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普法活动的民间法解读》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乡村社会普法活动的民间法解读（4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1乡村社会普法活动的民间法解读摘要 普法活动作为法治知识在不同场景中转换的媒介或者方式，在农村地区，要普的法不仅仅是国家意义上的现代性、都市性的话语，还要深切地顾及民间意义上传统的、乡土性的理解。不能仅把农民视为“受众”和客体。而应凸现他们的主体性，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也把普法活动作为自己的事业来耕耘和经营。这样，普法活动和法治才能真正实现由形式理性向实践理性的转变。 关键词 法治；农民；普法规划；民间法 2006 年出台的“五五”普法规划亮点之一是将农民作为重点普法对象。普法规划将农民作为重点普法对象是国家更加关注普通人生活和真正夯实法治社会基础的初创性工程。但是目标的良好和意义的重要并
2、不能证成普法规划将农民作为重点普法对象的全部合理性，该项举措的全部合理性需要在普法实践中予以证成。因此，如何在普法实践中将农民作为重点普法对象展开来时我们必须要关注的问题。本文将在实践和行动的话语中展开对该问题的分析和描述。 一 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应是良法之治，而对于何谓良法问题，一般的论者往往从法律与道德、伦理的关系角度来阐释。问题是国家制定的法律，如果假定为良法的话(即法律具备了良好的道德基础)，那么，当它适用于不同的语境(比如城市、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时候，它仍然体现出良法之态吗?吉尔兹告诉我们，法律乃是一种地方性的知识。换句话说，法律是具体语境中的具体化阐释。在一种语境中谓之良法的法
3、律，在另外一种语境中则不见得是如此。理性设计的适用于城市的国家法能够当然适用于广大的农村和农民吗?换句话说，也就是普法规划要普什么2样的法? 从形式上来说，法治乃是规则化治理的事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依法办事”。法治的作用就在于促使人们按照既定的规则行事，规则是多种多样的，诸如法律、道德、习惯与宗教等都是规则的不同表现形式。在各种规则间有若干差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各种规则都是一种行为模式，不如此行事就要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在现行二元社会模式下，城市和农村是按照不同的规则模式行事的。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法治是“一体三型”的，所谓三型包括城市法治、农村法治和少数民族法治。鉴于本文的论域我们撇开少数
4、民族法治不谈，来看一下城市法治和农村法治。毫无疑问，城市法治和农村法治是有若干差别的，普法工作本身是消弭二者间差别的一种努力和姿态，目的在于实现所谓的一体的法治。但是在普法工作过程中，我们不能忽略城市和乡村在法治问题上的若干重要区别。 首先，现实的法治必须置于具体的境况中来理解，同样的法律置于城市和乡村会有若干差异体现出来。我国属于大陆法传统，以制定法为主，垂法而治，法治由上而下推行。制定法是由社会少数精英们理性设计的制度性规则，它以市民社会为基础，表征着现代性而适应于现代的都市生活。虽然现时的中国农村大部分已不是费孝通意义上的乡土社会，但是毕竟经历了两千年封建社会的洗礼，包括风俗、习惯、惯例
5、和宗族法等在内的各种小传统仍在广大农民的实际行为中起着某种支配的主导性作用。法律在农村地区，除却一些时有发生的暴力抗法事件外，仅仅维系着一种表面的统治力。法律不构成日常生活的真切部分，普通人对法律是陌生、隔膜的。伯尔曼说，法律不被信仰会形同虚设，这正好与法律在农村地区的表面化是对应的。 其次，法治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体的认知能力，但是与城市居民的文3化水平和法律的认知能力相比，农村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法律的认知能力首先要求具备一定的文化基础，而这一点正是广大农民们所缺乏的。但是，这也不是农民法律认知能力不高的唯一原因，原因还在于法律的精英性和现代性，抽象的逻辑和晦涩的语言使普通农民言读法
6、律就像看天书一样艰难。因此，我们认为，普法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提高农民的法律认知能力，为在他们的社会生活常识和法律的逻辑运作之间搭建一座沟通之桥，实现“某种知识上的转换”，而使法律成为农民们生活的运作方式，真正融入到他们日常生活中。 最后，社会性质的差别所导致的法律的运作模式的差异。城市是个复杂社会，但是在陌生人间关系简单；而广大农村则是个熟人间的简单社会，但关系比较复杂。这导致法律在城市和乡村的运作模式是不同的。在城市，大多数法律关系是“一锤子买卖”，当事人间为法律行为时目的单一，接触片面，行为时间短；而在农村地区则大为不同。在农村大家通常都是熟人，彼此间为法律行为时目的复杂，接触面广，行为时
7、间长。比如对简单的债，就不是被简单地理解为给付行为，而是存在着复杂化的倾向：一是债的人情化；二是人情化的债。所谓债的人情化是指债的关系不仅仅局限于债的标的本身而及于其他，比如在金钱借贷中，借方通常除偿还本金和利息外，还要另外有所表示，否则将被视为债的关系没有完结；而人情化的债则是将本应由习俗、惯例与习惯等调整的社会关系“债化”了。在农村地区，几乎家家都有的红白账，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已如上述，法治是规则化治理的事业，但是，这仅是法治的形式特征。虽然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是按照既定规则行事的，但是在城市和乡村主导性的规则是不同的。法治还有一层更深刻的内涵：“法律至上”。对法律在行为实践中这种至上
8、性的追求是法治话语的核心理念。我们多年来进行的普法活动其最终的目的不仅4在于使人们按照既定规则行事，更重要的在于在全社会达致一种法律至上的根本理念。但是由于阐释法治的具体语境、不同语境中主体的认知能力和法律运作模式的差异，使得农村法治与城市法治、国家的正式法与农村社会行动中的法充满着“离散、断裂和冲突”。这就彰显了本文讨论的国家在农村社会自上而下推行正式法的运动式普法活动的不可能性。当现代的国家正式法向相对传统的农村社会和广大农民传播、灌输的时候，重要的是去了解农民的生活世界，努力理解和尊重他们的自主选择。换言之，必须要考虑到他们的现实存在性，考虑到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信仰，顾及他们的利益和需求，
9、使法律真正融入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去，才能实现法律的规则之治和法律至高的法治理念。因此，我们认为，普法运动作为法治知识在不同场景中转换的媒介或者方式，要普的法就不仅仅是国家意义上的现代性的与都市性的话语，还要深切地顾及民间意义上的传统的、乡土性的理解。具体来说，就是国家的正式法与其适当的、实用的乡土化理解，是国家的正式法与非正式的民间行动方式的有机结合。也许，这才是运动式的普法活动的正确之途。 二 按照“五五”普法规划的规定各级党委宣传部门、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是普法规划的领导者、组织者，而党委和政府各部门则是普法规划的具体实施者。就是说国家是普法规划的实施者，普法规划完全是由国家设计由上而下推行的
10、全民性工程。“五五”普法规划要求开展各种主题活动，对于农民来说提出了“法律进乡村”活动。问题是这种由国家主导由上而下推行的活动能够达致“法律进乡村”、 “进一步提高全民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而实现农村法治的目标吗?下面我们通过对个案的解读来回答这个问题。 环绕微山湖的山东、江苏两省的六县，长期以来，两侧群众因争夺湖田、湖产，5摩擦、纠纷、械斗不断，死伤时有发生，给两边群众生产生活造成很大影响。近 50年来，该地区共发生此类械斗 400 余次，双方死亡 31 人，伤 800 余人。虽然双方的司法机关对在械斗中的杀伤人的犯罪者进行了处罚，但是双方群众都不愿将死者火化，这成为影响当地社会秩序和稳定的重
11、要因素。而且双方党委、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因为双方群众的矛盾和对立一度处于“僵冷”状态。 据此可以作出以下几点分析：第一，国家法在解决纠纷与维护秩序中的有限性。虽然司法机关对在械斗中的违法犯罪者予以惩处，但这仅是惩处械斗行为本身的手段，由于械斗发生的原因没有得到解决，而使法律本身不能构成为达致秩序的工具。第二，地方政府不仅是国家的政府更是地方的政府。地方政府代表国家对地方实行治理而使自身融入到地方当中去，地方的利益和地方群众的利益就是地方政府的利益。在不同地方间的纠葛中，地方政府往往首先是地方利益的代言者而将统一的国家利益置于其后。第三，政府行为与群众行为的交互影响。在该案例中，存在着一个怪圈，当
12、地政府在处理不断发生的双方群众纠纷的过程中而出现“僵冷”、 “隔膜”状态，而这又无形中加强了双方群众的对立、冲突与矛盾。 解铃还须系铃人，矛盾的消除还需要围绕矛盾的原因来解决。率先突破“坚冰”的是双方政府的“警务外交”与政府外交。2002 年，两省相关县区达成共识，构建边界地区长期稳定协作机制。双方沿湖分局、派出所开展联防联谊，共建跨省、跨市县的治安防控网。正如当地人总结的“干部多握手，群众就不出手”。对于双方边界冲突中遗留下来的尸体，虽然司法机关已经或者正在对违法犯罪者进行惩处，但是法律作为国家强制力维持的规则，其作用不是无限的，不可能在这种群体性事件中依靠强制予以处理，否则将会导致更大更深
13、的矛盾和冲突。于是济宁、徐州商定，由各自政府对死者家属给予经济补偿；双方尸体同时火化。从而使这一群众动辄抬尸上访的“定时炸弹”得以拆除。 6现实的纠纷往往都是源于利益的纷争，对于利益的不同态度决定着纠纷的解决和秩序、法治的实现。在该案例中，双方之所以陷入矛盾和对立中，原因之一就在于双方当地政府都有意无意地仅把自身当作地方利益的代言者，而忽视了作为更高层次上国家利益地方代言者的角色；而在纠纷的解决中双方有意识地考虑到了对方的利益，而无意识地将自己作为国家利益的地方代言人。有学者指出人们服从法律的主要原因乃在于具有了意识到的责任。意识到的责任是指人们感到有责任去服从权威的命令而不去考虑个人的得失。
14、在该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意识到的责任”的有无对于政府行为的重要性。当双方政府没有这种责任的时候，矛盾出现、持续并且不断升级；而当其具备这种责任、抛却本位利益考虑时，矛盾在逐步解决和消失。在人们无法抛却个人得失的情况下，按照法定的规则行事将成为一句空话。因此，我们认为只有政府具备“意识到的责任”、尊重法律的权威，才能消解群众的对立、矛盾和纠纷，逐步增强他们的法治意识和对法律的尊崇，毕竟国家的、政府的行为对于社会的、公众的行为起着一种示范的影响和作用。 在历年农村普法活动中，地方政府在普法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的消极性。这种消极性一方面来自具体情景中既得利益的考量；另一方面源于地方政府作为国家在农村
15、地区的代表而体现的现代性与相对传统的农村环境的差异而产生的冲突。在农村普法活动中，地方政府主要是作为普法活动的外来者和压力者，并且不断通过自己的行动和在农村的代言者试图将国家法与广大农民的实际的、日常的生活链接起来。而作为普法活动目的的真正实践者和实际效果的体现者农民们，则有着自己既定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规则，国家法并不当然成为他们的行动话语。国家法只有内化为他们某种意识和信仰时，才能融入他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实际行动的指南。而如果普法活动仅是农民日常生活的外在物，不能体现他们的主体性7时，国家法和法律至上的理念是几乎不可能内化为广大农民的意识和信仰，依法办事也就是不可能的了。因此，在普法活动中，我
16、们不能仅把农民视为“受众”和客体，而应凸现他们的主体性，调动其积极性，让他们也把普法活动作为自己的事业来耕耘和经营。这样，普法活动和法治才能真正实现由形式理性向实践理性的转变。 三 以往的农村普法活动效果不甚理想的原因之一在于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与冲突，而随着社会情势的变迁，这种二元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在改革开放以来，现代性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提升，这为由社会少数精英们理性设计的、体现现代性的国家正式法在乡村社会的推行打下了相当的社会基础。但是我们要看到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格局并没有消逝，传统的一些东西仍在深刻地影响着农民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方式。普法活动作为国家推行正式法和实现法制的一种努力和姿态，必须要把农村的实际情况和农民们的实际境遇和需求考虑在内。不要仅把农民作为普法活动的受众和被动的客体，还要体现他们的主体性和在日常生活中遵循的相对传统的行为知识。只有这样，才能使农村的普法活动落到实处、收到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