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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农民不是平均主义者：打造平等与公正毛泽东和学术界误将农民穷苦底层（赤贫）的革命“先锋”等同于农民的主体，在理论上则长期导致了视平均主义1为农民主义或农民是平均主义者的认识误区。至少在 20 世纪中期以来，平均主义被通称为“农民平均主义”或“农民意识”2，甚至称之为“农民阶级的主义”3；20 世纪 50-70 年代中国农村“一大二公”式集体化运动则被认定是受农民平均主义的影响，是农民平均主义泛滥的结果4。在我近十年来参与的学术讨论或进行的社会调查中，在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和一般群众观念意识中，不仅这种共识仍未松动，而且还进一步将农民的“毛泽东热”现象与农民的平均主义挂钩，认为农民的“毛泽东热”，
2、表面上是因为毛泽东时代耀眼遗产与改革开放后党风、政风的巨大反差而引起的怀旧，是对八十年代末以来“三农”问题日益严重而进行反思的结果；深层原因则是贫富差距导致植根于农民中的平均主义意识的复苏，是毛泽东时代农民平均主义追求的再现。这样，在严峻的“三农”问题面前，面对农民对社会公正公平的许多正当要求，许多基层政府官员甚至某些学者也不予重视，认为这是农民平均主义的错误，因而贻误了及时处理问题的时机。显然，正确认识农民，还必须清理平均主义为农民主义的理论误区。 （一）农民私有天性是平均主义的“克星” 我们通常所说的平均主义，在经济上，一般是指人们要求平均社会或集团内主要财富的愿望或主张。而财富的平均，一
3、是将财产或劳动成果“公有”、 “共有”或“均占”，反对或取消财产的明确私有产权；一是将财产或劳动成果均分，不管投入多少，劳动好坏，效益如何，人人均分或均享财富与成果。集体化运动追求的平均主义观，则是社会生产资料单一公有制基础的劳动大呼隆，收入分配“平均化”和物质生活2的“同步富裕”，是具有“一大二公”特色的社会理想平均主义。平均主义的本质都是否定财产私有和谋求社会财产的平均化，即追求“公产”、 “共有”与等级内的结果“平均”。然而，具有私有“天性”的广大农民，不仅不是追求平均主义，而且还是平均主义的“克星”？ 首先，农民追求发家致富的私有“天性”与平均主义追求是背道而驰的。众所周知，个体农民是
4、产生于原始公有制或奴隶主公田制的瓦解过程中，是在社会生产力得到发展和社会劳动剩余获得增加条件下，对原始公有制或奴隶主公田制革命的产物，因此，个体农民的本质属性是土地等财产的私有化。诚如毛泽东所说：“私有”是农民的“天性”5，而这种“天性”正是“共有”、 “公产”的对立物。个体农民作为一个生产单位，绝不是追求平均，而是谋求发财与发展，贫农希望成为中农，中农则想成为富农，发财致富同样是他的“天性”，列宁说：“小生产是每日每时地、经常地、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6，说的就是真正从事农业耕作的农民本质上与平均主义实在不是一路货，走的也不是一股道，个体农民的私有“天性”决定了它与平均主义的根本对立。 其次
5、，农民底层贫民尤其是“赤贫”的意识不应是主体农民的意识。平均主义意识或主张的产生一般是在两种情况下，一是整个社会或社区处于极端贫困状态，没有人们生存之外的剩余产品，只有实行平均分配才能维持全体社会成员的生存。在此情况下产生的平均主义意识和主张，应是社会或社区内所有居民共同要求的，而不单单是农民阶级的；但这种情况只存在于原始社会和战争动乱的特殊时期，不是社会的常态，因而讨论的意义不是太大。二是在社会财富占有出现贫富分化，极少数人占有了绝大部分社会财产情况下，身处下层贫民则极有可能产生平均主义意识和主张。所以，一般来说要求财富平均的平均主义意识和主张是社会物质3生活悬殊不均的产物，它是各阶级的下层
6、贫民所共同的意识。如前所述，农民可为几个阶层，其中农村中最底层的贫农、特别是“赤贫”，他们生活之惨苦，境遇之低下，实在令人为之动容。他们为生存计，自然可能产生平均的要求；如果能实现财富平均，对他们来说是有得无失，且形如雪中送炭。因此，那些处于农村最下层的贫苦农民尤其是“赤贫”是完全可能产生平均主义意识的，也是比较容易接受“一大二公”式平均主义的。但根据本书前述社会贫富上、中、下“三分法”，在常态社会中处于底层的贫民只占绝对少数，显然，我们不能将某一群体中少数人的意识理解为该群体成员的整体意识，即不能把农民群体的下层贫民尤其是“赤贫”的平均主义意识或主张通称为“农民平均主义”或“农民阶级的主义”
7、。我们说平均主义不是农民的追求，主要是说农民的主体也即绝大部分农民并不追求平均主义，并不排斥少数下层贫民有平均主义的追求。道理很简单：“赤贫”意识并非农民主体部分的意识。 第三，中国古代所谓农民起义或农民战争所追求的平均主义也不是农民平均主义。如前所述，被称为古代农民战争的民众抗暴起义，参加者主要包括了三个不同的群体：一是社会空想主义者；二是一些加入起义队伍的绿林侠士、盗贼、土匪(如响马、草寇等)及其游民或流氓无产者；三是广大反抗专制暴政和超经济强制的破产农民，即贫民、难民、饥民、灾民。在这三者中，可能产生平均主义思想的只能是社会空想主义者和游民或流氓无产者。因为，社会空想主义者大都是一些不得
8、志的中下层知识分子，或是从政府中排挤出来的失意知识分子，也即是游离或被排挤于政府之外的中下层知识分子。他们有文化和一定的理论水平，习惯于怀想过去、思考未来，有自己的理想追求，往往是起义的发动者或领导者，起义中所包括的各种社会平均主义在内的纲领、口号大都是他们的创造。游民或流氓无产者也因其4原有生涯所致，大都善战、勇猛、敢为而在起义队伍中一时颇具影响，在客观上无疑也具有反抗暴政与反抗压迫和剥削的造反精神，但他们习惯一种以我为用的“游民”或“流氓”式平均主义，并常常凸显其“游民”或“流氓”平均主义的作为，如抢掠均分财物，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即所谓的“有福共享，有难共当”。而作为只是一般芸芸众生的破
9、产农民，他们的目标不是表现在追求什么纲领、口号，而是需要实实在在的劳动权与生存权。但是，由于历次起义的基本群众大多是由农民破产而来的贫民、难民、饥民、灾民，所以史学界便笼统将古代民众抗暴起义称之为农民战争，并将起义中各阶层的追求都认作农民的追求，进而将起义中由领导者或流氓无产者突出并表现出来的平均主义称之为农民平均主义或“农民主义”。然而，这种所谓的农民战争，实际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农民战争，从领导者和指导思想讲，甚至可以说不是农民战争，社会空想平均主义和以我为用的流氓式平均主义根本不是农民那老实巴交者的追求。参加起义的那些由农民破产而来的贫民、难民、饥民、灾民，他们实际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农民
10、了，而是落入了前述农民“三分法”中的最底层，他们的要求变成了底层贫民尤其是“赤贫”的要求；同时，即使如此，他们要求均田、免税，劫富济贫，目的都是为解眼下的燃眉之急，以免冻馁死亡，即为了自身的基本生存权和作为个体私有者的劳动权，与社会空想主义者的“公产”、 “平均”和流氓式平均主义是根本不同的。他们的“均平”也不是整个社会财富的平均，而是基本劳动权或生存权的“均平”。与其说他们的斗争是为了追求平均主义，倒不如说他们的斗争是特定环境中的生存挣扎。一旦他们恢复了昔日小农的生存地位，社会空想主义者再将其政策推向社会则会普遍受到广大农民的抵制与反对。可以说，把历代民众抗暴起义领导者，如梁山宋江们和太平天
11、国洪秀全们等社会空想主义者们所追求的“公产”、 “平均”理想认作农民思想或农民主义，5把流氓式平均主义也当作农民所为，这是学界长期以来对农民阶级中主体部分的一大误解。 第四，战时平均主义也不能被指责为农民平均主义。战时平均主义也叫战时共产主义或军事共产主义，它是某些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尤其是在战争军事时期，处于受攻击、被“围剿”的弱小军队或造反者在特定的艰苦生存环境中或艰难军事斗争时期的必然产物，也是起义者或革命者为团结共存、共同战斗和力争胜利而采取的经济政策。在特定的环境中坚持平均主义与否，则是起义者或革命者能否取得胜利的决定因素之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期革命战争中，正是依靠了这种形同共产体
12、制的战时平均主义的长期坚持，才得以在极端艰苦的情况下，维持了全体革命者的基本生存和战斗团结，振奋起高昂的革命斗志与革命精神，支持了长期的革命战争，从而赢得了辉煌的革命胜利。将战时平均主义体现的军事共产主义式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生活与我们所说的平均主义相比，虽然都具有基本相同的形式和内容，但却有本质区别，前者是特殊时期为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战胜敌人的一些临时性政策，而后者则是将其作为理想社会追求的社会目标。同时，从参与实践的主体来看，战时平均主义是处于战争时期战区内所有人民为求生共存而被迫要求实施的政策，而不只是处于一般群众地位的农民所要追求的。因此，战时平均主义政策没有错，战时平均主义也不是
13、农民平均主义。 1学术界关于平均主义的提法，就平均的内容与程度说，有绝对与相对之别；就时空环境谈平均主义，就有战时平均主义与一般平均主义之分。但是，绝对平均主义实际是从来不存在的，战时平均主义则为特殊或特定环境下的平均主义；因此，我6们通常所说平均主义，既可说是“一般”平均主义，也是指“相对”平均主义，都是指将平均主义作为社会目标追求的社会平均主义思潮。 2关于平均主义是农民主义的说法，首先出自斯大林的论述：“平均主义的根源是个体农民的思想方式”；“平分一切财富的心理，是原始的农民共产主义的心理”（斯大林：和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 斯大林全集第 130 卷第 105 页，人民出版社1972 年
14、）；毛泽东在 1929 年 12 月发表的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中第一次提到绝对平均主义“是小农经济的产物”， “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91 页）；建国以后，农民平均主义的说法随领袖们的教导而上下一词，是大家有意无意都认同的观点；改革开放之后，平均主义则作为农民主义或农民意识受到猛烈的批判。现在各种辞典涉及平均主义及其意识时，均无不与农民意识和农户家庭经营的“小农经济”相联系（可参见辞海1979、1989、1999 年版） 3参见毛磊等：对平均主义界说的若干理论思考，见江汉论坛1990 年第 3 期，第 27 页， 中国的平均主义，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
15、第 10 页。 4董楚平：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 历史研究，1980 年第 1 期；孙叔平：谈农民的历史作用， 群众论丛，1981 年第 1 期；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1990 年，第 2 期，第 90 页。 5毛泽东：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1921、2、8)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 492 页，人民出版社，1981。 6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4、5)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181页，人民出版社，1960。 （二）农民发家致富与“一大二公”的较量 已经凝固的历史告诉我们：以“一大二公”为追求的农村集体化运动，不仅曾经使7中国农民“一哄而起、高
16、潮迭起”，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而且还整整维持了 20 余年，因此，长期以来，社会与学界在研究与分析农村集体化运动的平均主义失误时，大都认为集体化运动或毛泽东的平均主义是农民平均主义，或是受农民阶级思想的影响，或是迎合了农民的平均主义；总之，人们似乎有充分的理由认为，集体化运动是农民平均主义的产物。然而，深入对这场运动加以分析考察，事实则恰恰相反，集体化运动是一场以平均主义全面改造中国农民主体的运动。它既是广大农民被迫接受平均主义改造的过程，也是追求发家致富的农民主体与“一大二公”平均主义较量并最终瓦解人民公社的过程。 首先，农民的发家致富（即毛泽东要消灭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与“一大二公”式平均主义追求是背道而驰的。对这一认识，立足于建立“一大二公”理想社会与解除中国农民痛苦的毛泽东，具有深刻的洞察。他在第一篇专门分析与研究中国农民问题的论文中国农村各阶级的分析中就深刻而生动地指出：农民小资产阶级“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 “发财观念极重”，对“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