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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试论水浒传的悲剧历史底蕴 一 水浒传（注：本文提及水浒传，悉指万历三十八年(1610)杭州容与堂本。 ）留给人的最深刻印象，莫过于贯穿全书、无比鲜明的爱憎立场。这种朴素的情感立场与某些现代社会学分析一拍即合，人们很容易接受这样的结论：这是一部反映农民阶级奋起反抗封建统治及异族侵略的宏篇巨制，是农民起义的伟大历史诗篇。一般认为，在这部“提振侠风、崇尚武德”（注：定一小说丛话，载新小说一、二卷(1903)。 ）的说部大作中，各派武装力量阵线分明：以宋江为首的梁山义军高举反抗大旗，代表了广大农民、市民的利益，可视为革命阵营；而对立阵营除了中央及地方官军，还包括祝家庄、曾头市等民间豪强武装。在前 7
2、0 回中，真正的恶战正是在梁山与祝家庄、曾头市等豪强武装间展开的。义军领袖晁天王也死于曾头市，双方可谓仇深恨重、不共戴天。然而换一个角度审视，人们发现梁山好汉与祝、曾武装之间又有着某些共性。如从社会地位来看，双方都是不受官府钤辖的民间武装，与作为国家机器的官府正规军迥然有别。而从领导人的社会身份、基层人员的成分构成以及对待朝廷的政治态度上看，双方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首先，无论梁山武装还是祝、曾集团，其领军人物都非一般的贫苦农民。祝朝奉、曾长者固然是称霸一方的地主豪强，晁盖、宋江又何尝不是拥有庄园的财主富户？晁、宋而外，梁山领导层中的庄主、员外也还大有人在，草草算来，就有史进、李应、柴进、卢俊
3、义、孔明、孔亮、穆春、穆弘 其次，双方队伍的人员构成，也颇为一致。水泊中的喽罗们，多为破产无依的农夫舟子、市井游民。而祝、曾武装的基本成员，也以庄农佃户为主；其农民成分的比2例，甚至比梁山武装还要高些。 复次，双方对待统治集团的态度，其实也很近似。表面上看，梁山武装高揭“替天行道”的大旗，公然与官府作对；祝、曾则是配合官军拱卫封建政权的民间别动队。然而细较起来，似乎又非如此：祝、曾固然与梁山叛逆不共戴天，但其与地方官府的联系却又难说紧密。祝家庄与梁山三番大战，近在咫尺的郓州官军竟未发一兵一卒施以援手；而祝家庄活捉了梁山好汉，也并不打算与郓州官府共享胜利果实，而是径直“解上东京去请功”（注：水浒
4、传第五十回，孙立也说过“他日拿了宋江一并解上东京去”的话。 ）（第四十八回）。同样，曾头市对待官府的态度，也是若即若离、敬而远之。曾头市儿歌唱道：“扫荡梁山清水泊，剿除晁盖上东京。 ”（第六十回）曾家父子似乎也是超越地方州县，直接对东京“赵官家”负责的。 反观梁山武装，其挑战封建统治的立场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无论晁盖还是宋江，与官府的联系都较祝、曾更为紧密。晁盖劫取生辰纲走漏风声，先有县里押司为之报信，又有县中都头为之掩护放行，其官场“关系网”之数密，徒令祝、曾瞠乎其后。而晁盖等在蓼儿洼与缉捕官军周旋，阮氏兄弟操桨高唱“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先斩何涛巡检首，京师献与赵王君”（第十
5、九回），更是直接表露了对封建皇帝的耿耿忠心。至于宋江，他本人便是官府小吏，落草时几经周折、极不情愿；上山后又百计谋求招安，终于将一支“替天行道”的民间武装， “提升”为镇压反叛的官府正规军；宋江自己也成为朝廷命官，一了忠君保国的夙愿。总之，梁山武装首领“身在江湖、心悬魏阙”，始终未能割断与统治者息息相通的精神脐带；在拥戴皇权的道路上，走得比祝、曾集团更远。准此，我们尚不能遽下判断，认定梁山好汉代表农民大众，而祝、曾武装代表封建阶级。笔者以为，在历史层面上，双方大概都与宋代乡社民兵有着扯不断、理还乱的渊源关系。 3二 参照两宋历史来看， 水浒中祝、曾武装的定位，应是乡社民兵。北宋年间，乡社民兵因
6、保甲制的推行而遍及宇内；南渡之际，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忠义民兵，则又成为一股重要的民间抗金力量。 宋史兵志以三卷篇幅介绍了两宋乡兵之制。乡兵即乡社民兵，系从农户中选择丁壮，团结训练。其特色是“寓兵于农”、 “不去乡里”、就地校阅。如此既能增强治安及国防力量，又省去国家“储廪”之费。推行保甲乡兵之制，也便成为北宋熙宁变法的重要举措之一。按保甲法规定，乡村以十户为一保，五十户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 “选为众所服者为都保正”，负责组织、训练事宜。不过统治者对武器握于百姓之手终怀疑惧，故在校阅之后，所用军械“悉送上官，仍立禁约”。而乡兵的最终职责，仍不过是“以捕盗贼相保任，而未肄以武事也”（注：宋
7、史卷一九二“兵”六“乡兵”三。 ）。 对照小说描写，祝氏武装正是典型的乡社民兵组织。其“庄前庄后有五七百人家，都是佃户”，规模恰合一“都保”建制（注：按下文中又说“庄上自有一二千了得的庄客”，并谓“三村里算来总有一二万车马人等”（第四十七回），与前面的叙述矛盾，应系作者失于照应所致。又第六十回曾头市的兵马规模，也有夸大之嫌。 ）；而祝朝奉父子便是名副其实的“都保正”了。此外，庄内“各家分下两把朴刀与他”，客店里也“常有数十个家人来店里上宿，以此分下朴刀在这里”；“器械上都编着字号”，以防流失（第四十六回）。戒备森严的目的，据说是为了防范“他那里贼人（指梁山泊笔者）来借粮”。从庄丁亦农亦兵的身份
8、，到武器的严格管理，直至保境御贼的动机，祝家庄武装与保甲乡兵之制十分吻合。而曾头市的情况也大致相埒，只是规模还要大些， “共有三千余家”， “聚集着五七千人马”（第六十回）。 不过较之北宋乡兵，祝、曾武装的训练方式一改聚散有时、农闲校阅的旧章，一变而为据险筑寨、戒备森严的高度军事化保聚。这一点，则更像两宋之际的“忠义民4兵”。熙宋保甲法在制订与贯彻过程中，不断受到朝中反对派的质疑与攻讦；其在民间的施行效果，也未能尽如人意。不过半个世纪后，随着金人入寇、宋室播迁，失去官府庇护的广大城乡民众（尤其是农民）不得不拿起武器、团聚自保；乡社保甲刚好为此提供了现成的组织模式。当此之时，各路民兵纷纷打出以抗
9、金为号召的“忠义巡社”旗号，于山川险要处建立“忠义山水砦”（注：关于忠义民兵的情况，可参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三朝北盟会编等史籍。而忠义民兵与“水浒”故事的关系，现代学者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张政烺（宋江考）、华山（水浒传和宋史）、王利器（水浒中的真人真事）、孙述宇（水浒传的来历、心态和艺术）等都有论述，可以参看。 ）。他们名义上接受南宋朝廷的领导，然而却因地方官府的瘫痪，很难与赵宋政权建立起实质性的统辖关系；因而这种联系也只能是名义上的、若即若离的、十分脆弱的。小说中祝、曾集团与地方官府的疏离状态，正可作如是解。 其实，与祝、曾武装形同水火的梁山武装，也带有乡社民兵的明显胎迹。如梁山开
10、山领袖晁盖的原始身份，正是“保正”。他曾勇夺石塔，惠及乡里；在东溪村内也是个一呼百诺、 “为众所服”的人物。尽管小说没有直接描述他组织乡社、校阅民兵的情况，但在宋代，那是“保正”责无旁贷的职责。梁山第二代领袖宋江身上，同样带有民兵领袖的印迹。在某种早期水浒版本“吴读本”（注：“吴读本”是明人吴从先读过的一个水浒古本，已佚，唯存信息于吴氏小窗自纪读水浒传一文中。该本内容与今本多有不同，如宋江身份、起义时间及梁山泊所在位置等等。 ）中，宋江的身份不是押司，而是亭长。亭长属乡官， 通典谓“秦制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汉亭及官皆依秦制。后汉亭有亭长，主禁盗贼。宋制同秦汉”（注：按引文中的“宋”系指刘宋。
11、 宋书卷四：“五家为伍，伍长主之；二伍为什，什长主之；十什为里，里魁主之；十里为亭，亭长主之；十亭为乡，乡有乡佑三老，有秩、啬夫、游徼各一5人。 ”）。亭长之制至赵宋已亡，吴读本所谓“亭长”，当是借为保正的代称。二者一“主禁盗贼”，一“以捕盗贼相保任”（注：宋史卷一九二“兵”六。 ），名异实同，宋亭长实即宋保正。 宋江的民兵首领身份，还可从其“呼保义”绰号窥见。 “保义”是保义郎的简称，原为宋代品级较低的武官职衔（注：据说郛趋朝事实官品令解释，小使臣共八阶，保义郎为第三阶。 ）。两宋之际，保义郎常被当做荣誉头衔授与忠义民兵头领。据宋会要辑稿载，靖康元年(1126)，朝廷为鼓励乡民组织“忠义巡社
12、”抗金自保，规定“若及千人以上，与借授保义郎；八百人以上，借授承节郎；五百人以上，借授承信郎”（注：宋会要辑稿第一七二册“兵”二。 ）。宋江的“呼保义”绰号，正是其民兵头领身份明白无误的标签。 此外，从小说“忠义水浒传”的全称以及梁山“忠义堂”的匾额，也可约略推断梁山好汉的民兵身份。早期水浒传的题署，无不在“水浒”前冠以“忠义”字样；某种版本还径以“忠义传”（而非“水浒传”）作为小说的简目（注：20 世纪 70 年代，上海图书馆曾发现水浒残页两面，版心标目为“京本忠义传”。关于此本的情况，可参看顾廷龙、沈津关于新发现的京本忠义传残页一文，载学习与批判1975 年第 12期。刘世德、刘冬、欧阳健
13、、李骞等学者对此作过深入的讨论。 ）。可知在某一时期的作者看来， “忠义”比“水浒”更切近小说主旨。而宋江坐上寨主交椅，第一件事便是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第六十回）。这里的“忠义”，显然不是关乎封建伦理的泛泛之词，而是与抗击金人侵略的“忠义”运动密切相关的。上文提到的“吴读本”，便是一部以抗金为主题的早期水浒版本。而明初朱权的“水浒”戏黑旋风仗义疏财杂剧，也涉及抗金内容（注：明初宫廷戏剧家朱有燉的杂剧黑旋风仗义疏财第二折，李逵唱红绣鞋中有“莫不是大金家侵界境”等语。 ），反映了早期“水浒”故6事面貌，衬托出梁山好汉的忠义民兵身份。 水浒传言及绿林豪杰，动称“强人”。在一般读者心目中， “
14、强人”即“强盗”；似乎宋江等人的“强盗”身份，在小说家笔下早已判定。殊不知“强人”的原始意义仍是乡社民兵。 宋史记载的民兵名目，因地域、时期的不同而颇多歧异。如陕西民兵称“保毅”，河北称“忠顺”，河北、河东又称“强壮”；此外尚有“弓箭手”、 “义勇”、 “护塞”、“壮丁”、 “弩手”、 “枪手”、 “蕃兵”、 “保甲”、 “砦兵”、 “土豪”、 “忠勇”、 “忠义民兵”等种种异称。而在这一长串称呼中， “强人”、 “强人弓手”之称赫然在焉：河北陕西强人、砦户、强人弓手，名号不一。咸平四年，募河北民谙契丹道路、勇锐可为间伺者充强人，置都头、指挥使。无事散处田野，寇至追集，给器甲、口粮、食钱，遣出
15、塞偷斫贼垒。能斩首夺马者如赏格，虏获财畜皆畀之。 （宋史卷一九） 据此可知， “强人”原是河北、陕西地区为抗击契丹所设民兵组织专称，大约因强悍善战而得名（注：宋史中提及强人的卷帙，尚有卷一八七、一九一。后者详列治平二年陕西各路所募强人人数。 ）。据学者论证，两宋时期北方近边地区的乡兵“有相当的战斗力，甚至超过北宋的禁兵和南宋的屯驻大军”（注：参看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乡兵”条（王曾瑜撰）。 ）。这不禁令人联想到历史上“起河朔”、 “官军莫敢撄其锋”（注：宋史卷三五三张叔夜传。 ）的宋江三十六人；不知这支精悍的小部队，是否有着“强人”的背景？至于“强人”名声渐坏，则很可能与官府的劝赏制度有关：其
16、“能斩首夺马者如赏格，虏获财畜皆畀之”的特殊政策，很容易诱发无节制的抢劫与杀戮；果真如此， “强人”的名声也便与“强盗”相去不远了。然而无论如何，“强人”一称总比“强盗”来得顺耳；小说家选择这样一个中性字眼儿，其间蕴含的价值判断似乎是：民间更乐于将梁山武装定位于乡社民兵，而不愿以“强盗”厚诬英雄。只是这样一来，小说中的“三打祝家庄”、 “两攻曾头市”，也便成了“大水冲7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识一家人”。因为从原初意义上理解，祝、曾民兵才是名副其实的“强人”武装。 三 啸聚水泊的“农民起义之师”，竟与祝、曾地主武装成了“一家人”，如此推论，岂非危言耸听？然而若从小说创作的素材层面看，双方的亲缘关系，竟又是不容怀疑的。笔者曾撰文考证，南宋初年洞庭湖钟相、杨幺起义史料，对“水浒”故事的形成产生过深刻影响（注：参见拙文水浒源流新探，载文学遗产1992 年第 6 期。 ）。其实，洞庭义军从武装团聚到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