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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微博基本是个好东西我国在对微博的认识上曾经是相当滞后的。比如对待微博的监管态度最初是从政治安全的角度来考虑的。2009 年初，广州的一位教师因为在课堂上讲授和使用 Twitter，而被公安机关传讯。而一些干部不敢、不会说话，不愿回应热点，因此非常害怕微博这种简洁和迅速的大众传播方式。2011 年 8 月 3 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朝闻天下节目，就郭瑶假冒高铁遇难者家属散布微博谣言一事，提出“微博的伦理底线在哪里”，这个质疑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我认为这个提问本身是错的，应该是“造谣者的伦理底线在哪里”。微博是一种传播途径，谣言并非微博特有的现象。没有微博之前，很多虚假信息已经长期存在于网络中。微
2、博平台具有很大的开放性，点击即可转发，使得虚假信息的传播更为便捷，让人感觉数量更多了，其实未必。比起微博传播谣言的能量来说，微博的纠错能力和自净化能力更强。比如微博网站和民间辟谣组织的信息核实工作，就是微博自净化的表现方式之一。包括新浪在内的多家微博网站，已开通了辟谣专区，如果经核实发现虚假的消息，系统就会退回这条微博。民间微博辟谣组织的出现，比如说“辟谣联盟”、 “谣言粉碎机”、 “科学松鼠会”等，也体现了微博参与者的逐步成熟。这种半官方和民间的辟谣工作，其实是在和谣言赛跑，降低谣言的蛊惑力，很辛苦，但也很有意义。至今中国微博的谣言没有一条生命周期超过三天。笔者认为，鉴于微博传播的个性化和即
3、时性的特点，对于微博上出现的不实留言，至少前期不宜由行政和司法介入。微博是多元的舆论场，没有必要一定要剿灭2全部不喜欢的东西。如果某种意见在一定空间范围内低于整体的 1/3，它不能被称为舆论，只是少数人的意见，可以不必在意。但如果这种意见已经接近一定空间的 2/3，那就基本上可以统领全局了，就不需要再压制其他意见了，否则会发生新的冲突。我们总是习惯于以统一舆论的标准来防范各种不喜欢的观点。其实多元本身是最安全的和谐状态。对于微博，我们要全面客观地看待，不能仅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凡是对我们的观点有利的事情就大肆炒作，不利的事情则遮蔽回避。2011 年 8 月 6 日，英国伦敦发生了街头骚乱。骚乱
4、参与者通过Twitter、Facebook、黑莓等社交网站串联行动，并蔓延到其他城市。但社交网站很快同样起到了遏制骚乱的作用，因为人们同样可以通过社交网站联合起来对抗骚乱。骚乱发生的第三天，就有人在 Twitter 上发起“骚乱清理”行动，立即得到广泛响应。很多英国年轻人自愿去清扫街道，还自己社区一片整洁。也有人在Facebook 上号召大家支援警察维持秩序，一天内就有 100 万人加入。一开始人们在网上用“#londonriots”这个标签议论此事，还有人用 Twitter 制作了事件地图，给计划外出的人以及警方都提供了极大的帮助。而“#riotcleanup”这个标签则完全扭转了社交媒体在
5、整个事件中的消极形象。这个标签后面闪烁的是人性的光辉，是对善的追求。在骚乱事件后，伦敦警方充分利用社交媒体来搜罗证据，抓捕犯罪嫌疑人。警方不断发布最新的犯罪嫌疑人信息，并将从媒体中截得的画面以及犯罪事实放在网上，以帮助搜捕犯罪分子。这也是网络的正面作用。而英国政府和首相对骚乱的态度，其中有一句话被我们放大了，即卡梅伦的一句“考虑限制社交网络的使用”。有媒体报道称警方正在调查社交网络和论坛上的言论，任何发布煽动骚乱言论的人都将被逮捕。但事实上所谓“逮捕”只是警方为3了控制局面而发出的善意警告。逮捕令得由司法机关签发，警察局不得擅自拘捕。英国内政大臣同时解释说，关闭社交网站和禁发手机短信并不一定是
6、最有效和恰当的手段，这样做将殃及商业活动以及那些没有犯罪的人。根据英国通讯法的规定，政府只有在具备充分理由是出于保护公众利益和国家安全的目的时，才可以下令电信传播监管机构停止网络服务。不过这样做将对言论自由造成严重的侵犯，也可能会被社交网站告上法庭。 从新闻价值的角度看，关于英国骚乱的报道还是属于局部事件，世界主要传媒的总体报道强度不高，大多数媒体都没有将此事作为重大的新闻，认为这是一起没有特定政治目的的骚乱，与政府关系并不紧密。而中国关于英国骚乱的报道，其重视程度有些异乎寻常。 人民日报2011 年 8月 9 日发布报道，声称伦敦骚乱让西方支持网络自由者有苦难言，就带有过于浓重的主观色彩。
7、环球时报连续几天都将相关新闻放在头版头条，比如“大骚乱让英国声誉降级”、 “危机冲击西方自信心”，也带有明显的主观倾向。 人民日报?海外版声称英国首相的表态引发了对社交媒体与言论自由的世界性讨论，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哪些国家在讨论。事实上，除了中国，不存在“世界性”的讨论。甚至到骚乱已经结束的 8 月下旬，中国还有各种专版的报道和分析。其实那时候事情已经过去了，英国已经平静，而中国没有平静，中国的心态还没有平静。BBC 记者针对中国媒体的报道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中国媒体对卡梅伦控网建议兴奋不已”。 苹果日报也发文称“伦敦之夏让北京感受民族自豪”。另外，我们也看到，国内网络上的报道和传统媒体的
8、报道就存在一些差异。2011 年 8 月 11 日雅虎网发表了一篇文章“从伦敦骚乱看社交媒体的积极意义”，4就很有代表性。这篇文章提到社交媒体本质上是一种交流工具，骚乱者可以借此联合起来进行破坏，爱好和平的人同样可以利用社交媒体传播正面的信息，提供帮助，积极恢复社区。同样在 8 月 12 日，雅虎上的另一篇文章“别借英国骚乱给微博泼脏水”，提到对微博进行批判，只不过是转移了注意力，将微博当成了实际问题的替罪羊，而离问题的真正解决更远了一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遵循胡锦涛主席 2009 年在世界传媒峰会上所说的话， “遵守新闻从业基本准则”，客观、平衡地报道英国发生的骚乱，不要带着强烈的主观目的。我们批评过别人对中国某些事件的报道如何不负责任，然而我们也要检查自己是否发生了同样的错误。对于微博是否要立法的问题，笔者认为关于网络的法规已经够多了，目前主要应该做的是鼓励微博的自律和网站的辟谣机制。同时，对于微博的管控本身要合法，要在宪法的范围内行事，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菜刀是切菜的，但不能因为有人用菜刀杀了人，就禁止所有人都使用菜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