经、 中庸、 大学、 礼运、 易传的思想构成了一个具有儒、道互补特色的完整的天道、人道思想体系，始于孝、立于诚、行于治国平天下、合于礼而最终通于变是其基本主张。它提倡忠孝合一、义利合一，重视阴阳、三才、大一、太极，崇尚尊贤、选贤、尚贤。南宋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据隋书音乐志谓，南梁沈约云礼记之“中庸、 表记、 防记15、 缁衣皆取子思子”。虽然缁衣、 坊记、 表记三篇亦出于子思子， 礼记中的缁衣与竹简本大体相合，但明显与以中庸为核心的子思学派之思想体系不类。若云三篇乃子思早年所作，则坊记中引有论语，明
10、显作于论语编成以后。一般认为， 论语编成于曾参16去世以后。其时，子思年已五十左右，早该有弟子了。此三篇之主题不一，虽多有征引，却基本没有论述发挥。当时，这种简单的语录体已经过时，抄录孔子语与诗、 书相印证颇像是学生的习作，因此，很难说与中庸等出自一人之手。看来，这三篇盖是子思后学的5作品。 四 鲁穆公问子思的问题17在鲁穆公问子思中，子思主张“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这与孝经中主张谏诤的思想相一致。18尽管如此，此篇不可能是子思所作。据史记六国年表，鲁穆公19于公元前 407 年公元前 377 年在位。20此鲁穆公问子思当作于鲁穆公死后，即公元前 377 年以后。而子思大约生活在公元前
11、483 年公元前 402年，他在鲁穆公死前约 25 年就去世了。子思生于孔子去世21前数年，卒于鲁穆公即位22后数年。 史记孔子世家说子思“年六十二”， “六”当为“八”之误；至于孔丛子抗志云“子思居卫，鲁穆公卒”，则纯属无稽之谈。由于“鲁穆公”是死后所加的谥号，因而竹书中的鲁穆公问子思应作于鲁穆公死后。既然子思在鲁穆公死前 25 年就去世了，那么很显然，子思根本不可能知道“鲁穆公”这一称呼，这样就完全排除了此篇为子思所作的可能。所以，此篇虽然与孔子之孙子思23的思想一致，但其作者决非子思本人，应为子思后学。五 穷达以时与孟子、 荀子问题穷达以时应是稷下思孟学派的作品，与孟子思想相一致，对荀子
12、有很大影响。此篇竹书所言百里奚、孙叔敖之事亦见于孟子，文中穷达以时的思想与孟子公孙丑所引的一段话相一致。 孟子公孙丑说：“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鎡基，不如待时。 ”荀子宥坐曰：“今有其人不遇其时，虽贤，其能行乎？苟遇其时，何难之有？”这明显受到了穷达以时思想的影响。 穷达以时曰：“又24天又人，天人又分，察天人之分而智25所行矣。 ”这上承易传，下启荀子天论。荀况是受到稷下思想的熏陶才形成了“明于天人之分”、 “不与天争职”的思想，并由此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主张。六 五行问题266五行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行篇之经部大体相同，似早于帛书本。其中有“经”无“说”，故很可能“说
13、”是后人所增，也可能是选作教材时被删去了。竹书中，当早于五行的六德27已将“圣智”、 “仁义”、 “忠信”并列，此五行中的仁、义、礼、智、圣五行乃是思孟后学对子思学派六德说、 礼运五行说、孟子四端说的进一步发展和综合发挥。其中的“五行”，首先是从礼运中的“五行”引申、发展出来的。 礼运曰：“故人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 ”又曰：“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故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五行以为质，礼义以为器，人情以为田。 ”对此，孔颖达疏说：“五行之秀气”也者， “秀”谓秀异。言人感五行秀异之气，故有仁义礼知信，是“五行之秀气”也。故“人者，天地之德、阴阳
14、之交”是其气也， “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是 其性也。孔疏无意中道出了新、旧五行之间的天、人关系，尽管他并不知道地下埋着五行而将“仁义礼智圣”说成“仁义礼知信”。28自然律派生出道德律，自然的五行29产生出作为人的准则的五行30。思孟后学将子思的五行和孟子的四端糅合到一起，又加上六德中的“圣”，牵强附会地创立了自己的作为人的准则的新五行学说，这不妨也算是一个效法自然、光大思孟学说的思想成果。 孟子中并没有这种新五行说，而其产生又恰恰与孟轲同时，所以这发明权就只能归稷下的思孟后学了。荀子非十二子曰：“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其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 ”这极像是针对思孟学派改造
15、五行的这篇五行有“经”而无“说”的简约文字而言的。试想， 五行将旧的五行说改造为新的五行说不正是“案往旧造说”吗？所以，荀子批评的对象应包括子思学派礼运中的五行和思孟后学新造的五行。寻得了新旧五行观之间的联系和发展线索，荀子的批评也就容易理解了。不过，荀7子显然并不承认新旧五行之间有天、人联系，故称其“僻违而无类”。似乎，后来的稷下思孟后学部分地接受了荀卿祭酒云其“闭约而无解”的意见而为此五行增加了有助于理解的“说”。另外， 五行除改造、发展了礼运中的五行以外，它还将易传中的“形而上”、 “形而下”改造为“形于内”、 “不形于内”，并吸收了中庸、 大学的慎独思想。因此， 礼运、 易传、 中庸、 大学、 六德和孟子学说是其主要的思想来源。七 唐虞之道问题31公元前 379 年，齐康公卒，姜齐亡，田氏卒有齐国。公元前 374 年，田午杀齐君田剡及孺子喜而自立，是为桓公32。田齐取代姜齐之后，亟需寻求历史依据和理论依据，于是便建立稷下学宫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