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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治建树政治建树琅邪王氏是兴起于西汉昭、宣时期的门阀世族。这一家族先由当时的著名经学家、博士、谏议大夫王吉奠定基础，尔后经过王吉之子王骏和王骏之子王崇祖孙三代人的共同努力与开拓，终于形成了“琅邪王氏”这一国内公认的著名郡望。自此开始直至唐宋，这一家族一直是贤才迭出、爵位蝉联，其中有一批人先后居相辅之位。琅邪王氏始则以通经入仕，继而由经学世家转而成为士大夫世家，在中古时期的封建士族中颇具代表性。在长达一千余年的历史时期内，琅邪王氏以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在中国社会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其家族成员中的大批仕官者，基本上表现了积极进取的政治心态，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居
2、庙堂之高时，能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在辅佐皇室、保国安民、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较为突出的贡献，赢得了世人的称赞。现将琅邪王氏在政治领域中的突出建树，以历史时期为序，分别予以记述。西汉时的王吉，在任昌邑王刘贺的王国中尉时，就直言劝告刘贺不要任意驱驰于封地之内进行无节制的游猎。由于王吉敢于直言，故深为国人敬重。汉昭帝刘弗陵去世后，因昭帝无嗣，刘贺便被执政的大将军霍光迎立为帝。行前，王吉便劝戒刘贺，要他对霍光“事之敬之，政事一听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刘贺入宫后未听王吉诤言，在帝位仅 27 天，尚未改元，便被霍光以“行淫乱”为由废黜。原昌邑国群臣 200余人，皆以辅佐不力的罪名而被诛，唯有王吉和郎
3、中令龚遂二人，因为曾有数次忠谏刘贺之举 ，方被免于死罪，而受城旦之刑。汉宣帝刘询即位后，王吉先后被起用为益州刺史和博士、谏大夫。在任期间，他曾上疏阐述政事：要对国民进行先贤礼法思想的教育，认为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建议“述旧礼，行王制”；反对早婚，反对任子制，主张“去角抵、减乐府、省尚方”等。令人遗憾的是，汉宣帝认为王吉的上述建议“其言迂阔，不甚宠异”。王吉在政治上虽未能施展其抱负，但他关注国事民生、敢于进谏的优良品德，却为其后裔树立了效法的榜样。琅邪王氏在政治上的建树，最为突出的是在东晋时期。公元 290 年，晋武帝司马炎病逝后，西晋王室内部因争权夺利，酿成了长达 16 年（公元 291306
4、 年）之久的“八王之乱”。内乱结束后，东海王司马越毒死惠帝司马衷，于公元 307 年立惠帝之弟司马炽为帝，即晋怀帝。怀帝即位后，改元为永嘉。在“八王之乱”中，晋朝军民死亡达 30 万人，许多城池被洗劫，社会生产力受到极大破坏。内乱不仅使晋王朝的元气大伤，而且给内迁各族的统治者提供了称雄割据的机会，对西晋中央政权构成了极大威胁。在此严峻的形势下，时任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驻守下邳的琅邪王司马睿，向执掌西晋王朝实权的东海王司马越提出请求，要求将根据地从下邳移至长江以南的建邺（今南京）。而司马越此时亦有在中原一旦失陷后退守江东的打算，故而同意了司马睿的请求。永嘉元年（公元 307 年），司马睿被朝廷
5、任命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俄而，又以司马睿为镇东大将军、都督扬江湘交广五州诸军事，使其成为江南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为其以后建立东晋王朝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而促成司马睿作出这一英明决策的，正是琅邪王氏的代表人物王导兄弟数人。早在晋太康十年（公元 289 年），司马睿嗣位琅邪王后，便与王导“素相亲善”。待司马睿迁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后，时任东海王司马越参军的王导，即被司马睿请为安东司马，“军谋密策，知无不为”。在西晋政权处于风雨飘摇的多事之秋，王氏家族的几位代表人物，从家族安危、民族兴衰大计出发，对日后政局的发展趋势和应对之策作了周密地思考、谋划与定夺，在根据地南移、家族南迁这一重大问题
6、上形成了共识。根据对诸多史料的综合分析，这一英明决策的谋划实施过程应是：南渡之策，系琅邪王氏先密划于室，王旷首倡其议，王敦助商其谋，王导作为琅邪王氏的族长（系王览长房长孙）主其事，尔后由王导向司马睿提出创议，司马睿认为此策甚佳，遂向司马越提出移镇建邺的请求。司马越之妻裴妃亦有此意，于是便从中予以力助，最后由司马越和王衍决策定夺。可以说，南渡江左这一关系到国家兴亡的重大战略决策的出台，琅邪王氏既是首创发起者，亦是贯彻实施者。琅邪王氏这一历史性的卓越贡献，受到了时人与后世的高度评价。琅邪王氏出谋划策为司马睿移镇江左建立了殊功，继而又为司马睿立足江左奠定基业立下了无可替代的勋劳。司马睿本系西晋皇室的
7、疏属，初至江东时声望不高，史称其“龙德犹潜，虽当璧膺图预定于冥兆，丰功厚利未被于黎民”。南方世族对其态度冷淡，以至在建邺“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为使司马睿能够尽快获得本地世族的支持，使其立足江东发展江南富庶地区的大业得以实现，王导、王敦兄弟经磋商后，便利用三月上巳日官民均至水滨洗浴袚禊之机，让司马睿以“观禊”为名，“乘肩舆，具威仪，敦、导及诸名士皆骑从”。纪瞻、顾荣等江南望族见之俱惊，乃相率拜于路旁。于是司马睿的威望得以迅速提升。接着，王导又劝说司马睿乘机“宾礼故老，存问风俗，虚已倾心，以招俊义”，并亲自到顾荣、贺循等人府上，恳请他们出来做官。顾荣、贺循等人又转相引荐了一批德才兼备的江南名流
8、入仕为官，于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这样，以王导、王敦兄弟为代表的琅邪王氏，利用自己的声望和智慧，倾心帮助司马睿扭转了孤立无援、吴人不附的被动局面，既为东晋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又使以中原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得以在江南地区继续发展。公元 311 年夏永嘉之乱发生后，江北士民为避难而纷纷渡江南迁，他们中有一批治国人才，王导便劝说司马睿“收其贤俊，与之共事。睿从之，辟掾属百余人，时人谓之百六掾”。司马睿对琅邪王氏的鼎力帮助心存感激，以至他于太兴元年（公元 318 年）三月称帝时，竟邀王导和他共坐御床，受百官朝拜，因王导固辞方罢。琅邪王氏在民族危难关头所做出的这一杰出贡献，受到了历代史家的高度定
9、评。东晋立国之初，王导被司马睿拜为丞相，执掌朝政；王敦则为大将军，统领兵权。二人同心翼戴，一政一军，共同维护着东晋朝廷。东晋初立，朝廷寡弱，纲纪未举。一批晚到的北地名士目睹此状，多对新创政权缺乏信心，深以为忧。为尽快改变这一境况，作为东晋政权奠基人的王导，在政治上采取了一条力求宽简、镇之以静的施政方略。这一施政方略的内涵是：“宽众息役，惠益百姓”；“镇之以静，群情自安”。这是传统的“无为而治”，一方面是清静无为，以宽民力；另一方面是弥合各种社会矛盾，让南北士族既互相牵制而又和睦相处。为了进一步缓和南北士族间的矛盾，减少内耗，共撑危局，他主动为自家子弟请婚于吴地士族陆氏，并不惜屈尊，强作吴语。为
10、了避开吴郡大族庄园密集之地，侨姓王、谢诸名士便舍近求远，到会稽临海的浙东地区求田问舍，修建庄园。吴郡顾和曾当面要求王导“宁使网漏吞舟”，而不要“采听风声，以为察察之政”，王导称赞他说得对。他的这一“务存大纲，不拘细目”的施政方略，对调节紧张的社会关系，缓和尖锐的矛盾，安定内部，抵御北方胡族势力的南侵，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咸和二年（公元 327 年），苏峻联合豫州刺史祖约发动叛乱，至咸和四年方得平息。叛乱平定后，宗庙宫室残破，江州刺史温峤建议迁都豫章（今江西南昌），而三吴豪族则请求迁都会稽（今浙江绍兴），王导坚决反对迁都，认为“不必以丰俭移都”，而应采用“镇之以静，群情自安”的策略。自此，迁都
11、之议不再提起。东晋初创时没有设置史官，王导建议立史官，于是典章图书颇具规模。王导辅政元帝时，对官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他重视发展教育，设立学校，培养人才，“使文武之道，坠而复兴”。王导的上述施政方略，受到后来统治者的注重，多被借鉴与继承。在王导治理内政的同时， 王敦亦在军事上为维护新生的东晋政权作出了贡献。 建兴四年（公元 316年），江州刺史华轶不受朝廷节制，将其辖地变为独立王国，王敦奉命率众兵将讨之，斩华轶首级，解除了江州对建邺的威胁。其后，荆、湘地区相继发生了王如、杜弢等流民起义，形成了“王如乱北，杜跨南”的严峻局势。为平定局势，王敦率军前后经过三年大小几十次战斗，终获全胜。由于王敦平定了
12、荆江等州，从而使东晋的势力范围由原辖的长江下游扬州地区扩展到长江中游。由于东晋的建立与发展基本上依赖于琅邪王氏的鼎力支持，故晋元帝曾将其与王导和王敦的关系称之为“管（仲）鲍（叔牙）之交”。时人遂将琅邪王氏与司马氏皇族的关系形容为“王与马，共天下”。王导以后，琅邪王氏在国策和典章制度的制定与实施方面虽不及东晋初期那样突出炫目，但其家族中的一些有为之士，仍在政治上做出了积极建树。如王彬次子王彪之，任镇军将军、会稽内史 8 年，治郡颇有方略，使豪绅大户不敢纵虐，3 万流民返回乡里。简文帝司马昱死，群臣因惧权臣桓温而不敢拥立太子司马曜。王彪之仗义执言，和众臣一起拥司马曜继皇位。与谢安共执朝政时，谢安曾
13、提出营建宫室之议，王彪之则力主应休养生息，以减轻百姓负担。彪之以理服谢安，直至彪之死，亦未再修建宫室。旧制规定，百官亲属如患传染病，且已传染 3 人以上者，即便为官者本人尚未染病，在百日之内亦不得朝见皇帝。东晋中叶某年，有疾流行，百官因受此制所囿，以致多人不再来朝，政务得不到及时处理。时任宰相的王彪之遂上疏建议废除此旧制，让未患病的官员入朝理政。皇帝同意此议，从此便成为定制执行。南北朝时期，琅邪王氏在南朝为官者，其政治建树远不及东晋初期辉煌。但其族人中先后两位入北朝者，却在政治建树方面留下了可圈可点的突出业绩：其一为王肃。王肃系萧齐雍州刺史王奂之子，王导第七世孙。齐武帝永明十一年（公元 493
14、 年），王奂因擅杀宁蛮长史刘兴祖并继而反齐而遭灭门之祸（王奂与 5 个儿子皆被杀），唯王肃及其弟王秉幸免于难，遂出奔北魏，受到魏孝文帝重用，官至散骑常侍、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令、车骑将军、扬州刺史，封昌国县开国侯，并尚孝文帝之女陈留长公主，成为位高权重、且系帝姻的北魏重臣。王肃系琅邪王氏由南入北官仕北朝的第一人，显赫的官位、特殊的身份和良好的家族文化教育，使之在北魏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做出了重要的政治建树。一是帮助北魏制订典章制度。北史称，“自晋氏丧乱，礼乐崩亡，孝文虽厘革制度，变更风俗，其间朴略，未能淳也。肃明练旧事，虚心受委，朝仪国典，咸自肃出”。通鉴亦云，魏主“兴礼乐，变华风，威仪文物多肃
15、所定”。王肃制订的典章制度，其内容包括礼仪与官制等上层建筑的诸多方面。这些促使北方少数民族汉化的改革，为后来实现南北政权的统一打下了思想文化基础。二是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王肃入北后，先后发起或参与了 3 次针对南朝萧齐的战役。第一次是太和十九年（公元 495 年）正月；第二次是太和二十二年（公元 498 年）三月；第三次是景明元年（公元 500 年）四月。上述 3 次战役除第二次失利外，其他两役均大获全胜。第一次是与刘昶一起率军进攻义阳（今河南信阳），结果是“频破贼军，降者万余”。第三次是与元协一起接管萧齐降将裴叔业镇守的寿春，在军临前线时一举击败萧齐援军，将萧齐军队“斩首万数”。王肃及弟、子
16、、侄显达于北魏，北魏亡后又仕于西魏、北周，为琅邪王氏在北方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二为王褒。西魏恭帝元年（公元 554 年），西魏军队攻陷江陵，时任南朝梁南昌县侯、尚书左仆射、护军将军的王褒（系王规子、王导第九世孙）被俘入北。由于他是琅邪王氏这一天下名门之后，且具有出众的才华，因而受到了执掌西魏大权的宰相宇文泰的礼遇与重用。初入西魏，王褒即被授予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等职，其后北周代魏，他又被赐以石泉县子的爵位，历任开府仪同三司、内史中大夫、太子少保、小司空、宜州刺史等职。建德年间，“有器局，雅识治体”的王褒经常参与朝廷大事的议定，“凡大诏册，皆令褒具草。乘舆行幸，褒常侍从”。后，王褒病逝于宜州刺史任上，其子王嗣爵位。由于王褒所奠定的基础，在随后开始的隋唐时期，这支琅邪王氏后裔，在政治舞台上又有新的建树。隋唐以降，科举制兴，门阀士族遂渐趋于消亡。初始，琅邪王氏家族成员对新兴的科举制尚不适应，但凭着千百年来积淀形成的深厚的家族文化素养，待入唐以后，琅邪王氏一门经过隋朝这一过渡适应期，便有不少人通过科举入仕为官，并留下了一系列政绩与军功。王方庆是唐代琅邪王氏的代表人物，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