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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现代性反思”与改革开放年文艺 史观的嬗变摘要：改革开放 30 年来，在思想界的“现代性反思”过程中，文艺史观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从批判“阶级进化论”转向了“现代化论”、 “世界体系论”以及“新历史主义”等历史叙事模式。在当代中国历史观念的价值取向和学理基础大背景下，当代中国的文艺史观在思想解放过程中正在不断走向多元化，但也出现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分离的历史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倾向。 关键词：现代性；历史观念；唯物史观；新历史主义；虚无主义 改革开放 30 年来，随着对“极左”思潮的反思与批判，西方各种历史哲学和观念的涌入以及新的社会权力的分化组合， “重写历史”成为一股重要潮流。特别是近年各
2、种历史题材的文学和影视作品的畅销与热播，引发了对当代中国文艺创作和研究中的历史观念的广泛争论与反思。因此，清理当代中国文艺史观的演变过程、价值取向和理论基础，反思其中隐含的危机对于我们认识近 30 年来的文艺思想，总结改革开放在思想和艺术领域的成就和问题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阶级进化论与现代化论 近 30 年以来，文艺史观的变化与整个历史观念的变化有着密切关系，存在一定的差异，文艺史观既受到一定时期历史观的根本性影响，也取决于一定时期人们对于文艺本质的认识和文学规律自身的嬗变。尤其是中国的“重写文学史”现象，一方面主要源于新时期以来对于文学本质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这种变化背后又与整
3、个“重写历史”的思潮有着内在的一致和不可分离的联系。因此“重写文2学史”需要我们至少从两个层面人手：一是要放到整个“重写历史”的大背景中来认识，二是应放到文艺自身演化的规律中来认识。本文主要从第一个层面展开论述，部分内容涉及第二个层面的问题，但对这个问题暂不展开，拟另作文章讨论。 “重写历史”首先意味着对以往居于主导地位的历史观即唯物史观的重新审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从一产生就遭到了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各种批评，仅就 20 世纪来说，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就不断地以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理论、结构主义等来补充、改写自己的历史观。直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也写出了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与技术和重建
4、历史唯物主义等著作，目的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拆开”， “用新的形式加以组合，以便更好地达到这种理论所确立的目标”。来自外部的批评就更多了，特别是自由主义的批评。比如，波普尔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视为“历史决定论”，是集权统治的哲学基础，是“开放社会的敌人”。伯林也反对历史决定论，提倡历史阐释的多元化。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受存在主义、阐释学尤其是后结构主义影响产生的后现代主义历史观，承袭了尼采、海德格尔等的“反历史”思想，不再相信历史的规律性、总体性和目的论，认为历史根本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和意义，一切历史都是“断裂的”、 “碎片的”和“偶然的”，这对 90 年代以来中国人的历史观念产生了
5、很大的冲击。目前，在汉语学界影响日盛的美国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家列奥斯特劳斯则把马克思主义划入现代性第二个“浪潮”，把马克思看作是自卢梭、康德以来，和黑格尔等持“历史规律论”的重要代表，他们把马基亚维里、霍布斯、洛克等人的“历史进步论”改造为“历史观念论”，相信历史由看不见的无形之手所推动，即由“恶”推动，人类最终将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斯特劳斯认为，正是由于这种“历史观念”的破产，导致了前面所说的自尼采以来的历史虚无主义，即现代性的“第三浪潮”，是现代性危机的充分展开。这些理论已3经成为理解当代中国历史观念变化的不可回避的学理背景。 相应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艺史观的变化首先也是从对历
6、史决定论，特别是“阶级进化论”的批判开始的。 “阶级进化论”曾经是唯物史观的根本思想，是我们书写历史和研究历史的基本准则。但现在， “阶级进化论”的历史观被视为一种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当我们用阶级斗争进化论来套一切文学史时，文学史变成了政治史，研究者不可能从对象的自身出发，而是从先验的意识形态要求和框架出发，全然不顾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丰富性和差异性。那些被高度评价的作品往往是被誉为能够揭示“历史规律”的作品， “历史”内容是第一位的，而文学自身的艺术逻辑和合理性被抹杀，这体现了“历史”(政治)对“文学”的压力。80 年代，一些新的文学史提出了以“人性论”、 “主体论”、 “审美论”来取代以往的阶
7、级进化论历史观，但实际上真正取代阶级进化论的是“现代化论”。王晓明在 90 年代后期谈到“重写文学史”时指出，当时他们的一个目的是要“在理解历史的基本框架上面采用一个所谓的现代化的叙述框架，把从近代现代到当代中国社会的整个发展，看成是一个追求现代化的过程，并且在这样一个过程里去理解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这和原来那个直线进步的、以革命历史作为基本线索的讲法是不一样的”。 但从整体上看，不管是毛泽东时代的“阶级进化论”历史观还是 80 年代“重写文学史”的历史观，都没有摆脱现代化目的论，都是把现代性追求作为书写历史的基本规律，只不过是在阶级斗争和革命大叙事之外去补充“民间写作”、 “私人写作”的
8、“潜历史”，或者是在政治史之外补充“经济史”、 “文化史”、 “心态史”、 “审美史”等等。当然，正如王晓明所说，二者的“讲法是不一样的”，这两种历史观背后呈现出不同的现代化意识形态，按汪晖的分法，前者是马克思主义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后者是“新启蒙主义”的现代性理论。 “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是晚清以降中国思想的4主要特征，也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特征，这种思想的基本思路是要现代化，但不要西化，也就是说它把现代化作为基本的诉求，但是又将中国未能现代化的原因归结为帝国主义扩张和西方现代性霸权，它始终把西方现代性危机(多为想象性和建构性的“西方堕落”、 “腐朽”等指控，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性危机
9、”)作为自己走向现代化的警示，思考如何使中国现代化但又不堕入西方“现代性弊端”。这导致一个难以避免的悖论：“他(毛泽东)一方面以集权的方式建立了现代国家制度，另一方面又对这个制度本身进行文化大革命式的破坏；他一方面用公社制和集体经济的方式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他在分配制度方面试图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导致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他一方面以公有方式将整个社会组织到国家的现代化目标之中，从而剥夺了个人的政治自主权，另一方面他对国家机器对人民主权的压抑深恶痛绝。 ”而新时期兴起的“新启蒙主义”则将现代性追求直接纳入到西方 18、19 世纪以来的建立在自由主义和理性化基础上的现代性价值观上，在批判“文
10、革”意识形态的基础上重新确立“个人”、 “主体”等观念，企图从国家的集权下释放社会的自由和活力。这一意识形态实质上为 80 年代中国的改革实践提供了合法化基础，在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提倡市场自由竞争和向全球化迈进的历史进程中， “新启蒙主义”通过对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逐步淡化了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而将中国的问题重新纳入到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思维，20 世纪的中国历史再次回到古与今这一线性进化模式中。在此，汪晖敏锐地指出，虽然“新启蒙主义”将批判的对象指向传统的封建主义(将文革时代的社会主义看作是封建主义的历史传统)，它自己变成了反传统的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基本契合一致，但
11、是它与作为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依然存在着共同的价值目标和历史理解方式：对进步的信念，对现代化的承诺，民族主义的历史使命，5以及自由平等的大同远景，特别是将自身的奋斗和存在的意义与向未来远景过渡的这一当代时刻相联系的现代性的态度，等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陈平原、黄子平、钱理群等人关于“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命运描绘中，明确表达中国文学这种“双重压抑”状况，不得不在民族性压抑中走向世界，不得不在人性压抑中去完成“民族性”的大众文学：“中国文学是在一种充满了屈辱和痛苦的情势下走向世界文学的：它那辉煌的古代传统被证明除非用全新的眼光加以重构，否则不但不能适应、解释和表现世界的当代现实，而且
12、必然窒息本民族的心灵、创造性租思维能力；不但脱离了急剧变化着的现代化潮流，而且也脱离了奔向觉醒和解放道路的人民大众。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便同时展开为两个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对立的方面：所谓欧化(其实是世界文学化)和民族化。这是一个仍在继续的艰难进程。 ”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 “重写文学史”的历史冲动与其所否定、批判的“阶级斗争史”之间的对立是现代性价值观的不同抉择的对立，是现代性话语内部的“国家主体”“个人主体”的不同的“大叙事”的冲突。一个是“民族”、 “国家”、 “集体”等与文化的特殊性相关的选择在文学史书写中的体现，另一个是“个人”、 “人性”、 “都市化”、“市场化”等与文化的普遍性相关的
13、选择在文学史书写中的体现，它们实质上都完成了在各自的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任务，完成了从“革命”叙事向“市民趣味”的转化。 二、两种对立的现代性历史叙事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中国常常被描述为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其重要表征就在于中国进入了资本主义全球化大潮，市场化的全面展开，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以及由之带来的消费主义、实用主义意识形态的泛滥面对这样一个新的历史语境，不少学者认为中国问题已经无法在一个民族国家的内在空间中去诊断，对中国问6题的诊断必须同时也是对日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及其问题的诊断，因此，80 年代那种直接认同西方现代性的行为必须加以质疑。在此，有两种现代性思想的引入与我们的历史观密切
14、相关，一种是韦伯的现代性理论，另一种是兴起于西方 20 世纪 60 年代在马克思主义直接影响下的世界体系论。 韦伯的现代性思想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经帕森思化后的现代化论，还有就是现代性批判理论，如果说 80 年代中国思想界主要是受前者的影响的话，那么，到了 90 年代则更多的是接受了后者，即韦伯思想已经成为 90 年代中国“反思现代性”的重要工具。90 年代人们援引韦伯的理论主要是对中国出现的“工具理性化”、 “科层制”等现代性弊病展开批判，这些韦伯式论题在当下中国的确有相当的针对性，但也不可否认，用韦伯化的问题来概括中国是不够的，当然也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韦伯的马克思化或者马克思的韦伯化就
15、能概括得了的。世界体系论的引入直接对韦伯一帕森思现代化论和“五四”至 80 年代的新启蒙主义构成了挑战，因为按照这种理论，第三世界的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被殖民化、他者化的过程，西方启蒙，以来的价值观念不是一种普泛的价值观念，它不过是打着普遍主义旗号的特殊(殖民)主义而已。这种理论使我们不再从传统现代的线性发展史来看问题，而是从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与“边缘”、 “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来看问题。因此，相信现代化论不过是进一步滑入到西方构建的殖民体系而已，这就是西方要把自己打扮为“普遍主义”而把非西方指认为“特殊主义”的原因。这种论述直接支持了中国当代的文化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历史叙事，为“传
16、统”、 “民族特色”和“中国的内在视角”等等历史阐释的关键词找到了逻辑起点。但这种论述遭到这样的诘问：“(1)五四以来新文学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对于国民性的反思是否陷入了现代化意识形态的陷阱?是否存在前提性错误?如果中国的所谓落后并不是自己7的文化传统之过，那么，自五四开始的文化反思与文化启蒙不是冤枉了自己的祖宗而放过了真正的元凶吗?(2)1949 年后的社会主义中国所追求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国家发展方针有无重新评价的必要?如果说在现代化理论看来这种所谓自力更生无异于自绝于世界性现代化进程，那么，从世界体系理论的视野看，这不是恰好体现了摆脱全球性资本主义束缚、探索独立发展道路的脱钩战略吗?”尽管世界体系论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现代性新的批评维度，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将这种批判指向西方，而未能真正坚持“对西方的诊断同时也是对中国的诊断”，就有可能一劳永逸地将问题抛给西方，进而为极端民族主义煽风点火，同时也为各种“特色论”、 “本土化论”、 “失语论”、 “传统的现代转换论”提供片面的阐释工具。 这两种对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