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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第一人称视角的越位关键词：第一人称 越位 叙事艺术摘 要：严歌苓是个不断在叙事技术上进行艺术探索的新移民作家，在小说扶桑中进行的叙事艺术创新，在第一人称叙事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突破了传统第一人称严格的视角限制，形成视角越位。这种越位可归为两种表现形式：第一种是隐蔽的视角越界， “我”作为叙述者，悄悄地隐藏在暗处讲述扶桑的故事；第二种是公开的视角越界， “我”作为评判者，评判主流意识形态和处于边缘状态的移民，表现了自我意识。严歌苓是个不断在叙事技术上进行艺术探索的新移民作家，早在 20 世纪 80年代在大陆进行文学创作时，就深受先锋文学的影响，积极尝试叙事艺术的各种变革，出国后，继续进行叙事形式
2、的探讨，作品的叙事艺术具有现代性特征。 扶桑是严歌苓的一部重要作品，获台湾 1996 年“联合报文学奖”长篇小说奖，王德威曾说这是她历次获奖作品中最好的一篇，1998 年在大陆出版后又多次再版，深受好评。人们对扶桑的叙事技术颇感兴趣，认为扶桑的成功与其说是作品本身内容的独特，不如说是由于它在叙事形式上的创新所致，已有人运用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从宏观方面进行研究，先后提出了历史叙事、身份叙事等观点。细读文本，可发现在扶桑中笼罩着一个精心构造的叙事框架，在女神变神女这个距离遥远的历史故事的发展过程中， “我”对多种多样的情境，人物的感觉心理进行描述，直接阐释、评论人物及移民历史，第一人称“
3、我”不再只是展示其在场时发生的事件，突破了传统第一人称严格的视角限制，成为全知视角，形成视角越位。一、传统的创新2传统的第一人称叙事从“我”这特定角度出发来叙述，讲述的是耳闻目睹及亲身感受，令人感到真实可信、亲切，读者也似乎在同作者交谈，缩短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从而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被读者接受。与此同时，第一人称叙事也有局限性， “我”讲述故事时，通常有严格的视角限制，只能展示其在场时发生的事件，观察和介绍出现在其视野范围的人物，未参与的故事只能由第三者提供， “我”再作转述，而且无法深入他人的内心世界，这样在第一人称视角观照下的故事是有限的展开，人物形象不够丰满。善于对叙事艺术创新的严
4、歌苓打破了以往第一人称在视角方面的限制，大胆改革，加入了全知视角，形成了视角越位。这种对第一人称视角的变革在她早期的创作中已崭露头角，长篇小说一个女兵的悄悄话描写了主人公“我”陶小童，一个年轻的部队文艺女兵在遭受泥石流冲击，生命濒临死亡的休克状态下的内心独白、回忆，以第一人称“我”来展开叙事，但严歌苓并不满足于“我”第一人称这单一的内聚焦视角，时不时超越，结合时代对陶小童的命运、思想意识进行观察、解剖，突破有限的视角进入了更广泛的视野，从而让读者加深对时代的了解，更进一步了解主人公的全貌。出国后，严歌苓接受了更多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在叙事方法上的探索走得更远，这种第一人称视角的突破艺术在扶
5、桑中运用得更为纯熟。 扶桑以第一人称“我”讲述了一个距离遥远的历史故事，在故事的讲述过程中，缤纷的场面，人物的感觉心理以及直接阐释、评论对故事进行了切割、组合，故事变得支离破碎，这中间， “我”起了重要作用， “我”在暗处隐蔽地看着事件的发生，在文中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我”的所见、所闻，构成了作品的主要框架， “我”作为故事的叙述者，见证了扶桑的一生，同时“我”也是事件、历史的评判者，作者毫不避讳、公开地把“我”3推进读者的视野， “我”的所想、所感，构成了作品的深层意蕴。这种或隐蔽或公开的视角是对传统的第一人称的创新，可称之为第一人称的越界。这种视角越位现象可归为两种表现形式：第一种是隐
6、蔽的视角越界， “悄悄地”隐藏在故事中，并不破坏第一人称有限视角营造的故事真实感和情感色彩，小说的整体形式不产生明显变化，视角越位只让主题意蕴的表述更细腻透彻；第二种是公开的视角越位，叙述者在讲述故事时对第一人称叙述的有限视角要求置之不理，明目张胆地运用全知视角，同时不断地在文本中暗示“我”对事件缺乏知情的可能性。二、叙述者“我”隐蔽的视角越位在小说一开始， “我”就与小说主人公扶桑一同走进小说， “这就是你，这个款款从喃呢的竹床上站起，穿猩红大缎的就是你了。缎袄上有十斤重的刺绣，绣得最密的部位坚硬冰冷，如铮铮盔甲。我这个距你 120 年的后人对如此绣工只能发出缺见识的惊叹。 ”从此“我”作为
7、叙述者来讲述扶桑的故事，但“我”与这个故事没有多少牵连，既不是见证人，也没有与主人公的血缘关系，甚至不是生活在同一时代，已相距 120 年， “我”是从 160 册唐人街的正、野史中找到扶桑，开始回顾扶桑的一生。为此“我”作为叙述者，讲述不在场时发生的事件，必须跨越传统的第一人称视角限制，但这时的“我”还只是用眼睛看， “我”悄悄地隐藏在暗处，把所看到的真实情况记载下来，并不破坏故事的真实感。“我”看到出国前的扶桑，她的出生、定亲、成婚及拐卖。她是一个普通的茶农的女儿，母亲在去长沙送茶的路上生下，取名扶桑，后与广东沿海地区的男人定亲，抱着大公鸡与不曾谋面的丈夫拜了堂，怀着出国与丈夫相聚的美好愿
8、望却遭拐卖。经过漫长、充满劫数的旅途，扶桑终于来到美国，迎接她的是皮肉卖身生涯，由此4有了扶桑和白人男孩克里斯的相遇及后来的相恋。对扶桑这种经历的简单描绘，仅仅是从外表单纯的看，严歌苓并不满足，她还要“我”深入到扶桑的内心世界，揭示出她的心理活动，展现她不为人知的一面。这样做也因了扶桑的愚钝，扶桑做了这么久，却连一个客人的名字也叫不上来，被阿妈多次转卖。同时“我”作为与洋人有过恋情的女性华人移民，和扶桑有着相似的身份、相同的民族文化积淀，能够与扶桑谈心，展现她的不为人知的内心世界。为此“我”尝试把扶桑的感觉表达出来， “先让我煮一杯咖啡，好好提炼一番词句，否则我要写一整本书也写不清这感觉。 ”
9、于是扶桑与克里斯之间的恋情就交由“我”来表白，她一直期盼着克里斯的到来，总觉得有一天克里斯的手会从盖头下伸过来，也一直珍藏着克里斯外套上的那枚纽扣。这些想法扶桑是不会说出口的，这都需要“我”来讲述，把她的内心感受告诉读者，让人们看到一个情感丰富，不乏对生活有着美好追求的扶桑。作为叙述者的“我”在讲述扶桑与白人男孩克里斯的情爱故事时，在情感与理智上处于两难状态。从情感上是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但理智上却知这是不可能的，他们之间存在的巨大的鸿沟难以跨越。透过这场悲剧， “我”看到了中西文化的差异及由之引起的文化冲突，中华传统美德中的忍耐和宽容被洋人当做了奴性，视作罪恶的根源，而扶桑吹起的高亢激昂的
10、苏武牧羊曲子，却被白人认为是招魂般的符咒，引起一场小规模的械斗。中国人、中国文化被曲解，于是“我”在叙述故事的同时，又肩负起对文化及历史的评判，这时的“我”不再隐蔽在暗处，而是公开地站出来指手画脚了，发表评论，为扶桑，也为自己，更代表了为数不少的华人移民。 三、评判者公开的视界越位作为评判者， “我”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尽管“我”与扶桑有着上百年的时间差5距，但“我”也是移民，正如严歌苓在扶桑序中写道：“移民，这是个最脆弱、敏感的生命形式，它能对残酷的环境做出最逼真的反应。 ”在如此敏感程度下，人对世界的认识不可能不客观，不可能“正常”。任何事物在他们心理上激起的反应，不可能不被夸大、变形。移
11、民，这个特定的环境把这种特定的敏感诱发出来，并一脉相承，直至当下第五代移民。“当我们这批人涌出机场闸口时，引得人们突然向我们忧心忡忡地注目，警觉和敌意在这一瞬间穿透了百多年的历史，回到我们的内心。 ”同是华人移民同第一个踏上美国海岸的中国人感觉是一样的：陌生、孤独、承受敌意、被误解。“我”的移民身份和移民心理让“我”对移民有了准确的了解，为评判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我”虽是移民，和扶桑同样受到西方主流文化的排斥，但“我”所处的时代与扶桑已相距甚远，我们排行第五代移民，不再是任人欺凌的对象， “我”的地位已大大提高，已具有话语的权力。于是“我”在故事中不仅承当了讲述者的角色，还进一步负有评判者的
12、重任，表明自己的身份，作为新移民的代言人，运用知识分子的价值趋向公开地进行直接评判，评判当时的主流意识、边缘意识。 “我”在讲故事的同时根据经验自我对故事进行阐释和评论，这是对故事叙事的叙事，表现了自我意识和参与故事叙述的欲望。对当时的主流意识“我”是持鲜明的批判态度的。 扶桑取材于 120 年前的美国下层华人社会，这是一个被主流社会误解的社会，充满了污蔑，把妓女只看作为“物”，特别是中国妓女“她们畸形的足以及特有的步态使她们躯干的发育受到了重大影响，那些影响之一便是变形扭曲了的盆腔和阴道，这便是她们肉体的奇异功能所在。正如他们这个民族擅长盆景艺术，这些被曲扭了女性肉体提供一种无法言喻的享受。
13、 ”对扶桑这样的华裔女性，人们津津乐道的是那三寸金莲，价钱低廉的6肉体叫卖。而华人心目中的英雄，如具有传奇色彩和个性的华人英雄大勇则被洋人视为恶棍。这种主流意识形态充斥了白种人的种族歧视、文化偏见，早期华人移民在此处境里艰难地生存着。对处于边缘状态的扶桑， “我”的心态是极其矛盾的，作为漂洋过海的三千中国妓女的一个， “我”同情扶桑的悲惨遭遇，努力挖掘她身上埋藏的原始美。她有善良的人性，对纯洁爱情的向往，在努力生存着、生活着。但随着故事的推进，特别是在她被阿丁捧红成为名妓之后， “我”对堕落中快乐着的扶桑表示不解，与扶桑的对话越来越困难，到后来，只能猜测扶桑的结局，就有了众多版本，也许是小食档
14、的老板娘，也可能是卖水果的小贩。 “我”对扶桑的评判还进一步延伸到当代女性， “我”发现尽管一百多年已过去，但女性的地位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在男权主宰的社会里，女性仍处于弱者的地位，今天的女性只不过是把出卖的概念偷换为婚嫁，以此换来无忧无虑的三餐、绿卡，这种令人可悲的现状更应引起人们深思。“我”在作评判的同时，常是不断地颠覆自己的结论，对种种看法给予否定，这种否定暗示了“我”对事件知情权的缺乏。正如“我”对扶桑的评价，一开始是认为她有一些无伤大雅的低智，后发现有对肉体欢乐的兴趣，但不久又推翻所有设想与猜测，认为扶桑看重忠贞，对白人男孩克里斯的感情隐藏得极深。而在刑场上做大勇的新娘子的那份安
15、泰，让“我”迷惑，也越来越发现不了解扶桑，后干脆说，也许“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怎么可能对你这样一个已进入历史的人作分析和解释呢？“我”甚至不能分析和解释当代人和“我”自己。 “我”作为叙述者，根据历史的只言片语，把毫无关联、支离破碎的历史事件连缀成了传统故事，同时“我”作为评判者这一公开视角，又时刻提醒读者这是杜撰、编造、虚构，这种故事暴露写作技巧的策略，是现代叙事艺术中的重要一种，称为元叙事，元（Meta）这个后缀在希腊文中是“在后”的意思，是叙事的叙事，表达强烈的自我意识，在读者和故事之间造成一7种间离效果，好让读者不过分沉湎于故事的“真实性”。这种叙事的叙事更符合事实，扶桑只是“我
16、”史书中找来的一个模模糊糊的形象，她似隐似现，给予了作者很大的想象空间。 总之，生活于当代的“我”，作为第五代移民的代言人，跨越了传统的对第一人称视角的限制，一方面， “我”看到了扶桑的一生，又深入她的内心，展现她的不为人知的一面，另一方面， “我”也是评判者，表现了自我意识和参与故事叙述的欲望，这样既强调了叙述行为的作用，肯定了叙述者的主观能动性。在叙述和评判中，再现了被过滤和稀释的早期华人移民历史，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撞，并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美德和缺陷进行反思，这是第一人称视角越位带来的深度和广度，也印证了作者严歌苓的话，移民文学不是边缘文学，有中国人的地方，就应该生发正宗的、主流的中国文学。 严歌苓：扶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 页。参考文献：1 杨振昆等编：世界华文文学的多元审视，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2 蒋述卓：跨文化的诗学探寻，暨南大学出版，2007 年版。3 饶芃子：世界华文文学的新视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