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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移民与珠江三角洲海洋经济化（1）珠江三角洲位于南海（1）北岸。南海的东南岸逶迤着诸多弧形的岛国，港湾众多，为古代海上贸易活动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处于南海北岸的珠江三角洲先民，生于斯，食于斯，往往利用海上资源为生。在南海开采的珠玑、玳瑁等珍奇产品， 一箧之物，可资数世（2），是古人艳羡的奢侈品；他们开展海上贸易，使当地的港湾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3）。宋代北方士民移住后，利用滨海区位和南海资源的优势，吸取中原先进农耕文化，建立起区别于内地的既从事农耕，又依靠海洋、仰资海洋，耕田服务于耕海的经济型式。先以南来的北方士民的移入为契机而进行对海岸带滩涂的开发，并以海洋贸易为导向，实施商业化，变海
2、岸带为发展海洋经济的基地；尔后又以不断移植海外的华侨的返馈来推动近代化和海洋经济化，是这一经济型式的主要内容。这里所说的海洋经济化，指的是以从事出口生产、出口贸易，以及服务于海洋经济活动为最主要生计。本文旨在探讨处南海北缘海岸带的珠江三角洲，是如何以北方士民的移入为契机，吸取中原先进的农耕文化，将沿岸不断外延的滩涂，开发成适应海洋贸易需要的农业商业化基地；作为海洋贸易的前沿地带，珠江三角洲又如何通过向海外移民，促进其自身的近代化和海洋经济化。一、宋代北方士民的南迁与南海北缘浅海湾滩涂的开发珠江三角洲位于南海的北缘，中国的南陲，广东省的中南部，处于北纬 2155-2373,东经 11245-11
3、433之间。它与围绕南海的东南亚弧形岛国，隔海相望，具有优越的海洋经济的区位优势（4）。它原是一个多岛屿的浅海湾。西、北、东三江从2不同的方向流入其中。三江所带来的巨量泥沙，不断地在这浅海湾中淤积；又由于世界海洋平面升降变化的巨大影响，这一浅海湾复经历着由陆至海和由海至陆的交替沉积的复杂过程。到了全新世晚期，即距今约二千多年前，古海湾终于被沉积物不断淤浅而逐步形成岭南最大的冲积平原。流入这一古海湾的西、北、东三江各自形成三角洲。此外，还有谭江、绥江、流溪河和增江等小河也直接流入这古海湾而形成各自的小三角洲。这些大小三角洲，相互穿插、相互连接，形成了复合三角洲平原。因古海湾原主要由地盘断裂陷落而
4、成，以珠江口漏水湾（狮子洋和伶仃洋）为界，西北江三角洲地势呈西北向东南倾斜，东江三角洲则由东北向西南倾斜。从这一地貌，仍可隐约看出地盘断裂的痕迹。珠江三角洲的地域范围，学术界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其源出自划分的标准有争议。有人主张以三角洲的顶点为河流分汊处；有人认为应以潮流能到达的河段为范围；还有人以有否海河交互沉积层为准。又因三角洲的边缘有过渡地带，不易划清界限。一般地说，狭义的三角洲（亦称小三角洲）是指以三水县的私盐窖（今称思贤窖）、东莞县的石龙为顶点，南至珠江口海岸地区。其范围包括今天的广州、佛山和江门三市区，中山市、珠海市、南海、番禺、顺德、新会、鹤山、斗门等县全部，以及东莞、深圳两市和
5、高要、高明、三水、台山、开平、增城、博罗、宝安等八县的一部份，土地面积为 17,200 平方公里，占广东省面积的 7.8。广义的三角洲（亦称大三角洲）则以小三角洲为主体，包括其外围平原，如肇庆盆地、清远盆地、惠阳盆地、广花平原、潭江谷地、四会平原等。其范围：西自肇庆，东至惠州，北起清远、佛冈，南至沿海岛屿，包含广州、佛山、江门、中山、东莞、肇庆、惠州、深圳、珠海等九市和南海、番禺、顺德、新会、台山、开平、恩平、高要、3高明、鹤山、新兴、三水、四会、花县、从化、增城、博罗、惠阳、龙门、宝安、斗门等 21 县，以及清远、佛冈两市县的一部份。土地总面积约 48,000 平方公里,占广东省面积的 23
6、.3,比小三角洲面积约大两倍。珠江水系和南海相通，继而可通各大洋。这种自然条件使珠江三角洲有可能成为“海洋总汇之地”、 “河海分汇之区”，使珠江三角洲居民便于从事水上生计，依靠海洋，仰资海洋，又为当地海洋贸易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从珠江三角洲的地形、气候、土壤、水文、植被等自然因素看，它既适宜于发展多种亚热带经济林木和水果，适合于发展多种经营的农业经济；又可利用便捷的水上交通输入周边的非生物资料（如矿铁等）发展手工业；又因其南面有浩瀚的南海提供了丰富的海洋生物和矿物资源，可使当地居民从事与海洋相关的经济活动。这是一处具有海洋经济（5）特点的区域。潜在的优势，如果没有现实的需要，没有遇到机遇，是得不
7、到利用和发挥的。早在秦汉时期，已有军事性的移民入住岭南地区（6），其目的在于政治上的控制，而非拓殖。尔后中原士民也曾不断地零星地迁入珠江三角洲的北缘的丘陵、台地；但是三角洲内部的岛屿却寡有移住，这是因为自然条件恶劣的缘故。汉未至隋统一前的四百年间，岭南地区较之北方是相对安定的。晋砖刻文就有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7）；广州自晋代起，成为南海交通的首冲；唐代，更加繁盛一时，以世界东方大港著称（8）。但是广州的繁荣，并没有引起周边地区的开发。对此曾华满先生和日本学者中村久四郎等曾提出广州发展的核心性、 广州的特殊繁荣的解释架构，尽管此说近日遭到一些学者的质疑，但仍然缺乏支持质疑的证据（9）
8、。广州的所在地珠江三角洲农业生产的发展却是缓慢的。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4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其后， 汉书、 晋书、 隋书等史书，都相继有类此的记载（10）。这些史书的记载是泛指江南，或楚越之地。但农业生产发展水平较高的江南地区尚且采用火耕水耨，就遑论相对落后的珠江三角洲了。据徐陵广州刺史欧阳危 德政碑的记载，岭南地区，于六世纪下半叶，还是火耕水耨，弥望原野（11）。这一耕作方法至唐代依然流行未衰。 唐大诏令集也有相同的记载：岭南诸州居人，与夷獠同俗，火耕水耨（12）。事实上，刀耕火种，火耕水耨和初步精耕细作，是三种依次递进的耕作方法，从秦汉至隋唐的1100 多年中，一
9、直并存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的初步开发，始自宋代。这是以大量流民的移入为契机的，也同江南的开发，农业生产上所出现的第一次绿色革命分不开。江南地区存在的低洼的沼泽地，历来是一难以处理的问题，宋代通过修筑堤围来排涝，将它改造成围田、圩田高产水稻区。此外还开辟出淤田、沙田、山田、葑田、涂田等农田类型。农具也得到改进。可锻铸铁（俗称熟铁）之应用于农具，促使耕犁的多用途化和手耕铁农具的出现；具有早熟和抗旱性能的占城稻（即后来的籼稻）加以推广；矮株桑和植桑园林化得到发展，农艺学取提了进步。这一切使我国的传统农业臻于成熟（13）。宋代成为农业经济划时代发展的朝代。草莱未开的岭南，较之于经过数百年开发的
10、长江流域，自当更有经济发展的潜力；江南开发的经验，又使以洪水经常泛滥成灾、沼泽低洼之地难以处理为其特点的、与江南条件近似的珠江三角洲的开发成为可能。因此，从宋代以降，北方士民从江南迁徙岭南者，日益增多。他们先越过南岭，寄寓南雄地区，然后继续南移至珠江三角洲。这从现存的岭南各族姓的宗谱中可找到例证(14)。5南来的移民是取自然水道作为迁移路线的。唐开元四年（716 年）大庾道开凿后，开通了由运河经长江入鄱阳湖，溯赣江、章水而上，越大庾岭，接北江，形成贯通南北的水道。越过南岭而来， 下浈水者十之七八焉(15)。南雄、韶关一带是这一移民路线的第一站。关于北方士民迁入珠江三角洲的经过，近人黄慈博编著的
11、珠玑巷民族南迁记一书，提供了研究这一问题极为丰富的史料。此书是作者从诗文集、族谱中摘出有关记载珠玑巷移民珠江三角洲的资料，加以考核、编排而成。手刻印本，不分卷，共49 页，于 1957 年由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印行。该书所辑之资料，采自珠江三角洲各宗族的族谱，计达四十余种。这些族谱几乎都在明清年间修撰。关于他们先祖南迁珠江三角洲的原因、经过，尽管彼此间有种种歧异，但都说是来自南雄的珠玑巷。记载一次集体南迁较为完整的是东莞英村罗氏族谱（手抄本）。据此谱说，宋季间，有宫妃苏氏被废黜，流落京都街头。苏氏为南雄牛田坊商人黄贮万所收留，并携回家。后皇上行敕复取苏妃，久查访未着而作罢。一日，黄贮万家仆因与主人
12、有隙，上京泄露苏妃事，南雄牛田一带悸祸纷纷南逃。以罗贵为首的珠玑里居民三十三姓九十七家，团集商议，以为南方烟瘴地面，土广人稀，必有好处。于是即签名团词赴县陈告，准立文案、文引，仍赴府告准案结引，立号编甲，浮浈水而南下，时在绍兴元年仲冬。此谱附有申请路引词、官府公牍，似彰彰可考，无容置疑。但如果对这一记载略加考察，即可发现其讹舛秕漏之处甚多。内中收录的所谓宋代行文，既非当时之式样，且把明清时期的省、府等地方建制栽于其中。由于族谱记载的歧异，以及对某些记载难以理解，对南迁之史事，不少人已提出种种质疑。连究心于乡梓、宗族事务的6霍韬，在霍渭涯家训中，也说其祖先霍氏迁来南雄之年代有种种说法，未知孰是，
13、并指出南雄朱杞巷再徙南海之原因，有不同说法，且已无文献可足稽考（16）。据文献记载，北宋未年的确发生过较大规模的北方士民移入南雄地区的事件，靖康元年(1126 年)，北宋首都汴京陷落，宋高宗仓惶南逃。中原士民一部分随高宗进入太湖流域；一部分而且是大部分随隆佑太后前来赣南。据宋史. 高宗本记记载，建炎三年(1129 年)六月，宋高宗诏谕中外：以迫近防秋（笔者按：防秋即防金兵秋侵），请太后率宗室迎群神主如江表；百司庶府非军旅之事者，并令从行。朕与辅臣宿将，备御寇敌，接应中原。官吏士民宾属南去者，有司无禁(17)。由杨惟忠率领护卫太后的军队有万人。估计随同隆佑太后南来者当有数万人之众。他们沿赣江先抵
14、洪州，继而到吉安，终达虔州（今赣州市）。护卫太后的万人将士，沿途溃散、叛逃，抵虔州时已不满百人。在金兵步步追击下，这些逃散的兵士当会南下渡大庾岭避难。当隆佑太后自虔州往临安后，原随同太后南逃的这部分士民便沿赣江的上源章水继续南来，跨过大庾岭，寄寓南雄。李心传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就此事写道：时中原士大夫避难者多在岭南（18）。这些士大夫就道时所携带的随行人员和族人，以及邻里乡党中的大部分人，当随同他们度岭避难。粤北地区山多田少、土地贫瘠。自唐代以来，人口密度巳跃居广东省的首位（19）。北来的士民，利用当地的丛山峻岭来当战乱的避难所犹可，要在那里定居，实属不可能。所以，他们稍作喘息，便顺着北江水道
15、，南移至北江中游的谷地，乃至尚待开发的肥美的珠江三角洲，是理所当然的了。宋代北方士民移入珠江三角洲规模较大的有三次。一次是前述的宋室南渡期间，拥随隆佑太后南来的士民，先到南雄地区暂住之后，经过了解岭南各地的自然资7源、人文景观，并经筹划，终于采取继续南迁珠江三角洲的行动。罗氏族谱等书所记载的以罗贵为首的三十三姓九十七家的迁移，当是这一次迁徙中的一个集团性的行动。据珠玑村三十三姓九十七人流徙铭记载的名单，今可考者有十三人(20)。据族谱记载：罗贵一家，男丁六口，女丁一口，男仆五口，女仆三口，共十五口；麦秀一家兄弟五人，家属共达二百余口；冯元昌一家七兄弟，家属人数阙如，想来也当属不少。从这几家的人
16、口数类推，97 家迁移集团的人口总数可达数千人(21)。这一次陆续迁入珠江三角洲的人口数当以万计。有两次是发生在南宋未年元代初年。一次是咸淳六年(1246)，因潮州王兴领导的义军转战于广州，广州属下各县人口在战乱中死亡或逃散，人口剧减，故诏徙保昌（即南雄县）民实广州(22)。一次是德佑二年(1276)，元军挥戈南下，元将吕师夔攻陷南雄、韶州、宋守将曾逢龙、熊飞先后战死。为避兵燹，那些于北宋未年及以后移居南雄地区的北方士民，又于宋末元初继续顺北江南迁珠江三角洲。除上述的三次较大规模的移民珠江三角洲之外，南宋首都临安陷落后由文天祥、张世杰先后拥立的赵是、赵丙小朝庭转战于东南沿海，后为元朝所灭。其逃散的皇室成员、朝廷官僚和士卒，当改名换姓隐匿于珠江三角洲一带。宋末帝赵丙在崖山投水自尽后，其宗室成员就更易姓名，潜迹山中(23)。我们知道，在德佑二年(1276 年)赵是流闯闽广海上时，据区仕衡（顺德陈村人）的估计，尚有江淮兵一万，诸路民兵二十万，正规军十七万(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