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身份化与再身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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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去身份化与再身份化 简论中国社会分层秩序在市场化过程中的变化及其问题 李 金 内容提要： 本文试图使用“去身份化”和“再身份化”的概念来把握中国社会在体制改革和 市场化中分层秩序所发生的变化。 原有身份格局的解体 去身份化并不意味着身份失去了 社会意义，它同时也是再身份化的开始，即建立新的身份资源关联、提出新的权利诉求或设 置新的社会限制并加以合法化过程。 这一双向的过程至少意味着身份性原则对市场化中的利 益格局的形成仍旧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去身份化 再身份化 社会分层秩序 合法性 在中国的体制改革和市场化过程中，原有的身份制度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这表现为原 有身份权利、身份限制

2、的弱化，原有身份群体的分化、碎片化以及随之而来的贫富分化、贵 贱分化等现象。 许多人因此断定中国社会分层领域的变化预示着身份制度的解体并且向着一 种现代的、更合理的秩序迈进。然而，正是在这一变化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各种新的身份地出现、身份权利（或限制）的强化或者转化为新的利益诉求的现象。本文主张，中国 社会在去身份化的同时也展开了再身份化的过程， 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共同塑造着市场 化中的利益格局。 在这一过程中所发生的一些支配性原则的变化既化解了原有身份体制中的 一些矛盾，但是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一、身份格局 1.1、这里讲的身份表现为一定的社会差别特征被社会制度加以中心化并在此基

3、础上进 行强制性的等级划分， 将这种特征或者是价值加以权利化、 固化为某种资源分配的特定关联 现象， 即某种社会差别特征可以产生特定的、 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权利诉求或者是排斥现实 状态。从积极的和消极的意义上说，它们分别表现为身份权利（特权）和身份限制。因此， 由这种身份秩序构筑的分层格局表现为权利、 机会的不平等分布及由此导致资源占有、 利用 的等级性差别。在这种意义上，1949 年以后形成的中国身份体系，或者说以身份原则所支 配的社会资源分配的分层秩序，并非是一种传统的、基于小农经济的、甚至是“封建制度” 的延续， 这不仅是由于它的基础不同， 而且也在于建构和维护身份差别的力量和原则的不同

4、。 中国的身份格局不仅具有现代技术分工的特点和现代价值的支撑， 而且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 色 政治、行政划分色彩。在现代国家建构和对社会的重新组织化过程中，国家不仅逐渐 建立起了一种全面的社会控制体系， 而且为了在社会中强行推行工业化政策， 实现强国目标， 在社会中建立起了有利于实现这一目标的功能体系 社会合作体系； 这里讲的身份正是依 托于现代技术分工、 政治控制以及由国家意识形态为其提供合法性论证的等级体系， 由此导 致的身份格局不过是它的副产品。 在这种身份格局中我们可以发现三种制度性强调 （将某种 社会价值、社会特征加以中心化从而突出某种社会差别的意义） ，或者说三种既相互联系又 存在着

5、一定矛盾的强制性划分，它们相互支撑并同时构成了这一秩序运作的内在动力和张 力。身份性的分配原则不过是这三种强调或者是力量的表现。 如朱光磊“世纪之交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十大趋势” （南开学报，1 9 9 8 第 1 期） 、李强 “经济分层比身份分层更合理”（ 新 周刊网络版 1 1 8 期：“身份制度确实有很大的弊端，它本质上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留下的痕迹，它是市场经济不发达的产物。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些最终必须要消亡。”） 、陆学艺等的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 0 0 2 年。 ） 等。 2 1.2、第一种力量可称之为政治强调，它是从控制的角度对社会加以划分并对

6、人们加以 等级化的， 由此形成的控制等级体系同时也是社会的等级体系， 如具有普遍效力的政治身份、 行政身份等级，城乡（等级）分割制度也可以从这一角度来理解，它显然具有极强的控制意 义。随着这种控制体系向社会的扩展和普遍渗透，基于政治的、行政的身份也就具有了社会 的普遍性。从社会的角度说，它既是实现政治目标的各种专业功能的支持性力量，又是实现 广泛控制和社会整合的核心力量，它维护了中国社会的一种等级性的趋中性整合。也许，正 是由于它的这种双重性，一方面它可能是专业目标实现的动力、促动力量，也可能成为功能 目标实现的障碍，如政治原则代替技术原则的现象，政治忠诚和专业技能（红专、德才）的 冲突和矛盾

7、一直是改革开放后所要解决的问题。 1.3、第二种力量我们不妨称之为功能强调所导致的社会差别，即从技术、分工和管理 的功能重要性上对人们进行社会划分和等级化。 功能强调是基于技术、 知识和专业分工的有 效性的，或者说它是从技术、知识和专业技能的角度对社会加以等级化的，从而满足国家倡 导的工业化目标和实现控制的组织化需求。 功能强调的社会实体是国家建立起来的组织体系 合作制度（各种形式的“集体”：农村中的人民公社和城市中的单位体系） ，它们和国 家的控制体系相互重合，因此在这里，既存在着控制等级，也存在着依托于技术的、职位功 能性强调所产生的收入等级，如各种工资等级制度，待遇制度。中国的城乡分割制

8、度、干部 制度、工农划分等显然也具有功能性的（工业化的、技术的）意义。功能强调本身就蕴含着 控制关系。 由于中国的功能 （合作） 体系并非自发产生的或者说是基于社会内生的伦理秩序， 所以，政治强调一直构成了中国社会合作体系得以维持的重要的力量。 1.4、第三种力量是意识形态强调所产生的区分和等级化。意识形态的话语实践（特别 是当它和国家政权结合时） 具有极强的形塑的功能， 它直接为社会提供了思想上的划分体系， 赋予不同的人群、职业、工作、行为等积极的或消极的意义，如先进与落后之分。中国的国 家意识形态有着明显的科学宣称，也具有明显的划分和合法化功能。它既为国家政权、组织 的日常关系、日常运作提

9、供了原则和规范，也为社会的身份体系提供了合法性，比如它可以 将平等的现代价值观和社会分工、 等级化的待遇所造成的可感知的差别有效地整合起来： “ 革 命分工不分贵贱” ；它可以赋予体力劳动者极大的政治荣誉，将报酬的差别解释为一种必然 的、合理的、基于贡献、技术性分工和工作需要的结果，将某些偶然的“表现”定义、固化 为能力、贡献，并将其关系化为一种支配关系，从而为中国现代社会分层秩序提供有效的论 证。 1.5、这三种强调相互配合、相互支持；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强 调的关联性， 如成分论、 革命干部和地富反坏右的区分； 政治强调同功能强调也极具亲和性， 政治支持可以造就更有效率的

10、功能系统， 如“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军事化的原则可以减少讨 价还价的成本。 但是， 在这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这三种原则支配社会分层秩序显然有着深刻 的矛盾，专业分工、政治忠诚和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可能是相互冲突的。“社会主义的草” 和“资本主义的苗”可能是互不相容的。 社会分层秩序的这种内部原则性的张力， 为各种社 会反抗留下了空间。 1.6、中国社会身份格局正是由这三种强调（力量）不断再生产出来并加以维护的，它 是一种强制性的、显性的、趋中性的或各种资源高度聚合的身份等级体系，国家可以根据其 政治需要而随时调整自己的政策，它的核心性价值原则就是人们对国家所设定的目标的贡 献。正是根据这种价值目标，

11、技术性的工资等级、权力等级、政治等级和意识形态赋予的积 极的或者是消极的意义共同将人们安排在不同的社会位置上。当这三种力量的旨趣相一致 时，各种社会资源的分配便有着高度的聚合性、统一性，因而避免了冲突的可能性；而当这 三种强调相互矛盾的时候， 则会出现身份秩序内部的原则性的张力。 这三种强调既相互关联 又各自有着一定独立性， 它们也使中国社会不仅是一种权力高度集中的社会， 而且是存在着3 各种可能性或不确定性的社会， 矛盾和冲突总是不断生产出新的可能性和新的机会。 这也就 意味着， 这三种力量及其矛盾有形或无形地抵消了社会的全面等级化和地位的固化与可承传 性的程度。如知识分子的政治上被改造的地

12、位和拥有的知识、专业资源优势的矛盾；工农被 赋予了正面形象 （从工农中选拔领导干部） 并且得到了国家的政治强力支持以及由此带来的 问题，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权力的和利益的上也冲突为后来留下了新的冲突的可能性。 二、去身份化 2.1、这里将去身份化理解为解除围绕着原有身份所聚集的资源关联，无论这种关联具 有积极的意义（权利）还是消极的意义（限制） 。它表现为由前三种力量所规范并加以等级 化的那些强制性的关联的弱化、 失去社会意义的趋势。 国家统一的政策限制和直接控制体系 的削弱和市场力量的扩大使更多的资源可以进入到社会自由交换的领域， 那些原有的强制性 的规定日渐瓦解了， 也就是说那些凝聚在身

13、份中的强制性的资源分配的连带关系的链条松解 了。在这种意义上，中国原有的身份格局确实发生了松动并趋于解体，收入渠道的多元化、 择业的市场化、干部下海经商、农民进城做工、职工下岗恐怕是去身份化的典型现象。 2.2、去身份化首先是中国的各项制度改革所导致的制度性强调转换的结果：政治强调 将经济建设、经济发展放到了首位，并被不断地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为社会的核心任务。所 以，对比过去的情况来看，中国社会表面上出现了明显的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现象，原 有的政治身份、由意识形态的话语实践所造成的划分（如成分、阶级划分）正在逐步失去部 分现实意义。其次，去身份化也是日渐扩大的市场作用冲击的结果。更多的资源

14、可以进入到 自由交换领域，这一方面提供了新的机会，新的分配方式，从而产生了社会资源的重组，使 原有的那种强制性的集中于身份特权和身份限制的秩序格局受到挑战； 另一方面， 这一市场 化倾向也导致了货币功用的扩展及其对体制性身份力量的消解作用，钱可以买到许多东西 了，而这些在过去是由国家规定的各种“待遇”所垄断的。这种力量，无论从积极的方面还 是从消极的方面， 都构成了瓦解身份体制的社会基础。 在这样一个变革和充满各种可能性的 时代，身份似乎对任何人都成了一种限制，一种强制，一种障碍。 2.3、从去身份化的力量上看，去身份化既是一场“运动”也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渐变的 过程。 在体制改革过程中， 国家

15、开始了依据新的目标及对这一目标的贡献对社会成员的利益 分配作出安排， 政治强调逐渐由政治上的报偿转换为经济上的报偿； 在开放的格局中， 能力、 贡献和经济资源的分配、 权力的关联逐渐建立起来； 而意识形态领域所发生的变化则是强调 打破铁饭碗、平均主义等等，它们导致了过去那种强制的分配格局的松动并趋于解体。在九 十年代， 当市场经济的目标确定以后， 市场为去身份化既提供了广泛的空间并且也提供了有 利的论证；市场开启了各种可能性，这不仅包括物质的，如它提供了新的生存机会和资源的 分配方式，也包括符号意义上的。显然，去身份化并非由国家在社会内全面、统一的推行， 它是各种政策和制度变革的附带的产物。因

16、此，去身份化也是一种逐渐变化的过程。一部分 农民改变了自己的身份， 但是农民作为一种特定的身份群体却延续了下来； 干部的身份特权 在淡化，国企工人的“铁饭碗”被砸烂，各种身份逐渐失去了（过去那种）政治的、意识形 态的色彩。 2.4、解除关联的去身份化显然具有双重意义：积极的和消极的。如果说，身份总是和 一组权利（对另一些人来说是限制）相关，它在提供了强制性的利益保障的同时也对人们的 活动作出了限制。去身份化既包括原有限制的丧失，也包括身份权利、机会及那些相连带社 会资源丧失，如人们那种收入上的单一的、国家固定工资的保障和限制，如干部收入、各种 福利上的优势，国企工人的铁饭碗（单位和管理者无权辞退工人） ，户籍制度对人员流动的4 限制等。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去身份化对于在社会中处于不同地位的人的意义也不一样，或 者说它同时具有双重性。去身份化对一部分人（如拥有在市场中资源优势的人）来说显然带 来了更多的自由和新的机会， 但是对另一部分人来说则可能是失去一些权利， 甚至是基本的 生活保障。 因为中国的社会权利保障并非是一种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