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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苦力” ： 民国时期城市底层 社会研究读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秦洁内容提要 通过追溯民国时期 “苦力” 调查， 对早期社会调查的得失进行评价， 进而分析在城市底层移民研究和边缘职业群体研究的脉络中推进城市底层社会研究的可行性。在此基础上， 针对中国当代城市底层社会现状， 为进一步展开对城市底层社会的研究提供一些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视角。关键词“苦力” 民国时期城市底层社会Abstract：After reviewing the extant surveys on “coolie”from the Republican period，we may evaluate the meritsand de
2、ficiencies of social surveys in the early society and study the feasibility of promoting studies of urban socialunderclass along two lines，namely，the study of urban underclass migration and the study of marginal professional groups. On the basis of this，we may create some sociological and anthropolo
3、gical perspectives for furtherstudies of urban underclass in contemporary China.Keywords：coolie，the Republican period，urban social underclass笔者在从事城市底层体力劳动者的研究过程中， 查阅了与中国城市 “苦力” 研究相关的大量历史文献， 其中不少文献见于 2005 年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 文献显示，包括 “苦力” 在内的中国城市底层研究主要集中在民国时期。这是因为在意识形态的强大话语下，“苦力” 、“底层” 等词汇在 1949
4、 年后逐步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 随着意识形态的弱化和社会学的重建，学者才开始重新进入该研究领域。近年来， 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底层” 的范畴和内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新的 “底层” 不断出现，“底层” 问题也日益凸显。但是， 如何对城市底层社会开展调查和研究，尚欠缺成熟的学术经验。 因此， 笔者试图对民国时期城市 “苦力” 研究的经纬作一番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就如何进一步展开对城市底层社会的研究提供一些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视角。一、 民国时期全国性的 “苦力” 调查“苦” 和 “力” 合在一起， 最早表示 “刻苦努力”或 “用功” 的意思。但是，“苦力” 一词并非源出
5、汉 141 142语。中文辞海“苦力”条目称：“英文 cooiy 或cooiielie 的音译。 帝国主义者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如码头工人等 ） 的污蔑的称呼” 。 韦氏英语大辞典 中 “cooiy” 一词的释义是：cooiy 或 cooiie 源于印地语 ql，印地语本意为雇工； 英文意思包括两方面， 第一， 指东方当地的非技术工人， 第二， 指从事重体力劳动而工资廉价的人， 尤指从东方输送而来的人。台湾出版的 重编国语辞典 对 “苦力” 一词也作了和上面相近的诠释：“劳动者， 专指矿工， 脚夫， 车夫等， 从事笨重工作的人， 本英语 Coolie 的译语， 其专指在欧洲或殖
6、民地的华工而言。” 而在具体环境中， 人们习惯把“苦力” 看成是 “出卖力气干重活的码头工人” 。纵观民国时期的 “苦力” 调查，“苦力” 指在城市里从事重体力劳动而工资廉价的人， 包括矿工，车夫 （人力车夫、 独轮车夫、 双轮车夫、 小车夫 ） ， 脚力， 轿夫， 码头起卸工， 码头小工， 搬运夫， 清道夫，挑水夫， 粪夫， 葬事 “苦力” 等。 而毛泽东在 1925 年的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中也指出：“都市苦力工人的力量也很可注意。以码头搬运夫和人力车夫占多数， 粪夫清道夫等亦属于这一类。 他们除双手外， 别无长物， 其经济地位和产业工人相似， 惟不及产业工人的集中和在生产上的重要。”
7、全国性的 “苦力” 调查不多， 学者大多运用二手分析方法， 根据已有地方调查的资料数据对 “苦力” 来源、 人口数、 从事的工作、 生活状态等进行分类整理。 分析的数据多来源于劳动年鉴、 农村经济调查、 国民生活水平调查中的官方统计。 这类文献中较为突出的有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 。著者马札亚尔在 畜牧在农村经济中的作用 一章中， 将人力放在人类生产技术发展的脉络中，视人力为可与兽力相比的劳动力，并得出牲畜式的人力劳动比兽力还贱的论断。他还指出人力运输时间回转甚长， 附带消耗巨大的弊端； 并且通过北京人力车夫卧轨、 水夫抵抗、 广州人力车夫要求限制公共汽车和汕头人力车夫捣毁第一辆公共汽车等事件，分
8、析了电车、 自来水的出现与 “苦力” 失业的严峻矛盾。该著作对 “苦力” 问题的分析让人们得以从一个更宏大的背景来思考 “苦力” 生存现状的社会根源。 另一位研究者陈问路对比分析了天津、 上海、 南京等大城市的 “苦力” ， 通过其工资收入、 住房、 嗜好等方面的数据展现了 “苦力” 的生存状态。但是， 因为各地在地理、 市场需求、 地方习俗等方面都存在差异， 他的统计分类标准难以统一。 比如在他提供的数据重要来源之一的二十一年度劳动年鉴 中， 天津 “苦力” 有水夫、 粪夫； 上海有脚力、 码头小工、 小车夫、 踢车夫、 搬运夫等； 南京包括推小车者、 清道夫。 “苦力” 界定不一致， 而且
9、都是二手数据， 难以保证其分析的可信度。劳动月刊 于 1936 年译载了多雷西 欧查德（Dorathy J. Orchard ）的一份报告。该报告在分析中国工业劳动力来源时， 指出 “苦力” 是中国工业劳动力的重要来源， 是由灾民、 过剩的农民、 失业的城市工人、退伍的士兵和归国的侨民混合而成的， 且以男性为主， 这些人什么工作都做， 尤以人力运输为主。 他参考江苏、 武昌、 汉口、 北平、 广州、山西、 上海等地 1922 1934 年的年鉴中的统计数据， 估算全国 “苦力” 不下百万， 认为中国的城市全赖 “苦力” 而维持。 他还指出 “苦力” 尽管很辛苦， 但工资稍高于半技术工人。对比分
10、析时， 他所采用的数据在时间上不统一， 跨度长达十几年， 研究的可信度也不高。当时， 不同学科都有对 “苦力” 的关注， 为 “苦力” 调查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贡献。概括起来， 经济学、 社会学受西方现代社会学的影响， 多侧重于社会事实调查， 这类文献占现有文献的绝大多数；管理学则倾向于组织、 政策研究， 侧重对 “苦力” 的规范、 管理、 救济的调查， 而且对力行、 行帮、 职业工会、 救济所的运作也有关注。2010/03开放时代 143阅读二、 民国时期地方性 “苦力” 职业群体调查民国 “苦力” 调查多集中在北京、 上海、 南京、广州、 汉口、 成都、 济南、 重庆等大城市。 究其原因，其
11、一，“苦力” 本是城市的产物， 而 “苦力” 问题的根源在于劳动力过剩与城市现代化之间的矛盾； 其二， 这些城市或是当时的政治中心， 如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先后定都的南京、 重庆， 或是区域性的经济中心， 如上海、 广州等城市。也许由于 “苦力” 的职业广泛且区域流动性太大， 全国性的 “苦力” 调查无从着手。 所以， 民国时期较有系统的 “苦力” 调查往往只侧重对某一固定场所内的 “苦力” 职业群体的调查， 同时又以地方性单一 “苦力” 群体的调查为主，其中比较突出的是码头工人和人力车夫调查。（一 ）码头工人调查中国码头工人调查集中在沿海和长江沿岸，这与当地的地理环境相联系。就目前查阅的文献来看
12、， 在关于武汉、 南京、 上海等地码头工人的文献中不乏较为系统的社会调查。关于武汉码头工人的文献中最为突出的是汉口之 “苦力” 。作者视码头工人为汉口劳动界最苦之人。 除了客观介绍汉口码头工人的人数、 管理规则外， 他还特别强调码头工人 “自由” 的职业特点， 对码头工人漫天要价、 嗜赌如命的负面形象有比较偏激的描绘。基于这样的视角， 码头工人高死亡率被归因于 “暴饮暴食” 、“穷则生盗” 、“懒惰成性” 等不良生活习惯和文化弊端。此文虽然算不上严格的社会调查， 但也不失为活生生的个案再现。此外， 汉口码头板车帮与运挑帮冲突、汉阳孝感两帮派为争夺码头工作发生械斗之类的新闻，在当时的报刊上异常抢
13、眼， 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码头工人的组织形式，以及他们在权力网络中的冲突。 南京劳工生活状况之透视 中有对南京码头工人的调查，作者闻声对南京汉西门码头工人产生的原因、 计件方式、 歇工天数、 嗜好等均有描述。 特别是 “陶醉” 、“温柔” 、“居无定所” 、“随遇而安” 等用词使其不失为民国有关 “苦力” 文献中难得关注到 “苦力” 心态的社会调查文章。上海产业与上海工人 中对上海码头工人的调查是这一时期国内码头工人调查的扛鼎之作。该著作结合经济、 社会背景， 利用人力统计学的方法对上海码头业的经济地位，管理系统和生产组织， 以及工人数目、 年龄籍贯、 工作时间、 劳动强度、文化状况和劳资关系等
14、展开了比较全面的调查。 除此之外， 作者还对码头工人内部诸如起卸货工人、 野鸡工、 扛棒工、 矮子工和搬运夫各自的业务范围、劳动强度和收入差异都作了非常细致的调查。同时， 作者还注意到码头工人的帮派组织，发现其内部关系有从血缘与地缘转为业缘的倾向，由此多少带有亲属关系、社会网络分析的意味。该著作对 “苦力” 的调查范围甚广， 从衣食住行、 借贷、 疾病、 嗜好、 工作副收入、 信仰、 婚丧、 交际、 文化状态等方面均作了全面的调查与展现， 作者也关注到社会背景对码头工人的年龄构成、 流 1442010/03开放时代出与回流比例关系的影响。除了以上社会统计调查外，有关码头工人的文献还散见于各地的
15、档案资料。因为码头工人有固定工作场所， 而且与码头管理相联系， 所以与之相关的历史资料比较完好地保存在当地。以处于长江上游的重庆为例， 国民政府、 警察局、 警备司令部、 社会局的训令和规章制度 （包括各种管理办法、 暂行办法、 整顿报告草案、 公函、 电报、 报告、 会议纪录、 案件表 ） ， 码头工人管理处、 运输业职业公会的规章和文件 （包括组织简则、 组织章程、 组织规程、 考核规则、 登记表、 花名册、 起运力价表、 职责训令、 调查表、 恳请、 须知、 生活津贴表、 会议记录、 管理办法等） ， 无不记录了各种政治权力对码头工人的管理，为近代底层权力空间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从
16、索然无趣的工人生活费指数、 零售物价指数， 到反映激烈利益之争的合同、 合约、联名报告、 力夫的状纸和呈文， 这些资料都呈现了当时处于社会底层的码头工人之间的冲突，及其与社会其他群体的矛盾。这个时期码头工人群体有两个特点： 一是组织严密， 比如在重庆就有社会局下设机构 （码头工人管理处 ） 和重庆市运输业职业公会（分设提装运转渡船三业运输业职业公共会， 按码头设上货支部， 如朝天门上货支部、 千廝门上货支部等 ） ， 除此之外还有重庆市肩舆业职业工会、 官盐抬运业职业工会等相关组织； 二是政府权力介入明显， 正规组织外的 “野力” 的生存空间受到各方压制。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期中国学者的码头工人研究与西方学者是同步的。码头工人研究是一个在人类学学术史中具有世界性对话价值的课题。纵观不同学者对世界不同地域的码头工人的研究，不难发现码头工人作为职业群体有其跨文化的共性， 如职业的自由随意性， 工作的高强度、危险性、 不稳定性， 内部无明显阶层化， 与雇主无常规联系， 无身处社会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