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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白居易诗三首赏析 白居易简介白居易: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字乐天,晚年自号香山居土。祖籍太原。至曾祖白温移居下邽(今陕西省渭南县东北) 。祖父白鍠、父白季庚都是明经出身,宦游各地,做过县令、州别驾一类小官。白鍠长于五言诗,有诗集传世;白季庚为官清廉,多有政绩。白居易出生于新郑县(今属河南省) 。母陈夫人粗通诗书,“亲执诗书,昼夜教导“。白居易和弟弟白行简、从祖弟白敏中都及进士第。白居易的幼年是跟随父亲在中原一带度过的,正遇上叛军作乱,十一、二岁以后避居越中。十六岁北返长安,曾以诗文投谒当时名土顾况,很受赞扬。大约十七、八岁时,就写出赋得古原草送别那样的名篇。二十九岁在长安进士及第,三十岁应“才识
2、兼茂明于体用科“试,及第后授周至(今陕西)县尉。在那里写了长恨歌和观刈麦等名作。三十六岁入朝为翰林学士,拜左拾遗。这一时期,他意气风发,赋诗撰文,上书献策,积极参与朝廷的政治活动。 新乐府五十首和十首秦中吟中的某些诗篇作于此时。他积极参与朝政,直言不讳,得罪了一些权贵。元和十年(815) ,他 44 岁时被贬为江州司马。次年秋写出了著名的琵琶行 。以后又相继出任忠州(四川) 、杭州刺史。长庆四年(824) ,他被授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洛阳,这年冬天,自己编定了白氏长庆集五十卷,凡 2191 首作品(诗与文) ,并制序。敬宗宝历元年(825) ,54 岁的白居易被任命为苏州刺史。此时他体弱多病,遂
3、告假休官,56 岁回到洛阳。此后虽一度入朝作秘书监(官职较高,但只管理国家图书) ,但他一因年老多病,二因当时牛、李党争激烈,他不愿介入,就请求退休,终于在大和三年(829)以太子宾客(闲官)分司东都,回到洛阳。七十一岁以刑部尚书致仕。七十五岁病逝于洛阳,追赠尚书左仆射。白居易生前多次编集自己的诗文。会昌五年(845) ,即他逝世前一年,他作白氏长庆集序云:“白氏前集长庆集五十卷,元微之为序;后集二十卷,自为序;今又续后集五卷,自为记。前后七十五卷,诗笔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集有五本:一本在庐山东林寺经藏院,一本在苏州南禅寺经藏内;一本在东都圣善寺钵塔院律库楼;一本付侄龟郎;一本付外孙谈阁童。
4、“由于五本分藏,他的诗文基本得以保存。今存白诗二千八百多首,文八百多篇。南宋绍兴年间刻印的七十一卷本白香山诗集是现存最早的白集刻本。今人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是近年来较重要的笺校本。白居易的思想是儒、道、释杂糅的。四十二岁贬江州前,以儒家为主导,积极入世,有“兼善天下“之志;此后道、释为主导,“知足“,信“命定“,求适意,“独善其身“成为生活信条。后半生做官信奉两条原则:不作京官(不介入朝廷党争) ;无为而治(半官半隐) 。最终皈依佛门。他前半生的文学主张很著名。 与元九书云:“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寄唐生诗云:“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也主张文学要吟咏
5、性情,愉悦心意。他第一次编白氏长庆集时,把自己的作品分为四类:讽喻诗(如新乐府 、 秦中吟等) 、闲适诗(如) 、感伤诗(如长恨歌 、 琵琶行等) 、杂律诗。前三类皆古体,近体皆入第四类。 轻肥意气骄满路, 鞍马光照尘 借问何为者, 人称是内臣朱绂皆大夫, 紫绶悉将军。 夸赴军中宴, 走马去如云。樽罍溢九酝, 水陆罗八珍。 果擘洞庭橘, 脍切天池鳞。食饱心自若, 酒酣气益振。 是岁江南旱, 衢州人食人!诗题“轻肥” ,取自论语雍也中的“乘肥马,衣轻裘” ,用以概括豪奢生活。开头四句,先写后点,突兀跌宕,绘神绘色。意气之骄,竟可满路,鞍马之光,竟可照尘,这不能不使人惊异。正因为惊异,才发出“何为
6、者” (干什么的)的疑问,从而引出了“是内臣”的回答。内臣者,宦官也。宦官不过是皇帝的家奴,凭什么骄横神气一至于此?原来,宦官这种脚色居然朱绂、紫绶,掌握了政权和军权,怎能不骄?怎能不奢?“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两句,与“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前呼后应,互相补充。 “走马去如云” ,就具体写出了骄与夸。这几句中的“满” 、 “照” 、 “皆” 、 “悉” 、 “如云”等字,形象鲜明地表现出赴军中宴的内臣不是一两个,而是一大帮。“军中宴”的“军”是指保卫皇帝的神策军。此时,神策军由宦官管领。宦官们更是飞扬跋扈,为所欲为。前八句诗,通过宦官们“夸赴军中宴”的场面着重揭露其意气之骄,具有高度的典
7、型概括意义。紧接六句,通过内臣们军中宴的场面主要写他们的奢,但也写了骄。写奢的文字,与“鞍马光照尘”一脉相承,而用笔各异。写马,只写它油光水滑,其饲料之精,已意在言外。写内臣,则只写食山珍、饱海味,其脑满肠肥,大腹便便,已不言而喻。 “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两句,又由奢写到骄。 “气益振”遥应首句。赴宴之时,已然“意气骄满路” ,如今食饱、酒酣,意气自然益发骄横,不可一世了!以上十四句,淋漓尽致地描绘出内臣行乐图,已具有暴露意义。然而诗人的目光并未局限于此。他又“悄焉动容,视通万里” ,笔锋骤然一转,当这些“大夫” “将军”酒醉肴饱之时,江南正在发生“人食人”的惨象,从而把诗的思想意义提到新
8、的高度。同样遭遇旱灾,而一乐一悲,却判若天壤。这首诗运用了对比的方法,把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现象并列在一起,诗人不作任何说明,不发一句议论,而让读者通过鲜明的对比,得出应有的结论。这比直接发议论更能使人接受诗人所要阐明的思想,因而更有说服力。末二句直赋其事,奇峰突起,使全诗顿起波澜,使读者动魄惊心,确是十分精采的一笔!花非花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白居易诗不仅以语言浅近著称,其意境亦多显露。这首“花非花”却颇有些“朦胧”味儿,在白诗中确乎是一个特例。诗取前三字为题,近乎“无题” 。首二句应读作“花非花,雾非雾” ,先就给人一种捉摸不定的感觉。 “非花” 、
9、 “非雾”均系否定,却包含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似花、似雾。因此可以说,这是两个灵巧的比喻。苏东坡似从这里获得一丝灵感,写出了“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 (水龙吟 )的名句。苏词所咏为杨花柳絮,而白诗所咏何物未尝显言。但是,从“夜半来,天明去”的叙写,可知这里取喻于花与雾,在于比方所咏之物的短暂易逝,难持长久。单看“夜半来,天明去” ,颇使读者疑心是在说梦。但从下句“来如春梦”四字,可见又不然了。 “梦”原来也是一比。这里“来” 、 “去”二字,在音情上有承上启下作用,由此生发出两个新鲜比喻。 “夜半来”者春梦也,春梦虽美却短暂,于是引出一问:“来如春梦几多时?” “天明”见者朝霞也,云霞
10、虽美却易幻灭,于是引出一叹:“去似朝云无觅处” 。诗由一连串比喻构成,这叫博喻。它们环环紧扣,如云行水流,自然成文。反复以鲜明的形象突出一个未曾说明的喻意。诗词中善用博喻者不乏其例,如古诗十九首 (明月皎夜光)之“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 ,贺铸青玉案的“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但这些博喻都不过是诗词中一个组成部分,象此诗通篇用博喻构成则甚罕见。再者,前一例用南箕、北斗、牵牛等星象作比,喻在“嘘名复何益” ;后一例用烟草、风絮、梅雨等景象作比,喻在“借问闲悉都几许” ,其喻本(被喻之物)都是明确的。而此诗只见喻体(用作比喻之物)而不知喻本,就象一个耐人寻思的谜。从而诗的意境也就蒙上
11、一层“朦胧”的色彩了。虽说如此,但此诗诗意却并不完全隐晦到不可捉摸。它被作者编在集中“感伤”之部,同部还有情调接近的作品。一是真娘墓 ,诗中写道:“霜摧桃李风折莲,真娘死时犹少年。脂肤荑手不坚固,世间尤物难留连。难留连,易销歇,塞北花,江南雪。 ”另一是简简吟 ,诗中写到:“二月繁霜杀桃花,明年欲嫁今年死” , “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碎” ,二诗均为悼亡之作,它们末句的比喻,尤其是那“易销歇”的“塞北花”和“易散”的“彩云” ,与此诗末二句的比喻几乎一模一样,连音情都逼肖的,它们都同样表现出一种对于生活中存在过、而又消逝了的美好的人与物的追念、惋惜之情。而花非花一诗在集中紧编在简简吟之
12、后,更告诉读者关于此诗归趣的一个消息。此诗大约与简简吟同时为同一目的所作吧。此诗运用三字句与七字句轮换的形式(这是当时民间歌谣三三七句式的活用) ,兼有节律整饬与错综之美,极似后来的小令。所以后人竟采此诗句法为词调,而以“花非花”为调名。词对五七言诗在内容上的一大转关,就在于更倾向于人的内在心境的表现。在这点上,此诗也与词相近。这种“诗似小词”的现象,出现在唐代较早从事词体创作的诗人白居易笔下,原是很自然的。杜陵叟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
13、。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不知何人奏皇帝, 帝心恻隐知人弊。白麻纸上书德音, 京畿尽放今年税。昨日里胥方到门, 手持尺牒牓乡村。十家租税九家毕, 虚受吾君蠲免恩。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冬天到第二年春天,江南广大地区和长安周围,遭受严重旱灾。这时白居易新任左拾遗,上疏陈述民间疾苦,请求“减免租税” , “以实惠及人” 。唐宪宗总算批准了白居易的奏请,还下了罪己诏;但实际上不过是搞了个笼络人心的骗局。为此,白居易写了轻肥和这首杜陵叟 。这首诗在禾穗青乾,麦苗黄死,赤地千里的背景上展现出两个颇有戏剧性的场面:一个是,贪官污吏如狼似虎,逼迫灾民们“典桑卖地纳官租” ;接着的一个是,在“十
14、家租税九家毕”之后,里胥才慢腾腾地来到乡村,宣布“免税”的“德音” ,让灾民们感谢皇帝的恩德。诗人说他的这首诗是“伤农夫之困”的。 “杜陵叟”这个典型所概括的,当然不仅是杜陵一地的“农夫之困” ,而是所有农民的共同遭遇。由于诗人对“农夫之困”感同身受,所以当写到“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的时候,无法控制自己的激情,改第三人称为第一人称,用“杜陵叟”的口气,痛斥了那些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不顾农民死活的“长吏”:“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作为唐王朝的官员,敢于如此激烈地为人民鸣不平,不能不使我们佩服他的勇气。而他塑造的这个“我”的形象,以高度概括地反映了
15、千百万农民的悲惨处境和反抗精神而闪耀着永不熄灭的艺术火花,至今仍有不可低估的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正面写“长吏”只用了两句诗,但由于先用灾情的严重作铺垫,后用“我”的控诉作补充,中间又揭露了封建社会最本质的东西,所以着墨不多而形象凸现,且有高度的典型性。 “明知”农民遭灾,却硬是“不申破” ,甚至美化现实以博取皇帝的欢心,这个长吏不是很有典型性吗?“明知”夏秋两熟,颗粒未收,农民已在死亡线上挣扎,却硬是“急敛暴征求考课” ,这不是入木三分地揭露了最本质的东西吗?从表面上看,诗人鞭挞了长吏和里胥,却歌颂了皇帝。然而细绎全诗,就会有不同的看法。对于长吏的揭露,集中到“求考课” ;对于里胥的刻画,着重
16、于“方到门”:显然是有言外之意的。考课者,考核官吏的政绩也。既然长吏们“急敛暴征”是为了追求在考课中名列前茅,得以升官,那么,考课的目的是什么,也就不言而喻了。 “里胥”有多大的权力,竟敢等到“十家租税九家毕”之后“方到门”来宣布“免税”的“德音” ,难道会没有人支持吗?事情很清楚:“帝心恻隐”是假,用考课的办法鼓励各级官吏搜刮更多的民脂民膏是真,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诗人能怀着“伤农夫之困”的深厚感情,通过笔下的艺术形象予以揭露,是难能可贵的。事实上,当灾荒严重的时候,由皇帝下诏免除租税,由地方官加紧勒索,完成、甚至超额完成“任务” ,乃是历代统治者惯演的双簧戏。苏轼在应诏言四事状里指出“四方皆有黄纸放而白纸催之语”(在唐代,皇帝的诏书分两类:重要的用白麻纸写,叫“白麻” ;一般的用黄麻纸写,叫“黄麻” 。在宋代,皇帝的诏书用黄纸写,地方官的公文用白纸写) ,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此后,范成大在后催租行里所写的“黄纸放尽白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