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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观的反思【内容提要】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中，数度出现对文学史观处置的钟摆现象，本文提出不能轻易否认文学史观之于文学史研究的价值意义，但要重视文学史观之于文学史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在强调史观对文学史研究的指南作用时，还应重视文学史研究自身的学科特性，重视对于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探讨与发现，重视寻找和借鉴与文学史研究学科特点相适应的独特方式和思路。文章还对科学实证与历史还原、典型现象分析及长时段研究的思路等进行了阐发。【关键词】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文学史观；史识；思路 作者朱晓进，1956 年生，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南京 210097）。中国文学史研
2、究作为独立的学科，以及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学术品格的建立，是 20 世纪初才开始的。在此之前，中国有文学理论研究，如文心雕龙、 艺概、诗品之类；有文学批评，如诗话、词话、小说评点之类。但唯独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研究。从 1904 年印行的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算起，中国文学史研究至今已有一百年的历史。这百年文学史研究的历史，从学科研究的角度看，到底给我们提供了哪些启示呢？近年来，人们谈论较多的是文学史观的问题。对于文学史观的关注，这的确体现了当前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史写作上的理论自觉。在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中，曾有过对文学史观的数度强调，而几乎在强2调过后也曾产生过对史观问题的疑虑。文学史观作为
3、方法论对文学史研究具有“指南“作用，但这种作用是渗透在具体的文学史研究中的，是由具体的文学史研究的结果所隐含着或显现着的，如果仅仅将某种史观当作“构造体系“的公式和贴到各种文学现象上去的标签，就容易在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史写作时落入“以论带史“或“以论代史“的套路，而有违“论从史出“的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史写作的通行原则。文学史观之与文学史研究的意义是重要的，没有文学史观的统摄，分散的文学现象往往难以凝聚成史。关键是要正确认识文学史观之与文学史研究的意义，处理好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研究的关系。一中国人最早为文学作“史“，主要接受了进化论的史观，进化论史观在文学史最初的研究尤其在五四时期占重要地位。胡适白话
4、文学史的方法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归纳的理论、历史的眼光和进化的观念。胡适：胡适留学日记，商务印书馆，1947 年，第 167 页。 谭正璧的中国文学史大纲是我国第一部用白话文编写的由上古叙述到现代的中国文学史著作（1924 年泰在图书局初版），其中心史观也是进化论的，他在 1929 年更是出版了一部中国文学进化史（开明书局），在书名上就标明“进化“二字。稍后，郑振铎出版了中国文学史（插图本）、 文学大纲、中国俗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中古卷等文学史著作。他在介绍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时，基本上是重复胡适的观点，认为只要掌握了“归纳的考察“与“进化的观念“，便如同“执持了一把镰刀，一柄犁把，有了它们，便
5、可以下手去垦种了。“郑振铎：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 中国文学研究，商务印书馆，1927 年，第 12 页。“进化的文学史观念“在 20 世纪 20 年代比较盛行。关于 20 年代文学史研3究中的“进化的文学史观“，可参见陈平原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中“进化的观念“一节。 由于进化的文学史观强调文学发展的运动和变迁、发展和进步、联系和规律，应该说就最初的文学史研究而言，进化的文学史观对文学史研究建立自己的学科品格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对进化的文学史观念的过分强调，使文学史研究的目的论色彩过重，文学史研究似乎仅仅为了用来印证事物进化的普遍规律，而文学史研究自身的目的和意义
6、却多少被忽略了。而且，进化的文学史观念本身在方法论上导致的线性思维和决定论思想方法，也给文学史研究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这引起了研究界的不同看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30 年代学界对之的反拨。明确对这种文学史观提出不同意见的是周作人。他在 1932 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认为：“中国的文学，在过去所走的并不是一条直路，而是像一道弯曲的河流，从甲处流到乙处，又从乙处流到甲处。遇到一次抵抗，其方向即起一次转变。“而这“两种不同的潮流“，周作人是概括为“诗言志言志派“与“文以载道载道派“，“这两种潮流的起伏，便造成了中国的文学史“.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岳麓书社（据 1934 年人文书店重版中国
7、新文学的源流校订），1989 年，第 17-18 页。 这种归纳是否准确可以讨论，把“二元“简化成“言志“与“载道“也有简单化之嫌，这难以解释包括“白话文学“在内的文学史现象。其实，完全可以设立多条“二元“线索，例如再设立一些诸如“雅与俗“、“文言与白话“、“文人“与“民间“等的二元线索，也许能够从文学观念到文学形式等多方面的演变中展示文学发展的历史。但周作人这种观点的提出在当时是意在对进化的文学史观的反思和反拨。周作人认为，“五四“以后的学者以“进化论“治文学史，其长处是终于结束了此前对文学的“孤立的、隔离的研究“，以联系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使之成为4名符其实的“文学史的研究“.但同时周作人
8、又指出，以“进化论“研究文学史，其缺点也太明显，这就是易于“空想“出“文学上的一直的方向“，即认为文学是沿一条直线向着某一目标不断进化发展的。周作人还直接点了胡适的名，他说：“胡适之先生在他所著的白话文学史中，他以为白话文学是中国文学唯一的目的地，以前的文学也是朝着这个方向走，只因障碍物太多，直到现在才得走入正轨，而从今以后一定要这样走下去。“周作人明确表示自己“不大赞同“这种“意见“，而坚持认为“中国文学始终是两种互相反对的力量起伏着，过去如此，将来也总如此。“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 18 页。 这种重视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内部矛盾运动的观点，起码可以对“进化的文学史观“起一种纠偏作用。胡
9、适的白话文学史既然以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的唯一的目的地“，就不能不否定或忽略非白话文学的存在意义和价值，这完全是带着五四时期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倾向的，如此描述出来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其真实性是很值得怀疑的。而周作人强调文学发展史中“互相反对的力量起伏“，情况就很不一样，它没有预设的文学发展目标，各种对立、对峙的文学现象便都能进入文学史家的研究视野，这就在接近文学历史的真实性方面前进了一步。30 年代像周作人这样对进化论文学史观明确进行质疑的虽不多，但文学史研究和写作中直接使用进化论史观的已不多见。与 20 年代较多的文学通史相比，30年代文学史写作，更加趋向于精细化，更注意文学发展的具体性
10、和复杂状态，出版的文学史著作也更多了一些断代史、文体史。例如断代文学史著作有：游国恩的先秦文学（商务印书馆，1934 年）、杨荫深的先秦文学大纲（中华书局，1932年）、罗根泽的乐府文学史（北京文化学社，1931 年）、王礼锡的南北社会的形态与文学的演变（神州国光，1931 年）、苏雪林的辽金元文学（商务印书馆，51933 年）、 唐诗概论（商务印书馆，1934 年）、吕思勉的宋代文学（商务印书馆，1929 年）、柯敦伯的宋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 年）、宋云彬的明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 年）、钱基博的明代文学（商务印书馆，1934 年）等；文体史著作有：刘麟生的中国骈文史（商务印书
11、馆，1936 年）、王易的词曲史（神州国光，1932 年）、朱谦之的中国音乐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5 年）、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开明书店，1929 年）、陈中凡的中国韵文通论（中华书局，1929年）、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商务印书馆，1934 年）、陆侃如的中国诗史（大江书铺，1931 年）、方孝岳的中国散文概论（世界书局，1934 年）、 中国文学批评（世界书局，1934 年）等。 这多少可以表明，人们似乎不再对一条线贯穿到底的文学史写法过于自信，开始关注每一时段文学发展和不同文体体裁文学发展的独特性、丰富性和复杂性。二对文学史观的再次强调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50 年
12、代到 70 年代，基本上是集体编写文学史的时代。在文学史的写作中，对文学史观特别强调，即要求以历史唯物主义史观为支撑，强调以人民性或现实主义为线索。早在 30 年代，唯物史观就曾一度对文学史的编写产生过影响，罗根泽当年在总结“编文学史的三个时期“时，认为“五四“前为退化史观，“五四“后是进化史观占主导地位，而 30 年代则是辩证的唯物史观在起影响作用。罗根泽：郑宾于著中国文学流变史， 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第 53-54 页。 但 30 年代以辩证唯物史观来写文学史，留下的有影响的文学史著作并不多见，这是因为当时对辩证唯物史观的理解还很肤浅，往往只是从几个最基本的
13、概念出发，缺少对唯物主义史观系统而深入的把握，所以成功之作不多。50 年代在文学史研究中强调历史唯物主6义史观，曾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例如，由于唯物史观强调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激发了人们对文学发展规律探究的兴趣，这也使当时的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都特别注重研究文学发展历史的进程，文学史的“历史“特征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强化；由于强调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文学现象的政治经济等社会的背景受到了充分的关注，这帮助人们从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去认识文学现象的原始起因和最终决定因素，使许多文学现象的存在之由、变迁之故得到了更加合理的解释；由于注重以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作家，可以让人们从阶级和社会学这个特殊的
14、角度去理解社会生活如何通过作家这个特殊中介折射在文学作品中的；由于强调文学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使文学与社会主体以及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得到了特别的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用更加凸显出来，这也使得文学史研究对文学作品思想内容的揭示和阐释给以了特别关注。这些都给文学史研究带来了新的面貌。但在具体文学史的研究中，由于许多研究者没有从方法论的整体上把握历史唯物主义史观，只从片面理解的某些历史唯物主义的现成观点去机械地对应所有的文学现象，因而也导致了文学史研究和写作中的失误。例如，历史唯物主义史观强调“人民创造历史“，而从表面看，历朝历代的文学作品往往并非直接由“劳动人民“创作的，这就要求研究者对文学创作与“人民
15、创造历史“之间的关系作出合理的解释。在当时文学史的写作中努力找寻文学创作与“人民“的相关性，可以看成是试图作出这种解释的一种努力。在文学发展史中发掘“人民性“成了文学史写作的重要任务。这样，在内容上，那些多少表现了民生疾苦、为下层人民鸣不平、揭露或讽刺了统治者丑行以及批判了社会现实的文学作品，理所当然地受到了特别的重视；在艺术上，那些由民间创作的，或者多少吸收借鉴了民间艺术养分、多少采用了民间艺术形式或多少与民间文学艺术有点渊源关系的文学作品理所当然地得7到了较高的评价。但在此同时，许多虽与上述情况不符但仍具有一定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的文学创作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如何使所有的有价值的文学都能
16、进入文学史研究的视野，在当时却是一个没有解决的课题。此外，当时在解释历史上大多数思想意识属于统治阶级而在艺术上又取得了很高成就的作家作品时，认为那是因为作家所遵循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部分地抵消了他们的世界观的反动性等。于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作用和意义被提升到了不太恰当的位置，本来是属于文学诸种创作方法之一的“现实主义“成了文学价值的评判标准，忽视了文学创作方法的多样性。用“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来划分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创作类别曾成为文学史写作的通行做法。例如，有人将中国文学发展史仅仅归结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历史。茅盾：夜读偶记第二部分“中国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夜读偶记，百花出版社，1958 年。 这种归结不仅不够全面，而且仅仅将现实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评判的标准，对许多作家作品就难以作出更公正、准确的评价。这样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