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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关于推进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几点思考摘要：政治文明建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衡量政治文明建设的主要指标是，国家治理的法制化程度、权力更迭的民主化程度、官民关系的平等化程度、政治参与的有序化程度。本文在分析了影响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诸多因素后，着重阐述了推进我国政治文明建设要从改变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入手，由党政不分向党政分开转变、由政策治国向法律治国转变、由无限型向有限型转变、由党管干部向党选干部转变。关键词：政治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执政方式 一、政治文明的主要指标体系 人类社会大体上经历了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发展阶段。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一样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它不可避免
2、地具有时代性和阶段性；政治文明是与一定的政治理念指导下的政治制度和国家治理相联系的，因此，它还会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全局性；文明是与野蛮相对而言的，文明建立的过程一定是社会进步的过程，所以政治文明还必须具有科学性和进步性；由于世界文明产生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的差异，从而导致政治文明建设还会呈现出多样性和民族性的特征。从政治文明所具有的以上四个本质属性出发，我们可以大致提炼出以下几个衡量政治文明进化程度的硬指标。 治理国家的法制化、制度化程度。政治就是治理国家。政治行为的规范度，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指标。暴政就是政治行为的失范。如果政治权威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受任何约束，那在任何时代，都不能称之
3、为政治文明。文明的政治行2为应该是约束性的增加和随意性的减少。这也是邓小平特别强调制度建设更具有长期性、全局性、稳定性和根本性的意义。对于现代政治文明来说，约束政治行为的因素主要有三：一个是法，包括宪法和其他法律，即我们所说的依法治国；二是制度和规则，包括正式的制度和非正式的制度，显规则和潜规则；三是道德舆论，即政治行为主体的自律和来自主体外部的他律。约束政治行为的过程，就是约束甚至杜绝权力运行过程中随意性的过程。 权力更迭方式的民主化、透明化程度。这是政治权威产生的合理性问题，即权力来源问题。在古代，政治权威的合理性存在于人与神的关系中，即所谓的君权神授。在中国，历次农民战争和权力更迭，都把
4、“替天行道”作为其政治行为合理性的思想来源。正常情况下，子承父业的“家天下”的思想和做法是合理的，而有谁篡夺了继承权则是不合理的。这种认识沉淀下来，就构成了权力更迭方式上的古代政治文明。而在现代社会，人们则认为，只有按照人民主权(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通过平等的选举产生的政治权威才具有合理性。如果有人在现代社会仍然主张用古代的方法来产生政治权威，就会被认为是不合理的，因而是不文明的。 官与民之间关系的平等化、紧密化程度。官民关系就是干群关系。由于政治权威产生的方式即权力更迭方式的不同，是选举制还是任命制(指定制)将直接关系到官民关系的平等化程度。如果是任命制或指定制、钦定制，那么各级政治权威势
5、必会唯上是从。如果是民选制，那么各级官吏也就自然没有“唯上”的必要。前者只能导致官场上的人身依附和裙带关系，而后者才能保证官与民之间在政治上、法律上的平等关系的真正确立，才能保证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实现，最终能够消除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特权现象。这种平等的理念、平等的关系和平等的原则贯彻得越彻底，政治文明建设的程度也就越高。 3政治参与的健康化、有序化程度。民主的实质是普遍参与而不是个人专制。民主的升华是集中而不是分散或无政府主义。这也是我们国家确立民主集中制的初衷。一个国家如果能为政治参与提供法律的、制度的和程序的保证，就是高度政治文明的表现。至于人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并不是政治文明的标志。
6、关键的问题是一旦人民群众有了参与的愿望和要求，国家提供的政治参与的条件和途径是否充分、顺畅、有效。这又是一个文明与不文明的分水岭。我们提倡落实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其政治文明的意义也在这里。 二、制约我国政治文明发展的诸多要素 1.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我国政治文明建设和发展的经济平台。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文明是上层建筑的精髓，尤其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作物质支撑。经济基础是第一性的，制度建设是第二性的。从政治观念的发生学角度看，与现代政治文明相适应的公平、公开、平等、效率、竞争、秩序、民主、法治等进步政治理念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内生需求和派生产物，是建立在市场经
7、济充分发育的基础上的。中国几千年的农耕经济，并没有自发地走向市场经济，中国的近代化道路是在西方列强的铁蹄下、国内军阀的混战里、基层民众的抗争中走过来的。以后，我们引进了共和制、选举制，也产生过民国初期的几位总统，五四运动以来，我们引进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但所有这些先进的政治理念、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并没有在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上站稳脚跟。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现实的经济发展水平上看，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和市场经济不够发达，城乡之间、沿海与内地之间、不同行业之间广泛存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多层次性、所有制成分的多元性、分配方式的多样性，决定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性。受
8、这些因素的制约，要使民主、秩序、法治、效率、公平、4公正等现代政治理念，以及在这种理念指导下构筑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充分得到体现还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2.封建主义残余是影响我国政治文明建设和发展的历史文化根源。政治文化是政治理念的底色，政治制度是政治理念的外化。一国政治文明的建设和发展还受该国政治文化、政治心理和政治理念的制约。不可否认，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蕴涵着许多带有本土的、民族性的积极因素，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其消极影响增加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最典型的则是封建主义的影响，特别是政治生活中的封建专制主义遗毒，其主要表现是：等级森严，崇尚集权
9、，对人权缺乏足够的保障和尊重，对政权缺乏足够的监督和制约；重德治，轻法度，渴求清官廉吏， “官本”制度的固若金汤与“民本”思想的苍白无力并存并行；强调“君临天下”和“家天下”的政治理念，缺乏“天下为公”的博大与崇高，缺乏民主、平等、法治、合作等先进理念及以这种政治理念为支撑的政治制度。这种政治传统和政治惯性，导致中国历史上一再错失政治改革的时机。到了近代， “百日维新”在谭嗣同的呐喊声中失败了， “洋务运动”在甲午海战的败北中夭折了，“走向共和”的梦想在军阀混战中流产了，这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只有改朝换代的轮回，少有脱胎换骨的质变的文化历史根源。 “文革”十年，封建专制主义恶性泛滥，个人迷信盛行
10、，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直接背离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中，总结了这方面的教训，并对此作了透彻分析，他说：“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1 他进一步指出：“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 ”2 这真是一针见血，鞭辟人里。这些根深5蒂固、带有封建主义色彩的弊端，如今在我们一些领导干部个体身上仍有表现。他们官本位思想很重，缺乏应有的法制观念，把权力视作谋私的工具。这些与封建专制主义息息相关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思想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直接
11、对立的，严重影响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和发展。 3.执政党的自身建设水平是我国政治文明发展的政治生态因素。政党的出现是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和标志，是政治文明的重要体现，也是实现政治文明的政治工具。孙中山当年曾经把中国执政党的执政方式分为三种，即军政、训政、宪政，这三种方式是次第出现、前后相连的三阶段。中国共产党作为在大陆执政五十多年的执政党，其自身建设水平和执政水平还有相当不如人意的地方。首先是党内生活的民主化问题。其次是党的各项制度建设特别是权力配置的科学化问题。第三是党的作风即党的形象问题。第四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自我净化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缔造了崭新的社会制度，使社会主义
12、的政治文明较以往有了一个质的跨越。党所处的地位、环境以及党所肩负的任务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由于党没能准确地把握这一变化，思想方式仍停留在革命党角度，过于强调政党意识形态，政治领域无法摆脱姓资姓社的束缚，结果弱化了对执政规律的把握，弱化了在政治文明建设上的带头和促进作用。再加上高度集权、个人崇拜，结果使党内民主制度和国家法制建设遭到严重破坏，继而严重影响到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党原有的优秀政治资源不仅没得到充分发挥，相反还遭到严重破坏，出现了严重的倒退。这一惨痛教训告诉我们，由于执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以及执政党的政治导航是影响政治文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如果把执政党执
13、政简称为“党治”，那么这种“党治”就是从过去的几千年的“人治”中走过来的，多少带些“人治”的色彩在所难免，但绝不能退化为“人治”，所以今天的中国，其执政党的庄严的政治任6务就是“远离人治，走向法治”。 三、推进我国政治文明建设要从转变执政方式入手 执政的实质是行使国家治理的权力。简单来讲，权力行使的方式就是执政方式，这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共产党自身转型是执政方式转型的基础，即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经历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
14、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 ” 1.由“党政不分”向“党政分开”转变 党政不分的执政方式是指执政党不通过国家政权，直接通过政党组织来行使国家的政治权力，这种方式往往是革命党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为了加强革命党的凝聚力和加强革命党对社会资源的动员能力而实行的，革命成功以后，进行大规模的政治运动的时候，往往也采用这种方式，例如文化大革命时期，党政军高度合一，往往以党代政，执政党直接行使国家权力。党政不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虽然有国家政权机关，但是执政党居于国家政权机关之上，形成执政党决策、国家政权机关执行的体制，这种体制下，宪法对国家政权机关的规范难以对执政党行使公共权力进行约束
15、，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威不足，宪政秩序下的国家权力监督约束机制失效，容易形成绝对权力，从而产生许多弊端。党政分开的执政方式不仅是指执政党的机构设置和国家政权机关的设置要分开，更重要的是执政党要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来行使权力，通过执政党的党员在国家机关中担任职务的方式来控制政权，从各国政党政治的常态来看，执政党执掌政权基本上采用党的领导人通过选7举这一法定程序直接担任政府领导人这种形式，这样就避免了出现党政两个权力系统彼此掣肘和相互消耗的弊端。 2.由“政策治国”向“法律治国”转变 政策治国的特点是会议多、文件多、领导讲话多。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就是人治的表现。在这种类型的执政方式下，执政党习惯于用不断变
16、更的政策来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政策的随意性很大，往往因政党领袖的变化而变化，在特定的情况下，甚至出现执政党领袖的个人崇拜；执政党在管理社会事务的时候，往往用政策来代替法律，使得法律权威不足。法治型的执政方式不仅要求执政党依据法律来行使管理权限，而且要求执政党本身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共产党是依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革命党的革命纲领及其领袖的个人魅力起了重要的作用，执政以后，执政党要想保持其执政地位，必须在民主程序上构建合法性基础，在法治的秩序 F 维持执政地位。 “以党治国”是典型的人治型执政方式，是国民党统治的执政方式，邓小平对党内一些同志的“以党治国”论提出了严厉批评：“以党治国是国民党遗毒，是麻痹、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我们反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一党专政，我们尤要反对国民党的遗毒传播到我们党内来。 ”3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表明了党要朝着法治型的执政方式转变。 3.由“无限型”向“有限型”转变 现代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有限政治，任何个人和组织的政治权力都是有限的，包括政府和执政党的权力。公共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