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武羌族民俗文化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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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平武羌族民俗文化的思考平武县委党校讲师龙文萍羌族是中国历史最为古老的民族之一。现代羌族主要分布在四川省西北部,以聚居为主。主要聚居地分别是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汶川县、理县和松潘县部分地区,绵阳市的北川羌族自治县及平武县南部地区。平武县南部属于四川羌族聚居区的东北边缘地区,羌族主要分布在平通、豆叩、大印、锁江、平南和徐塘6 个乡镇, 学术上通常称为 “平武羌区”或“豆叩羌区” 。由于历史的原因,平武南部这个白草羌人曾经聚居的地方,经过千百年的变迁,在汉族移民陆续迁入、不同民族不断的融合、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当地白草羌人的传统生活习俗、民族文化等, 也就以同样的速度迅速消失或濒于消失,使

2、得这一地区的文化和群体变成了本质上的汉族。在建国初期的民族识别工作中,四川省平武县南部地区的清漪江流域因为“没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当地人没有表现出对自己族籍身份的认同”而未被当做少数民族。他们说着地道的四川话,和汉族一样地生活劳作,外界和他们自己渐渐将羌族的历史淡忘了。50 年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有学者从史学的角度论证了清漪江流域的羌族身份。于是,国家在专家学者的论证之后,便予以了承认。2003 年 7 月 9 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川府民政【2003】17 号)批复:平武县将原平南乡改建为平南羌族乡,将原徐塘乡改建为徐塘羌族乡,将原锁江乡改建为锁江羌族乡。一、追溯平武羌族历史平武羌族主要分布在

3、平武县南部包括平通河流域及其周边地区。在自然地理上,这里与北川羌族自治县片口、小园、金凤、都坝等几个羌族乡以及阿坝松潘县白羊羌族乡山水相连。此地自古以来就多为少数民族生活和活动的区域,早在甲骨文中就有记载:殷商时期,我国西部居住着氐羌部落; 后汉书西羌传: “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 雋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牦牛、白马羌在蜀、汉,其种别名号,皆不可纪知也。” 隋书 地理志记载:“平武、汶山,皆连杂氐羌。 ” 龙安府志记载: “龙郡僻处边陲,皆在氐羌。” 北史记载:“邓至者,白水羌也,世为羌豪,因地名号,自称邓至。其地自街亭以东,平武以西,汶岭以北,宕昌以南,土风

4、习俗,亦与宕昌同。 ”说明在当时的平武地区,不但有白马氐,还有白水羌,而白水羌分布在当时的平武以西;平武县境内也有 “平羌崖”等具有羌文化特点的地名,这说明自古以来平武地区就有羌人活动。二、 残存的羌族民俗文化表面上看,旧时的白草羌人的典型文化已经荡然无存,但深挖下去,特别是通过某些生活习俗、宗教信仰还是能发掘出这个族群在文化交融变换的地方还是有羌族的特质存在。当深入到寨子和老乡的家中,发现当地羌族群众仍然保留了许多自己民族独有的民风民俗,并从中显示出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住在高山之上的老人们仍然喜着青布长衫、头包白头帕、脚穿绣花鞋(云云鞋);配子、安神仍请端公;在火塘中用三脚与鼎锅煮饭,并以此

5、为火神和灶神;火塘上方熏着大块的腊肉和猪脚膀;在堂屋神榜下方仍然供奉着坛神(角神);仍然居住着三层吊脚木石楼房;旧时的羌族风格的寨房、碉楼等仍然存在;饮食习惯上仍保留着别具特色的酸菜、泡菜、干腌菜以及独具特色的“炒炒饭”、 “搅团”和“火烧馍”曾维益教授在平武的民族第九章平武县之羌族中指出,豆叩羌区保存着北川已经无法寻觅的传统文化。最为典型的一是神龛供奉,二就是端公信仰。羌民家中供奉的神龛上一般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姓氏,与中原汉族神龛上仅仅供奉父系祖先极大的不同,这主要因为当地一直流行着入赘的婚俗,即当地人称为“抱儿子”。汉族人通过“抱儿子”的方式与当地人通婚,入赘女方时,虽然要改为妻姓,但是他

6、可以将其原有的姓氏加在神榜之上,所以,在很多家庭里都可以看到其神榜上供奉的姓氏都是两个以上的。这表明“抱儿子” 这种入赘婚一方面潜藏着羌文化底蕴,另一方面,他又融入了汉文化,使锁江成为汉羌文化碰撞及相溶之地。而端公信仰是平武最具羌族文化特色东西,北川在申请羌族自治县的过程中发现,他们的羌族文化已被消磨得几近殆尽,在当地已无传承羌族文化的端公,于是,北川羌族就北上到平武豆叩羌区向当地的羌族端公学习。三、平武羌族民俗文化消失或濒于消失的原因(一)羌汉逐渐融合早在蜀汉时期诸葛亮在今南坝设置江油戍时,进入氐羌地戍守的士兵由于长期驻扎,得不到轮换,多数无法返回原地,只好留居本地,与当地土著氐羌人通婚,逐

7、渐变成当地居民,这大概是县境内最早的羌汉民族融合。唐朝时,平武境内的民族构成仍以氐羌等少数民族为主,这一阶段,又有一部分内地汉族士兵留籍平武,并与当地氐羌人通婚,被融入与土著氐羌民族之中了。宋代,县境内的少数民族被称为“龙州番部”(龙州为宋朝时期对平武地区的称谓)。南宋末年,在平武地区设置土司,派汉官担任世袭土官(赐江南扬州府进士王行俭为龙州三寨长官司之职) ,实行以“土官治土民”的统治措施,而统治少数民族的土司头人则为薛、王二氏,他们均为汉人。随着其统治的加强,一部分汉族开始进入平武的响岩、南坝等河谷地带,当地的氐羌人由此开始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汉文化影响。元末明初,由于统治者对平武等少数民族地

8、区推行土司制度,在政治上强化统治,军事上加强镇压,从而造成民族地区的动荡不安,朱元璋命驻守西北的官军须在当地设置军事设施,以防止当地少数民族作乱。于是官军便在县境内修筑大量的关、堡、墩、台等军事设施,以对番人实施弹压。由于明军在平武大量屯兵,大量汉族军士留籍平武,改变了长期以来平武汉少番多的局面,汉族文化对氐羌文化的影响进一步加大。(二)汉化程度加快明末,民族矛盾日趋激化,龙州宣抚司薛兆乾纠集部分少数民族作乱, 明朝廷平息战乱后, 对平武羌番地区实行 “改土归流”。为加强对平武境内羌人的统治,实行强制的汉化政策,首先将羌人姓名一律改为汉姓;又赐给每个寨子白旗一副,树立寨中作为降附标志;还命令每

9、寨必须供奉“万岁牌”位;强制羌人每年每人必须纳贡,“示不复为羌也” 。还强行拆除碉房, 改为木构房。 衣食住行必须与当地汉人相同,强迫羌人在文化、心理上与汉人同化。蜀中边防记载其事道:羌人“须其蓄发顶巾,送子读书,习俗华语。”明王朝采取的这些策略,既削弱了土司的势力,又缩小了少数民族的生存空间,还分解了少数民族的凝聚力,最终改变了这些少数民族的族属。从此,平武境内的羌人在政治上丧失了民族的相对独立性,生活习俗上又丧失了其自主性。而清代前期的“湖广填四川”既是历史上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也是对平武地区文化变迁影响较大的事件。“湖广填四川”是指在明末清初的数十年间,四川由于战乱、瘟疫及天灾,境内人口

10、锐减,耕地荒芜。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为了解决四川劳动力和粮食生产的问题,采取“移民垦荒”的举措,全国包括湖北在内的十余个省的移民相继到四川定居。清朝白莲教起义,根据记载当时有数万白莲教教徒进入平武,对平武地区氐羌文化产生了较大影响。而在1860 年左右,松潘县和平武县少数民族包括白马藏和白草羌造反,清政府经过几年的镇压之后才平息了叛乱,战争又使得平武地区羌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口锐减,也再一次造成了汉人的大量迁入。“湖广填四川” 、白莲教徒迁入和平武少数民族叛乱使得大批汉人得以进入平武地区。如此大规模的移民给原有的当地少数民族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使得平武地区的氐羌文化再也无法与强势的汉

11、族文化抗衡,也不具备同化汉文化文化的力量,被迫与之融合,即被汉族文化同化。如果说明代以前羌汉文化的融合属于经过长期接触、共处和交流而自然而然融为一体,带有自发特性的话,那么明代以后的融合就带有强制色彩了。因为从明末起统治者不仅派重兵镇压平武地区三番叛乱,大肆屠杀少数民族,而且平叛后对平武羌人区施行强制汉化政策,使他们被迫接受自己的语言文字、典章制度、风俗习惯等,以消除被统治民族的民族特性,达到利于统治民族易于统治的目的。(三)羌族文化出现断层解放初期平武地区的羌族文化仍然保留了一些,主要体现在服饰上: 头裹帕子, 男穿对门襟, 女穿琵琶襟, 穿草鞋,打绑腿等。颜色鲜艳,以红、黄、绿为主。其次体

12、现在宗教信仰上,端公信仰是当地羌人主要信仰,其他也信仰佛教与道教;还表现在日常娱乐方式上,羌人喜欢在田间地头和闲暇时间唱山歌, 跳羌舞。 直到文革破四旧 (旧文化、 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运动开始,随着砸烂一切“四旧”物品蔓延全国城乡,平武地区的羌族文化也毫无例外的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服饰也随着当时的潮流,从原有的民族服饰转变为军装或者以黑蓝两色为主的衣服;信仰遭禁忌, 庙宇被推平,佛像被烧毁;唱山歌被认为是败坏风俗,甚至男女对唱山歌被认为是调戏妇女;端公遭到批判,说他们是搞封建迷信,端公用的法器和书籍被收缴甚至焚烧。在这种状况下,使得平武地区羌族人产生了恐惧心理,除了高山之上的羌族老人,无人

13、再穿民族服, 无人再唱民族歌, 无人再敢信仰端公,直到改革开放。文化的传承是需要通过一代代的人进行接力传递的,但在当时各种政治运动的形势下,羌族文化无法继续保持接力传递,使得平武地区原来尚存的羌族文化出现了断层。四、如何看待现有的羌族文化大量的事实和历史资料显示,包括锁江在内的整个清漪江流域,曾经由羌族世居千年,经过几百年的民族战争、移民、通婚,绝大部分程度上与汉族没有明显的区别,却依然残留着部分“似羌非汉”的习俗。曾维益教授曾在他的平武的民族中这样表述:“龙安山区的这些当地人的习俗,既非至今仍然存在的那种纯正的典型的少数民族习俗,又与四川内地汉族人的传统习俗颇有差距”。那么,如何看待现在残存

14、的羌族文化呢?据笔者所知,由于目前少数民族在国家政策上享有很多优惠,少数民族受到保护,并得到实惠,因此村民们本身也开始强烈意识到保留自我民族特征的重要性。包括锁江在内的六个羌族乡从北川羌族自治县购买民族服饰、从北川请人教他们说羌语、唱羌歌、跳羌舞等,这种种行为正是民族认同感增强的体现。但是,这种亡羊补牢的做法很难恢复原有的羌文化,因为文化的传承是靠每代人不间断地继承才传下来的,而不是靠事后的补救就能做到。我们要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平武羌族是带有显著汉族特色的少数民族。笔者以为,包括锁江在内的六个羌族乡应当利用现有的传统民族文化特质,以自己的民族特点寻找失去的文化才是当务之急。我们在学习借鉴别

15、的地方羌歌羌语羌舞的同时,一定不能丢了自身的东西,譬如具有清漪江流域特色的羌绣、口头文学、端公文化以及饮食文化等,而不仅仅是邯郸学步,亦步亦趋的模仿,否则,最终的结果是既模仿不了别人又迷失了自己。这是一个多种文化交融的时代,无论是在中国的大都市,还是在偏远的少数民族村落,没有一个地方在封闭地传承文化。“文化是要推进发展的,一种文化不可能始终停留在古老文化的层面上。”著名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在分析、概括我国民族和文化时指出,中华民族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 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 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特色的多元统一体”。由此出发,他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概念。尽管少数民族文化有自己的特色,但它与汉族文化有着割舍不断的渊源和联系。正是这种联系和融合消解了民族之间的文化壁垒,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吐故纳新, 最终促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缘此,笔者以为,当今在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前提下,必须把民族文化置于中华文化的背景中,不能仅凸显 “差异”而否定“一体” ,而应在二者之间寻求适当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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