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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论唐五代科举制度对图书出版业的影响内容概要：科举制度作为封建时代最重要的考试和选官制度深刻的影响着古代图书编辑出版事业。 唐朝是科举制逐渐成熟的重要时期，本文试图从经学、 文学和蒙学三个部分分析唐科举制打破垄断的人才选拔形式和明经科、进士科的内容偏向对唐五代的图书编辑出版事业的影响。关键词 ： 唐五代 图书编辑出版文学 经学 蒙学“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 ，透过唐人孟郊的诗句，千年前进士登科、意气风发的场景跃然纸上。 的确，自隋文帝至清末新政绵延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作为世界史上最独特最悠久的考试及选官制度，全面深入的影响着中国封建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其强大的文化影响力至今仍残存
2、在华夏民族的血脉中。图书编辑出版业，作为联系自上而下的儒家文化普及和自下而上的政治征途攀登的桥梁，自然深受科举制度的影响： 唐朝，作为科举制度从萌芽到初步成熟的重要时期，作为雕版印刷术从无到有、不断普及的重要时期，不可不论。唐五代的科举制度为图书编辑出版业创造了庞大的社会需求，推动了图书贸易的发展， 促进了拥书业的进一步繁荣和雕版印刷技术的兴盛，极大地丰富了图书的种类和数量，尤其是推动了经学、文学和蒙学相关著作的编纂、修订和创作。唐朝和五代时期，科举制度还没有发展成为后世八股取士的那种“羁縻牢笼之一术” ，其考察内容较丰富、程序较繁杂。从生源选拔来看，主要为学馆和州县选拔的生徒。前者主要来自从
3、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办的学校，主要包括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及其他专科的律学、书学、算学等；后者又称乡贡、举人，即由邻里乡亲推荐，地方政府检验考察后的生徒。新唐书选举志中称： ”唐取人之路盖多矣，方其盛时，著于令者，纳课品子万人，诸馆及州县学六万三千七十人，太史历生三十六人，天文生百五十人” ，足以见其盛况。从考试分科来看，最主要的科目及秀才、进士、明经，秀才科在唐朝初年等级最高，太宗朝一度被废后便时有时无，到玄宗天宝年间终于名存实亡；明经科主要考察帖经、墨义，也就是背诵默写经文原文及先代大儒的解释，经文的内容则以九经为准， 即大经 礼记 、 春秋左氏传，中经诗 周礼 仪礼 ，小径春秋公羊传、 春
4、秋谷梁传 、 尚书 、 易 ；进士科为三场考试制， 除了经文和时务策以外还涉及诗、赋箴、铭、论、表多种文体，强调诗赋的创作型才能，难度较大。由此可见，在科举考试中， 儒家经书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封建皇权希图借助儒经统一思想、巩固统治，而士子则寄希望于通过对经学的研究博取功名、修齐治平， 而与此相对应的现状则是民间流散的经文去圣久远、文字多讹谬。 考生及各学馆亟需符合可靠要求的标准文本，这一需要直接推动了从唐朝至五代绵延不绝的， 由朝廷组织的对儒家经典的校勘、注疏活动。 这种对儒经的校勘解释尤以唐太宗一朝成就最大：太宗“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考订五经，颁于天下，命学者习焉” ，该定本是南北统一后由
5、官方颁行的第一种有关五经的标准文本，根据晋、宋以来的古今传本对正文和注文都多有校正；“又以儒学多门， 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 五经义疏1”，即 五经正义，包括周易正义14卷， 尚书正义 20卷、 毛诗正义 40卷、 礼记正义 70卷、 春秋左传正义 36卷，编纂时间历时三十余年，由五十多位学者共同参与，太宗视之为“卿皆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2”。所谓“正义”即根据传注加以疏通、解释，但这种经注体例因为信守“疏不破注”的宗旨，难免存在屈从注文的现象，可能在考试中造成解释的矛盾，因此，“有1旧唐书儒学传2同上诏更令裁定，功未就。” 直到永徽二年 (6
6、51 年，孔颖达死后 3年)，朝廷诏中书门下与国子三馆博士、弘文馆学士考正之，于是，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张行成，侍中高季辅就加增损，后又经马嘉运校定，长孙无忌、于志宁等再加增损，于唐高宗永徽四年(653 年)颁行。从此凡士人应明经科，均须诵习儒经，义理全据正义所说，否则就被视为异端邪说。其时，手抄本仍然占据统治地位，传播速度较慢、数量较少，故而新校订的五经并没有得到快速的普及，普通士子仍然难得一见，为满足学生抄录原本的需求，唐太和四年（830 年）至开成二年（ 837 年），由国子祭酒郑覃为帅的官员刻周易、尚书、 诗经等12 种经书，立石于唐长安城的国子监内， 史称“开成石刻”。石刻共 1
7、14 块碑石， 每石两面刻，共刻经文650252 字，历尽千年仍保存较为完好，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在古代图书出版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并引起了拥书业的又一个小高潮。隋唐时期儒家经典的主要复制方法仍然以手抄为主,一方面 ,唐代虽发明了雕版印刷术,但被视为奇巧淫技,为朝廷、 政府所不齿， 另一方面 , 由于人们习惯于手抄儒经的传统方法,一时难以改弦易辙，如京兆华园的藏书世家柳氏家有书万卷，都是由家人手抄得来。科举制度建立后，兴盛的官学、私学和书院中学生数量大增， 对书籍的巨大社会需求一举扭转了手抄书一统天下的局面，官刻儒经应运而生：从后唐长兴三年（932）至后周太祖广顺三年（ 953 ） ，由政坛不倒
8、翁冯道主持编纂了儒家十二经，即九经加上孝经论语尔雅。五代国子监版印儒家经典是官刻图书的开始，规定了五代科举考试的应试范围和评价标准，其编辑出版的运作程序也为后世官府刻书活动起到了重要的典范作用。官刻机构的代表国子监作为中国古代掌管教育、负责科举考试的最高政府机构， 这种由政府教育机构参与印本书的销售发行活动有利于提高社会图书出版发行业的信誉度，集人才、物力、财力优势为一体，在唐、宋、明年间始终是中央官刻的主体。唐五代时期，除了经学在校准、注疏、刻录、版印方面的长足发展之外，科举考试制度还直接推动了文学的繁荣，形成了重视诗赋、才子的大唐风气和汪洋恣肆、自由奔放的大唐文化，促进了诗集、韵书与传奇等
9、图书的编辑和出版工作。首先是进士科对于诗赋的强调，若仅从制度层面来说，进士科与明经科无高下优劣之别，但前者重视创作后者注重背诵，一难一易，故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众科之目 , 进士犹为贵，其得人亦最盛焉”，明经登科的世子在官场上往往受人白眼。而含金量较高的进士科考试，则呈现出考查内容逐年增加，测试重点不断偏向诗赋的特点。根据唐初定制试时务策五道，帖一大经；高宗永隆二年(681) 依刘思立之请，加试杂文(包括箴、铭、论、表等)两篇；天宝十三载 (754)， “策外更诗、律、赋各一首3”， “制举试诗赋，自此始4”；大约到了中唐 ,三场试的顺序又有所调整，先诗赋，次帖经，最后试策，如
10、果第一场都不能过关实际上就已经宣布落榜，故有“主司褒贬，实在诗赋，务求巧丽，以此为贤5”的词。 书中屡见“进士李肱 霓裳羽衣曲诗 一首，最为迥出臣与状元第一人沈黄中 琴瑟合奏赋 又似文选中雪 、 月赋体格，臣与第二人6”等说法，可见诗赋水平在进士科考试中举足轻重的作用。进士“以词学登科7”的倾向使得社会上掀起了一种吟诗作赋的高潮， 文选几乎成为教科书的一部分， 十八岁的进士张文成因为屡次应考、屡登甲科， 成名后专门写3旧唐书玄宗纪下4唐会要卷七六制科举 5赵匡举选议6云溪友议载大和元年，文宗与知举的谈话7颜真卿语。颜鲁公文集卷十二作龙筋凤髓判，甚至被当做科考教科书广为流传，各名人大家如白居易、
11、元稹等在世时便出版诗集， “为学者以抄集为科第之资”。这种对诗词的狂热还推动了图书贸易的发展，有实物交换和直接售卖两种，前者如白居易的诗作“至于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换酒茗者， 处处皆是8”， 后者如唐末女子吴彩鸾“以小楷书唐韵，一部市五千钱9，民间图书交易十分活跃。除了诗赋之外，还有一种文学形式的产生与发展与科举制度密不可分，即萌芽于隋唐时期的小说的雏形唐传奇。 传奇即文言短篇小说， 内容多传述奇闻异事， 承袭自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但篇幅更长，反映内容也较原先更为广泛，多描写男女情事，“凄惋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10”。这一新的文体的兴起除了有市民阶级文化需求的兴盛等原因外，科
12、举制度也对唐代传奇的发展成熟起到了重要作用。从形式上看，士子在“行卷”中应用了一种以叙事为主，内容近于野史，中间常穿插诗歌韵语，结尾缀以小段议论的文体，献名公巨卿，以求称誉，扩大社会名声，为考中进士科创造条件，宋赵彦卫云麓漫钞说，“唐代士人行卷，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 、 传奇等皆是也”。从内容上看，唐代士子别妻赴考、狎妓冶游等活动为唐传奇提供了丰富的情节和情感。唐传奇中的任氏传、霍小玉传等名篇中的女主角多为长安的娼妓或是因夫君赴京后的思妇、弃妇形象，游仙窟、李章武传、非烟传等甚至公然描写冶游士子婚外恋情。究其原因是唐人“好文尚押”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多在放榜后举行宴集，并邀请歌姬到
13、场，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唐代新兴之进士词科阶级异于山东之礼法旧门者, 尤在其放浪不羁之风习” 。从传播渠道和创作契机上看，唐代不少文言小说都8元稹白氏长庆集序9北宋宣和书谱正书10宋 洪迈唐人说荟提到了“昼蒸夜话 , 各征其异说”到“握管濡翰 , 疏而存之”的过程，证明唐代士子宴聚交游 , 往往造成了大量奇异故事的产生、 流传、 扩散, 有些则被写成小说，同一内容的题材常常被许多位小说作者竞相述写, 可为明证。从写作风格来看，传奇多用大量使用骄俪华艳之辞描写风景甚至人物言语，也是受到科举考试重视文辞骈句等影响。如果说经学和文学还属于士大夫知识分子阶层，那么教育的普及则是直接关系到广大百姓的重要
14、变革。 科举制度变更了南北朝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度，打破了世家贵族对官位的垄断，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可能性极大的激励了普通百姓，尤其是占封建社会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学习的热情，推动了学堂的建立，进而极大地促进了蒙学的发展和启蒙读物的编辑出版事业，包括小学、 字书、韵书等。唐代的启蒙读物除了承传前人旧有读物，如千字文、 开蒙要训等之外，还有一些新编的读物表现出了有别于前朝的新的特点：不仅出现了专门为应付科举而编选的诗歌教材, 如文场秀句 , 主要收录了当时的名人佳作, 如白居易、杜牧等人的很多诗句,清新自然 , 通俗易懂 , 很适合儿童朗读记诵 ;连科普类、历史类和识字书也往往采用韵律的形式
15、，如步天歌、括星诗、咏史诗等，中唐至北宋初年广泛盛行的识字类童蒙课本太公家教的全书内容就多用四言韵语讲解为人处世之道，无独有偶，李翰的蒙求也采用了四言韵语的形式 , 每两句一组 , 偶句押韵 , 八句一换韵，共收集典故590 多个，除篇末四句外 , 每一句讲一个经传故事 , 将经传中的善恶事实相似者两两类比。通过这些书籍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韵律的使用不仅仅是出于方便儿童理解记忆的目的，而是蒙学教材在内容和编排体例上都受科举制度重视诗歌的影响。除经学、文学和启蒙教育方面相关的图书出版编辑之外，唐代科举考试制度还直接催生了兔园策府这样的类书。 宋人王应麟困学纪闻 卷十四考史记载:“兔园策府三十卷
16、 , 唐蒋王恽令僚佐杜嗣先仿应科目策, 自设问对 , 引经史为训注。”李恽是唐太宗的儿子, “仿应科目策”就是模仿科举考试的形式, 设计模拟试题对学生进行考试训练,可以说开创了中国模拟考试的先河。唐代的科举制度为图书编辑出版事业提供了巨大的社会需求并为其内容提供了导向，极大的丰富了图书的种类和数量，为宋代图书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iiiiiiivvviviii中国编辑出版史黄镇伟苏州大学出版社ii唐代文言小说与科举制度论略李时人iii浅谈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对图书出版业的影响张雨晗iv论科举制的确立与发展对中国编辑出版事业的影响付宇娇v科举制度与隋唐五代的图书出版事业孔正毅vi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程千帆上海古籍出版社vii谢俊美 . 科举制度的存废与影响J. 人民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