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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过密型生产模式的提法错了吗内容提要过密型生产模式理论被提出后，史学界有若干反对意见与批评。其实，这些批评都是出于对此理论的误解。本文谨对这些误解加以澄清。 我退休以后，迁居他处，远离了有中文书刊的大图书馆，无法追踪中国大陆文史界的学术发展，真正变成孤陋寡闻。最近因事回到上海，在福州路上海书城买到张佩国教授的近着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在宾馆中翻阅了几章。特别令我感兴趣的是其中第一章第一节。这一节是比较革命与现代化两种范式对于中国经济史的诠释。在现代化范式的讨论中张佩国特别提出黄宗智的过密型生产模式及国内史学界对此理论的批评。我真是孤陋寡闻到这种程度，对于散见于各学术刊物的批评文字竟
2、然都未读过。但是细读张佩国此节文字，发现各家的批评论点其实都是对过密型生产模式的误解。我深为黄宗智抱屈，而有一点为他抱不平的冲动。 王国斌批评黄宗智实际上是以大学一年级经济学课程所提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史。其实大一经济学如果真正能融会贯通，是足足够用的。如果把几个基本经济变量的定义与彼此间的关系弄清楚了，说明白了，许多批评者的立足点便都不攻自破。黄宗智犯了一个毛病，也是学院派学者常爱犯的毛病：把简单明了的事实冠以迷惑性的新名词，结果扰乱了读者的思路与注意力。 “过密型生产模式”一词新鲜是新鲜，但没有必要；“内卷化”一词则更是一个败笔。 廿世纪五十年代，西方经济学界初创发展经济学，就已经注意到在落后
3、地区常常可以见到，而在西方发达的国度中未曾出现的一个现象，那就是在落后地区的市2场边缘，常有年龄幼小的儿童在地上铺一张报纸或破布，上面摆着几个旧玻璃瓶，向人兜售，每日未必能卖出一两个旧瓶子，即使卖出，也不过赚两三分钱。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这些幼童的边际产量几近于零。这个概念后来被推衍成一般化，称之为“隐蔽性失业”(disguisedunemployment)。换言之，这些人虽然也参加工作，但对总产量没有贡献，其边际产量是零。比此情况较好的是工作对总产量略有贡献，但不足以抵尝所消费的物资。后来范登伯大学的一位农业经济学家把这个概念引用到农业生产上，认为在自然生长季节结束之后继续从事农耕，边际产量也等
4、于零，忙也是白忙。到了今天，中国大陆上的经济学者仍然使用“隐蔽性失业”一词。史学家则群起采取“过密型生产”一词，鹅对鸭讲话，彼此没有聚焦。两个名词谁优谁劣不是大问题，而是更改名词没有必要，多此一举，这也是黄宗智惹的麻烦，把简单的事物不必要地复杂化。 任何大学一年级经济学教科书都有一章讲述生产曲线(Productionfunctions)。文字说明及图解都用三个不同的表述词，或绘出三个不同曲线，即总产量、平均产量、边际产量。值得注意的是在图解中总产量曲线最高点在横座标上的位置也就是边际产量曲线变为零时的座标点，两者是一回事，即 MP=0 时 TP 值最大。黄宗智书中没有说明这一点，批评者也没有注
5、意这个关键，造成了许多误解，引发出不必要的批判。不注意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混淆了三个生产函数曲线，曾引起下列几种误解： (1)“高水平均衡陷阱论”，是把总产量与边际产量两条曲线误为同一条曲线，而且误用“均衡点”此一名词。70 年代初此论著者新创此说，写成一篇论文，正值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在剑桥哈佛大学开会，由 Kuznets 教授担任主席。此陷井论著者3也在会上宣读了他的新论文，结果遭到了 Kuznets 教授的严辞批评。Kuznets 说，“均衡”一词是物理学的用语，经济学借用之。均衡有其均衡条件，不是两条曲线相交就构成一个均衡点。新说中既无均衡点，也不构成任何陷阱。史学家不了解Kuznets
6、 的评语，陷阱说乃得以风行三十年。 (2)有人认为近代中国不断有人从各地向江南移民，足证江南没有人口过剩，不可能出现过密型生产状况。这是把平均产量曲线与边际产量曲线相混淆了。人民向某地移民(经济性移民)，主要是因为该地富饶，但一个地区的富饶程度是由平均产量曲线之高低来决定，移民者不会考虑到移民目的地的边际产量曲线如何。事实上，江南地区富裕是能够容纳大量过剩人口的先决条件。过剩人口的边际产量小于维生费，势必依靠他人之贴补才能存活。这样就要视其它人有无剩余产量来容纳及补助过剩人口。平均产量曲线愈高，容纳剩余人口之能力愈强。江南地区最富裕，剩余人口最多，过密型生产最普遍，这不但不矛盾，反而是必然的现
7、象。 (3)也有人对江南农村蚕桑业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认为这些农家是在计算并追求家庭更高的年收益，与过密型生产的边际产量计算不符，故过密型生产模式不适用于江南地区。这种误解之产生一来是黄宗智书中解释不清楚，二来是批评者忽略前面的最高产量与零边际产量这两点在横座标上是同一点，两者是一回事，要看生产规划者是计算边际产量还是计算总产量。虽然是沿着两个不同的曲线前进，到达的目的地与停止点都是一样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是假设生产单位都是企业，他们有良好的会计制度，又能自由调节生产工作中使用的劳动量。在这种条件下，计算边际产量、边际成本、边际收益很容易，可以很容易找到均衡点。农村生产单位不是企业，没有完备的
8、会计制度，很难计算边际变量，只能计算总产量。所以农4家不会问自己的边际产量是多少，只能问年产量或年收益是否“到了顶”。这两种计算之后果完全一样。生产到了顶，就是边际产量到了零点，如果再增加劳动量，边际产量就变成负值，新增的工作者没有发挥任何助益，只会使农田上有了过多人手，反而干扰了正常生产工作。所以追求更高的年收益就是在问若增加一点劳动力对于收益是否还略有帮助。事实上，由于缺乏完备的会计制度，不仅是江南的农村蚕桑业，而且所有的农户，都只会问他们的生产量是否“到了顶”，所以农户计算年收益此一事实不能排除或否定有过密型生产状况之存在。不但中国农户是如此，齐雅诺夫眼中的俄国农户也是如此，都不能推翻过
9、密型的提法。 (4)最后要澄清的一种批评是认为过密型生产现象只存在于“生计农户”或“维生农户”(subsistantpeasants)。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贫穷的农户，家中有太多人口，但却无足够的土地，为了要缴租纳粮，不得不把剩余的劳动力使用在收入极微少的副业生产工作，以补家计，只要能赚一文，总比一文不赚的好，这是在维生的要求下，将劳动力过量使用，直到劳动力的边际产量降为零，总产量才能达到最高点，这是生计农户过密性生产的实例。又例如前面提到的落后地区在街边叫卖旧玻璃瓶的幼童，如果一天能卖出一个瓶子，总比毫无收入要好，这也是为了维生的最大化行为。但这不是过密型生产的全部实例。下面将提到许多制度
10、性的过密型生产，可能是发生在小康之家：家中没有任何生计危机，但也将劳动力过量使用，直到边际产量降到很低的水平。 用最简单的话来说，过密型生产模式的最基本要件是生产单位中的劳动力存量被固定下来，劳动力由可变要素转化成不可变要素，在这种条件下是否有过密性生产状况出现，就要看劳动力存量的多寡。如果劳动力已被固定下来，但为数不多，5这个生产单位可能还会感到劳动力不足。只有当劳动力存量很大，而且又都转化成不可变要素，这个生产单位才要尽量使用劳动力，直到边际产量降到零点，总产量才能达到顶点。譬如说，在一个人口众多而占有之农地不足的农户中，父母无法排除或“解雇”任何子女，只能全留在家中供养。此时，父母只能驱
11、使子女从事各种农耕或副业工作，不计其收益多寡，能赚一文总比一文不赚要好，直到劳动力的边际产量变为零为止。此时的产量最高，生产到了顶。超过了这个极限，再多派人手，其边际产量就变成了负值，也就是人手太多，工地上过份拥挤，妨碍了正常的工作，总产量会下降。 劳动力存量是否会转化成不可变之生产要素，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制度性问题。中国的家庭制度、俄国当年的米尔公社以及中国的人民公社，都是这一类型的实例。劳动力存量固定下来，是制度要求的。世界各国的历史上，更重要的一项因素是遗产分配制度。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几种不同的类型： (1)日本的传统社会是实行严格的长子继承制，所有的家产一分一厘都归长子承受，长子以下
12、诸子成年后都必须出外谋生。长兄如果将弟弟留在家中，则是因为家中需要人手，弟弟不过是一名雇工而已，随时可能被辞退。因此在日本传统社会中，劳动力不论是在长时期(lognrun)或是短时期(shortrun)都是可变生产要素。 (2)在英国，虽然也行长子继承制，但偏重爵位，并不重视财产，故财产继承制并不十分严格。长子以下诸子可以在家中居住一段时期，但最终仍需出外谋生，所以劳动力在短时期内是不可变生产要素，但在长时期则是可变生产要素。 (3)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继承制是诸子均分家产。在分家析产之前，诸子虽然没6有实际产权，但享有财产受益权，诸子都可由家庭供养生计。即令结婚后，妻子儿女也由家中供养。此外
13、，因为平均寿命不长，分家析产的频率高，在实际分家析产之前，诸子都有对分家后的产权预期，谁也不愿意离家出走，放弃未来的产权。因此，在中国的传统社会，劳动力不论是在长期或短时期都是不可变生产要素。在农村，这种凝固性尤其强烈。也因此，过密型生产状况在中国出现得最早，也最普遍。最后应该指出的是，国内的国营企业是标准的制度性过密型生产单位。按理说，大陆的学者应该对过密型生产模式最不陌生。早晨来到单位，放好自行车，进了办公室先泡一杯茶，再拿起当天的报纸，就开始了过密型生产。大锅饭制度把职工人数固定下来。每个国营企业中都有相当数量的“隐蔽性失业”人员。有了他们，企业的总产量未必增加，减少他们，总产量也未必降低。完全符合隐蔽性失业的定义。而且，这种过密型生产与“生计”毫无关系。愈是高干子女，其过密性愈高。后来，国营单位改变经营模式，大量裁减闲置的员工，于是有人下岗失业。裁减员工以后，单位的总产量反而增加，可见这些闲员的边际产量实际已达到负值。闲员下岗以后，便把隐蔽性失业转化成公开的下岗失业。应该指出的是，大锅饭是过密型生产模式中重要的制度性因素，而中国传统的家庭结构与劳动力分配政策，与此有几分相似。我们不妨称中国传统家庭的共财制是一种吃“中锅饭”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