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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构建多维视野下的新世纪外国文学史内容摘要:世界文学发展史,自然包括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已经翔实证明文学即审美的“人学”,其本质是人类对生活历程与时代变迁的审美反映,同时也是认知自我发展和成长的艺术化观照。由是观之,无论中国文学史编写抑或外国文学史编写,均不能离弃“人学”灵魂和“审美”原则。基于此,构建当代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史无疑是一项特殊重大而历时较长的“审美人学工程”。这项工程和建立“以人为本”、“以我为主”的中国“外国文学学”有密切链接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必由之路。事实如此,只要我们牢实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科学发展观等”)的基本特征,遵循“承接超越创新”的规律,勇攀学术高峰,
2、我们一定会有属于中国、形成自己体系的外国文学史;它将通过世界文学的比较性和比较文学的世界性,充分表达“中国心”、 “文学情”和“世界爱”。 关键词:多维视野 外国文学史 中国特色 怎样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史新模式,从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就成为人们多方面深切关注的学术前沿问题,并迅速发展为文学审美教育探讨的一个热点,众多坚持文化操守原则、锐意求新的外国文学工作者,更是把它当作创立中国“外国文学学”的带有战略意义的课题来考究。1999 年 10 月,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在上海召开第六届年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前所长吴元迈研究员,在报告“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 50 年”中明确指出,“外
3、国文学学即外国文学研究的研究,还没有很好开展,而它对吸取百年以来外国文学研究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对外国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吴元迈 13)。在大会主题发言“关于中国人编写外国文学史的几点思考”中,我曾强调,从回顾与展望两方面研讨中国特2色外国文学史编写策略是“当务之急”,同时提出了梳理或撰写建国 60 年来中国外国文学史的“编纂史”的良好愿望。无可置疑,如欲应对“当务之急”,务须认真重评既有的外国文学史主要模式,经过几组矛盾的辨识和论证,最后推出关于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建构“方案”,这是必由之路。是否适时而实用,特此向专家学者请教,征求广大读者的批评意见。 一、重评外国文学
4、史主要模式和正确处理几组矛盾关系 巡视中国外国文学研究及外国文学史编纂进程,显而易见,前苏联文学史观和西方文学史观在不同时期均对我国的外国文学史建构,产生过重大而深刻影响,积极促进和消极延缓作用并存。叶水夫等研究苏联文学的专家学者关于苏联文学史观的得与失已有不少评述,似不必重复。这里重点讲评近几十年西方文学史观“为我所接受”的简况,这是我们研讨已见的中国的外国文学史模式、以及如何处理外国文学史编写中的几组“矛盾关系”的基础。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内重写外国文学史的呼声日益高涨,国内学者、文学史家、文评专家把目光转向了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史观,如果我们把姚斯的接受美学称为第四类,那么后现
5、代主义奉行的就是第五类文学史观。有人指出,后现代文学史观也有其可取之处,此言不谬,后现代文学史观强调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在重视文学史的规律的同时必须还文学的历史性,写文学史必须以史学理论为基础。后现代主义史论的基本观点就是应当恢复理论的批判本质,即对过去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潮进行审判,不能照搬照抄,要用批判的眼光进行重新审视。我认为这种文学史观有道理,也就是说要进行再思考;这不是再次或重复思考,而是思考的超越,要有新的认识,新的发挥。后现代主义当然也有缺点,有虚无主义倾向,它否定一切既3定理论,当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论。我们虽然要警惕后现代虚无主义的倾向,但它的确也不乏可以借鉴的地方。后现代主义
6、理论确实推动了西方文学史的发展,对我国重构外国文学史也有着启示作用。重审、再议、深思过去是为了突显现实的需要,要体现与时俱进的精神,自然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相结合的原则,消除后现代主义否定一切的消极因素。 上个世纪 90 年代后期,我国有一部经教育部推荐的由老中青学者三结合编写的新编欧洲文学史(上中下)问世,这是时代进步的需要。这部文学史是在杨周翰等 40 年前主编的欧洲文学史(上下)的基础上修改的,虽然前后两部没有多大变化,但是后者克服了弗里契的影响。较之于旧欧洲文学史,它最大的变化不是体例的变化而是观念的变化。祛除了庸俗社会学的观念,纠正了先前单纯的阶级分析法,加强了文学分析法
7、。这可谓是西方文学史观对我国文学史编写产生影响的一个具体表现。话说到此,自然会联想到有些西方的文学史观可作参考材料之说,事实上,我们不能忽视从法国的斯达尔夫人到丹麦的勃兰兑斯,从苏联的季莫菲耶夫到斯洛林,他们的文学史著作和文学史论对我国外国文学史研究的借鉴和启示作用。不仅西方文学史家的编著一贯坚持“以文学史为经,以作家作品为纬”的文学史观,我国很多的外国文学教程基本上也借鉴了这一文学史观。在叶水夫主编的苏联文学史(1993,我国专家学者自己撰写的第一部大型苏联文学史著作)以及王佐良、何其莘合著的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1996)中,均可见出上述文学史观的影响。另外,其他国别文学史对我国文学史研
8、究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我们已知,北大教授吴达元编写的法国文学史对我国影响很大,但是这部著作是以法国文学史家朗松的法国文学史为蓝本写的,哲学性很强,文学性相对较弱。英国莫狄勒樊脱4的英国文学史在我国建国前后也很有影响,这本文学史的翻译本曾作为南开大学解放前中央大学的英国文学教材,在美国高校也作为教材使用。勒樊脱认为文学本身是个活跃的东西,也就是说文学是动态的,有启示性的,因此,有人提议要写叙事性的文学史,是为了疏通文学史,突出文学史的文学属性,但是难度很大,应有较长的反复实验的过程,目前还没有出现叙事文学史。德国梅耶尔在 1954 年出版的德国文学史和梅林的德国的文学论、 作家作品论都传播了马克思
9、主义文论精神,在我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最后,关于西方文学理论全球化扩展到我国的现象,可以联系世界文学来加以思考,这在我国的影响也很深远。 进入 90 年代以来,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研会(即当今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都很重视面向 2l 世纪的外国文学研究与外国文学史编写。 外国文学评论、 外国文学研究、 国外文学等期刊都曾多次以专栏或散篇的形式,讨论外国文学研究的深化、外国文学评论的强化、外国文学史重构等问题。 关于文学史方面的讨论归纳起来,我认为要处理好如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中国外国文学史独立性与开放性的关系。我们应该充分吸取国外同类文学史的精华,却
10、又不是英美式、法式、德式、苏俄文学史的翻版和简易改编。如欲编写具有我们自己特色的外国文学通史或各国别文学史,则必须以中国文化与文学,特别是中国当代文化思潮和文坛风云为基本参照系。这里也有一个“开放”的问题,包括外国文学史向中国文化与文学开放。中国人写外国文学史,如何结合我们的民族文化与文学来凸显其“世界性”和“比 较性”,是很值得研究和实践的重大课题。无可置疑。这一方面完善的成果,既有助5于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学派的建立,又能如实反映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影响日益扩展。 第二,史与论,文与史,系统性与当代性的关系。这几组关系都是编写外国文学史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一部外国文学史,就是外国的文学创作和文
11、学批评在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中发展的历史。因此,我们编写外国文学史就不可不关注文学理论、批评和方法论。有人认为,作为外国文学史,不能简单地运用历史叙述方式罗列文学现象,不可成为“文学、历史事实的拼凑”,背后必须有“史学理论”或“文学史论”支持,必须从历史的高度、文学史的深度来把握理解它。外国文学史的系统性和当代性可能涉及多方面的问题,但最终这两者是能够融汇的。重构文学史或重写文学史并非简单地增加点什么或减少点什么,也不是彻底摧毁传统的体系,着重应该从当代中国人的视角出发,这种文学史观的当代性既不排外,也不割断自己的历史。 第三,失语与寻求本土语言的关系。事实上,中国人编写外国文学史运用什么方法,
12、采取什么样的评说方式以及文学理论概念、术语等,也是一个难以回避且不应该回避的问题。甚至涉及文学作品、文学理论的翻译问题。90 年代以来,一部分学者为中国文论失语,中国学术话语中的西方主义焦虑,并且印证后殖民批评,积极呼吁重建中国文论话语,重返自己的话语家园,也有一部分学者对此提出异议,并在诸多报刊展开争鸣式的研讨。实事求是地说,在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史著述中,确实存在机械搬用西方文论、方法和名词术语的现象,甚至在一部分中国古今文学评论中也是如此。这种照搬、失语状态,自然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和焦虑。学者们有理由提出外国文学研究应该用中国而不是外国话语的要求。但是,我们又不能偏狭地、保守地夸大这
13、种失语现象,绝对地把中国文学论、方法论和西方文论、方法论对立起来,忽视我国学术界吸收、借鉴西方文论、方法论精华的成果。其实,中6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既有区别又有相似的东西。因此,我们在继承发扬中国古代文论的同时,可以而且必须吸收借鉴外国文论中的能为我所用的东西,并经过融汇整合,使之化人自己的血肉之中。我认为在处理本土化与全球化的问题上,我们必须辩证地对待,既不被西化也不执着西化,正如季羡林先生所强调的“必须中西兼通,中西结合”。文学理论如此,文学史言说方式亦应如此。另外,我还补充说明一点,那就是我们在做外国文学研究时,同样要辩证地对待原语外国文学和译语外国文学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其实译文工作也需
14、要一种“科学精神”,比如译语外国文学中也可追溯原语外国文学的“韵味”:多种译文与原作原文作审美比较研究,“味在其中”。关于“两种外国文学”,可以参阅高玉的著作“话语”视角的文学问题研究第四章第二节“论两种外国语”。 第四,文学史与交叉学科的关系。编写外国文学史不可不特别重视交叉学科研究的发展,这也是时下“热门话题”之一。文学史离不开文学批评,现代批评方法具有多样性、边缘性、精确性、对立性的特点,各学科批评模式多元并存,并在矛盾中发展。从发展趋势上看,不可忽视其交叉性、综合性。钱学森认为,世界上科学发展的总趋势是走向综合与交叉,走向一体化,不能再区别自然科学方法论与社会科学方法论。钱三强也说:“
15、本世纪和下世纪初,将是一个交叉学科的时代。 ”现在,文学批评方法正在发生革命性变化,自然科学方法、横断科学方法在文学批评方法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各种方法互异、互补、融汇。世界文学史紧密地联系世界文化史,文学与文化各个部门是沟通的。因此,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者,包括外国文学的编纂者,有一项特殊的任务就是促进真正的世界文学早日到来。 当然,要处理这些关系,就必须涉及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文学自律与他律的关系,但是我们必须关注关系的双方在矛盾运动中互渗互补,可能走向融合与统一。其实,有7的矛盾关系对峙难解源于研究者的观念、理解相异。比如,20 世纪末建立的高校文科二级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是由原来具有
16、历史亲缘关系的两个学科,即世界文学、比较文学融会、整合而成的新专业。在两个世纪之交,争议颇多,很不一致,有人认为世界文学学科被比较文学“吞并了”,有人认为这样“合并”造成比较文学学科的“混乱”。经过反复研讨,问题趋向解决。众所周知,先有世界文学,后有比较文学;没有比较文学,就没有开放式的世界文学。这一新专业的出现,不仅为世界文学,而且为比较文学的教学改革和科研的“定向”提出新的挑战、启示、思路和课题。充分发展新专业的优势和积极建设原有的两学科是并行不悖的,务必正确处理三者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努力促进比较文学向总体文学“飞驰”趋至“合二为一”,让真正成熟的“世界文学”或“世界文学的时代”早日出现。 现在从我们提及或简介的当代西方文学史观来综合思考,不难见出其多元特性及其对我国文学研究与外国文学史编撰之渗透、导引、示范的功能。不宁唯是,我国为数众多各类型外国文学著作,主动而不同程度地吸取域外文学史理论,大都曾为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发挥积极促进作用。尤其在清除庸俗社会学影响之后,外国文学史重构、名作家重评、名作重读的呼声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