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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城乡收入差距与制度变革的临界点本文把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纳入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考察其变化的几个临界点。1978 年的城乡收入差距水平，打破了传统城乡关系政策赖以存在的制度均衡，导致农村经济改革。在改革期间，城市居民运用其特有的“投票”和“呼声”机制，影响着城乡关系政策，阻碍农村劳动力的永久转移，继续维系着城市偏向政策。然而，农民仍然可以通过“退出”机制即“用脚投票”，最终推动城市偏向政策的改变。当城乡收入差距回复到改革之初的水平时，制度变革的条件将成熟，导致户籍制度及其相关政策的改革。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城市偏向/制度临界点/户籍制度改革 一、引言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或
2、城乡关系都是强制性的，或者说城市偏向的，与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所发生的农业和农民受到保护的情况恰恰相反。由这种政策偏向导致的城乡收入差距，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因而也是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一个焦点。长期以来，相关的经济理论主要着眼于探讨：（1）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偏向政策是怎样形成的，以及这种政策偏向为什么得以长期延续；（2）实施这种城市偏向政策都有哪些政策手段，以及这些政策的作用机理和福利效果；（3）这种城市偏向政策变革的条件和时机。中国目前存在的城乡收入差距是计划经济时期的遗产。因此，造成这种收入差距的政策和制度因素，既有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似之处，也有自身的独特之处。 20 世纪 70
3、年代末中国经济改革以来，城乡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先缩小，随后2再度扩大并且日趋严重的过程（图 1）。从城乡收入增长情况看，在 19781984 年期间，实际农民人均收入以每年 177%的速度增长，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长则只有 79%.在 19852002 年期间，农民收入增长的年平均速度下降到只有 41%，城镇收入增长速度则保持在 66%.城乡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差异持续时间很长，导致的收入差距再度扩大，引起理论界和政策研究者对“三农”问题的高度关注，政府也想尽办法帮助农民增收减负。围绕提高农民收入这个目标，政府采取了各种手段，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实行粮食保护性收购、对种植粮食的农民给予直接补贴，以
4、及实行旨在减轻农民负担的“税费”改革等。但这些政府措施迄今为止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农民收入中来自务农的比重持续下降。 注：19781984 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使用城镇居民消费指数平减，农村居民纯收入使用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平减；19852001 年收入分别使用增长指数推算，2002 年数字来自国家统计局 2002 年统计公报。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02；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0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人们通常用农民收入的年度增长率或城乡收入比较（农村为 1）等指标来衡量农民收入。 城乡收入比越大，表明农村与城市的收入差距越大，反之亦然。
5、图 1 显示了用名义收入和实际收入分别所作的中国城乡收入比较。从名义收入看，城乡收入比从 1978 年以来先是下降，至 1983 年到达谷底后自 1984 年开始攀升，直至 2002年。按照这个估算法，目前城乡收入比已经大大超过了 1978 年的水平。然而，仅3仅用按照名义收入计算的比率，并不能反映真实的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水平，正如名义人均收入不能反映真实的收入水平一样。因此，我们需要将城市和农村的名义收入分别用各自的价格指数修正，用由此得到的城乡实际收入进行比较。 从实际收入看，1978 年以来，城乡收入比的下降一直持续到 1988 年，在此之后有大幅度的提高，但迄今为止尚未回归到 1978
6、 年的水平。名义收入和实际收入的城乡比较背后，有不同的经济逻辑。 城乡收入差距是否回归到改革以前的水平，是具有实践含义的。农村实行了家庭承包制，乡镇企业迅猛发展，价格和流通体制进行了改革，农村基层政权的民主化建设加强，这一切都必定会反映到农民的生活水平上。事实上，在 19782002年的整个期间，农民实际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为 72%，高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实际增长率 67%.这一期间农村减贫效果就是一个有利的例证。1978 年中国有 25亿26 亿农村贫困人口，而在短短几年后的 1984 年，贫困人口就减少到 8900 万，到 2002 年则只剩下 2000 万左右。更具体地说，城乡收入差距是
7、否回归到 1978 年的水平，具有很强的理论和政策含义。中国经济改革的起点在农村，以实行家庭承包制和随后进行的流通体制改革为主要特征。这一改革的核心可以看作是国家与农民关系或城乡关系的一次重大调整。改革是一种制度变迁，而制度变迁的发生取决于社会对新制度的需求及其强度，以及对新制度的供给。从农村改革看，到 1978 年，农民对家庭承包制有需求，政府也首先默许随后承认并继而推动了这种制度变迁，制度需求和供给达到了新的均衡。由于 1978 年是农村经济改革起始的年份，因此，这一年的城乡收入差距水平是有意义的。对这个城乡收入差距的复归，应该是一个新的制度变迁或新一轮改革的临界点。本文拟从制度变迁的政治
8、4经济学角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若干临界点进行分析，提出目前农村经济和中国社会自身正在孕育的改革及其方向和时机。 二、制度需求与制度形成：解释传统城乡关系 西方经济理论对发展过程中城市偏向政策形成的原因进行了大量分析，主要可以概括为两种范式：第一是从国家实行工业化战略的目标和途径出发来解释。对于旨在迅速赶超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中国家领导人来说，不遗余力地在一个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推进工业化，进而提高生活水平和实现经济发展是主要的社会目标。而当时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看法是，小农经济是落后的、非理性的，不对经济刺激做出反应。因此，这些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坚信，工业部门是经济迅速增长的催化剂，而对农业征税可
9、以为工业化提供绝对必要的财政支持。第二是认为，农业之所以在发展过程中受到歧视，是因为城市阶层在政治上具有过大的影响力。农民虽然人数众多，但对于政策的影响却很小。这是因为农民因居住分散而导致的集体行动中过高的沟通成本，以及由于单个农民的产品只是农业产出的微小份额，因而造成的免费搭车现象，因而缺乏政治力量。由此便形成农民人数众多而政治影响力微弱这种所谓“数量悖论”。 无论是出于什么动机，形成城市偏向政策的手段通常是实行所谓的“剪刀差”政策，即通过政府扭曲产品价格和生产要素价格，创造一种不利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政策环境，获取农业剩余以补贴工业化。具体地，城市偏向的政策可以从几个角度观察。首先，扭曲相
10、对价格和工农业交换关系的政策。表现为通过垄断产品流通，提高工业品价格和压低农产品价格，制造不利于农业的贸易条件。这产生直接意义上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其次，扭曲农业经营活动中的激励机制。由5于形成了上述不利于农业生产的贸易条件，在直接生产活动的组织中往往采取强制性手段，抑制劳动者的积极性。例如中国的人民公社体制和苏联的集体农庄制度等，都是这种扭曲的激励机制的典型表现。第三，扭曲整个经济发展政策，特别是扭曲工农业之间的产业关系。主要表现在：（1）通过垄断国际贸易，高估本国币值，利用出口农产品补贴进口工业设备；（2）人为阻碍产业发展规律的作用。例如，通过政府投资政策的城市偏向，形成工农业或城乡之
11、间的不同发展机会；（3）通过制度障碍阻止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最后，建立一个不公平的福利体系，通过将农民排斥在各种社会福利体系之外，形成城乡之间不同的生活条件。 中国城市偏向政策的形成，直接根源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推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发展中国家实施城市偏向政策所采取的上述扭曲城乡关系的政策手段，在中国也都有所表现。但是，一个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及其手段，是形成了一系列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安排。 由于经济学关于劳动力迁移的模型是比较成熟的，有关文献更是汗牛充栋，因此，我们可以从传统理论出发，分析中国劳动力制度以及与发展战略背景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已有的模型为我们的分
12、析提供了一个理论出发点、参照系和方法论的借鉴。另一方面，虽然这些理论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的独特制度安排，后者却有助于丰富和发展相关的分析理论，并且为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与制度分析理论之间建立经验桥梁。 图 2-a 展示的是一个典型的刘易斯模型，表明随着经济增长，城乡之间重新配置劳动力资源。图的底线即横轴的全部长度代表全部劳动力，以某种方式在6农村和城市之间分配。 假设在初始状态下，城乡劳动力需求曲线 Da 和 Du 相交决定的农村劳动力数量为 OaLa，城市劳动力数量为 LaOu.相应地形成的均衡点决定了一个农村与城市相等的工资水平（Wa=Wu ）。 根据刘易斯增长模型，随着城市经济规模的扩大，对劳动
13、力的需求提高，城市劳动力需求曲线上移，即从 Du 移动到 D u.此时如果农村的劳动力需求曲线不变，城乡劳动力需求曲线相交形成的新的均衡工资将提高，而不是刘易斯模型所假设的可以在保持工资不变的情况下扩大城市劳动力规模。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刘易斯只好假设农村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为零甚至负数，意味着劳动力继续转移不会影响农业的产量。这就是刘易斯的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模型。但这个理论存在方法论上的问题，一是自身的假设和市场均衡不一致，二是农村制度工资决定城市工资，与城市是一个新古典的劳动市场又是矛盾的。 解决这一难题的是费-拉尼斯模型。他们假设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也是可以提高的，即随着农业技术的进
14、步，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导致劳动力剩余。在图 2-a 中，农业劳动需求曲线向下移，从 Da 移动到 D a ，并且在与城市变化了的劳动需求曲线 D u 相交后，在工资不变的情况下（Wa=Wu ）形成新的城乡劳动力资源配置格局：农村劳动力数量为 OaL a ，城市劳动力数量为 L aOu.在这种改良的刘易斯模型中，规模日益扩大的城市劳动力需求不断吸纳因农业生产率提高所形成的富余劳动力，一直到掏干农村剩余劳动力澡盆。当农村不再有剩余劳动力，或者说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赶不上城市工业扩张的需要，此时会出现“刘易斯转7折点”，工资水平开始上升，二元经济结构逐渐消失。 然而，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是，从一开始就存
15、在着托达罗观察到的现象，即由于某种原因，城市工资比均衡工资高很多或存在城市制度工资的情形，在图 2-b 中表现为 WuWa ，劳动力迁移并不能消除城乡之间的工资差别。同时，城市吸纳的就业量低于均衡水平的要求（LaOu 城市形成制度工资的原因，同样可以用关于城乡关系的两种范式来解释。按照发展战略范式，城市制度工资首先产生于城市工业部门的投资偏向不利于就业吸收。随着经济增长以及资本积累，对劳动力需求的变化有两种可能的情形。第一种情形如图 3-a 所示，资本与劳动的比例关系保持不变，城市经济增长越快，对劳动力的需求越大，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得以转移。第二种情形如图 3-b 所示，资本积累水平提高后，
16、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尚未完成时，经济结构就开始转向资本密集型，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幅度减少。在后一种情形下，经济增长并不相应地扩大对劳动力的需求。在排除了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经济增长过程的情况下，城市的工资水平上升到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的均衡水平之上，制度工资由此形成。按照城乡关系的政治结构范式，制度工资的形成和维持，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或者政府政策的保障。传统的迁移理论观察到的主要制度安排是城市最低工资制度等。 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为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服务的。由于重工业比重过高，城市工业资本积累水平提高并不引起相应的劳动吸纳能力提高，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意味着牺牲掉大量的就业机会。这种排斥劳动的工业化战略是不符合当时中国比较优势的，因此，如果资源配置是8通过市场进行，则上述发展战略无法维持。随着这种发展战略目标确定下来，一系列相关的制度安排就应运而生，把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人为地画地为牢，计划之外的生产要素流动成为不合法的现象。其中把城乡人口和劳动力分隔开的户籍制度，以及与其配套的城市劳动就业制度、城市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