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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外国传教士对四川羌族地区文化的研究外国传教士对四川羌族地区文化的研究经过阅读相关的资料，发现外国人对四川羌族地区的研究的主要是先通过宗教原因，以基督教在羌族地区的传播活动为主。如在羌族史 、 茂汶羌族自治区概况中，从政治角度出发，部分谈及了外国传教士在进入羌族地区的情况，汶川、北川、理县的县志中以大事记的形式按时间、人物、事件对于外国传教士在羌族地区的活动进行简单的罗列， 四川基督教虽详细介绍了基督教在四川的活动，但其仅在一小部分内容里谈及了在羌族地区办学和设立医院。此外就很少有对与外国传教士在四川羌族地区的记载了。在此阶段我们可以看出对于羌族文化的研究，外国传教士还是处于一个很浅显的仅仅是浮
2、于表面的认识。直到此后出现两位在羌族研究史上最重要的人物，外国人对于羌族文化的研究才算是真正的解开了序幕。这两个人便是芝加哥人类学博士兼传教士葛维汉和传教士陶然士。/ 两人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写出了比较详细深入的关于四川羌族文化研究结果。其中葛维汉研究成果体现在他的羌族的习俗和宗教与川西调查记著述里。而陶然士则是在羌族的历史、习俗和宗教中国西部的土著居民 、 羌族宗教的基本灵性概念 、 中国最早的传教士等。/尽管两人都有传教士的身份，但其对于羌族文化的研究确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方向。就葛维汉而言，其还是一名人类学家，所以他在研究羌族文化是采用的花上很长的时间，与羌族民族的人们对话，调查他们的宗教遗迹
3、，探察历史档案。这样做很可能会产生一些靠得住的结果。陶然士则是作为一个细心的考察者，经过长期的切实接触，与该民族的人们共同生活，且参与他们的宗教活动，从而得到更加贴近真实的结果。/我们具体来看看两位传教士是如何在四川的羌族地区进行文化研究的。/葛维汉，芝加哥人类学博士，1911 年以教士和学者的身份来华，1913 年抵四川，至 1948年从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退休回国，总共在四川度过了 36 年。其多次进入羌族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学习。/ 1925 年夏，葛维汉为史密斯索尼学院到松潘和黄龙沟考察中途经汶川、威州、茂州和叠溪等羌族地区，于归途中还参观了瓦寺土司的官寨，并与一些羌人接触，拍摄了不少照片。
4、1933 年夏，利用暑假到羌族地区（克枯、阿尔、龙溪寨、东门外、桃坪、嘉绒所在县的杂谷、涂禹山脑等） ，为史密斯索尼学院搜集羌族自然历史方面的资料。在九子屯，观看了羌族舞蹈，拜访了羌人的家、神庙、神林、神龛，进行了记录和拍摄。1941 年夏，到了茂州、理番、威州、汶川、克枯、木上寨、龙溪寨、东门外、桃坪、大和平寨、簇头寨、簇头沟以及涂禹山等地。次年夏，又更远的羌族地区。此外他还带了羌人到成都研究，多次参观过羌族的驱鬼仪式，进入羌族神林观看盛大的祭典。同时，葛维汉还在中国和美国收集了许多中文史籍中有关羌族的记载，以及现代中国学者近期发表的关于羌族及其历史文化的文章。/陶然士，传教士，于 1896
5、 年从苏格兰来中国传教，最初是中国内地会的一员，后来转入美国圣公会，供职于四川成都的华西传教士组织中，做了 40 年的福音使者的工作，于 1937 年返回爱丁堡。/他作为基督福音的忠诚使者，努力“要引起基督教会对生活在四川西部山区的羌人和他们的宗教之普遍关注” ，在向住上海的中国执行秘书 JR海凯斯博士直陈了想要了解羌族一神论信仰更多的情况的意愿得到批准之后，陶然士大约于1916 年在进入四川与西藏接壤的边疆地带的基督福音传播旅行途中首次发现居住在岷江上游的羌族部落，他发现高地羌族的白石崇拜是羌族原始宗教神灵信仰的最主要的特征,认为生活在高地上的羌人信仰唯一的最高天神白石。羌人尚白是因为在羌族
6、的宗教观念中,白色代表宗教与道德上的纯净。所以“上帝是圣洁的,而白石神是人类得救和祈福的根源,这就构筑起了羌族信仰之基本的真理”。那么在羌族起源于万能之上帝的显圣的最高神观念与犹太人关于现身于祭坛的耶和华是他们的光明希望和救世主的观念之间惊人的一致,说明二者的关系亲密无间,以至不能把羌族宗教看作另类,而只能是一神教,和犹太人的宗教同源。 ”因此这更加吸引他深入羌区，与羌民一起生活，从内部仔细地了解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向他们传播福音，发展信徒。/从上我们可以得到陶然士研究羌族文化真正想做的是要拾遗一个古老民族保持至今的原始宗教信仰的风貌,希望得出与基督教之上帝信仰一样的解释;而葛维汉则注重羌民族传统宗教信仰之现状的采摘。尽管加曼教授（著有关于羌族起源和信仰的几点评论与四川西部的羌族:被误称为“中国西部的犹太人”两文。 ）他根据自己 1938 年在中国西部生活的亲身经历，比比较陶然士和葛维汉在羌人中所做的工作,几乎反对陶然士的所有观点。他指出,陶然士把羌族宗教说成是一神教,或把羌族的信仰习俗作为犹太人习俗的特定参照物之范例,都是没有任何真正联系的,或是最不理智的。并总结道:“陶然士之中国西部犹太人的命题,只是他自创神话中的想象人物。但是羌族宗教文化的早期研究者各为其功,构建了研究羌族宗教文化及其变迁的宽阔视角和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