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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先有自由先有自由 再有城市化再有城市化腾讯网大家 作者童大焕 10 月 2 日 11:25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4 周年纪念日。深感这是一个从人格到智慧都远未成熟的民族，可以从每个人身上得到验证：至少 50%以上的人都在期待政府给他们或者其家人安排工作，甚至愿望为此花费不菲的行贿代价。至少 50%以上政府官员和国民在农业、工业、城市化中看到的都是物而不是人，看到“就业安排”的价值远高于人的自由的价值。64 年来我们为此做了很多，不可谓用心不良，也不可谓不努力，但从大历史的宏观角度看，却几乎没有成功的例子：不管是大三线小三线建设（虽然其主要是肩负着国防重任） 、乡镇企业和小城镇
2、建设，不管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了解决知青在城市就业难问题） ，最后都以失败告终。最彻底的是从公私合营到所有企业收归国有，虽然辅之以严厉的禁止农民进城，只解决了少数城市人口的就业问题，最后还是要通过知青下乡等解决就业，直到国企解决的少量就业人口也保不住，大量企业倒闭，工人下岗。在中国当代复苏的城市化浪潮中，我们走的仍然是工业带动就业、工业带动城市化；房地产带动就业、房地产带动城市化的“物先于人”的道路，结果导致的就是“工业化、房地产化超前，空间城市化超前，人的城市化滞后”的、怎么也城市化不起来的道路。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城市乃至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是自由，人和市场的自由度是城市和经济发展的根本
3、因素，是人的自由、市场的自由带来了城市和经济的发展，而不是产业、空间和房地产的扩张带来了城市和经济的长远发展！政府基本全盘控制城市社会资源的计划经济时代是如此，政府只掌握部分社会资源的准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时代也如此。先回顾历史。1960 年我国城镇化率为 19.7%，可是到了 1978 年只有 17.9%。18 年间不进反退，下降了近两个百分点。 （周其仁城乡中国P66，中信出版社 2013 年 9 月第 1 版）我国城市化指数重新掉头向上，是从 1979 年开始的。1978 年是建国之后的一个谷底。1979 年城镇化率回升到 18.96%，应该主要是知识青年大批回城带动的，但城市化的绝对水平
4、，也就比 20 年前的 1959 年略高了一点点。自此之后，城镇化加速之势开始形成，19791995 年间每年提升 0.7%，1995 年以后每年提升1.3%1.5%，直至 2011 年我国城镇人口越过了总人口的51%（当然是名义城市化率，实际城市户籍人口只有 35%左右笔者注） 。 （P68，同上）周其仁教授在接下来的文章中写道：“仔细打量，这一波城市化的重新加速，并不是政府以有形之手指哪儿打哪儿的杰作。从头探查，在上世纪 80 年代早期，甚至还根本没有可能把加快城市化列为政府的经济政策目标。当时摆上决策台面的，是一些更为紧迫的问题：八亿农民搞饭吃，但粮食问题远未过关；经济权力高度集中，资源
5、配置的效率却极其低下；企业还是行政机关的附庸，急需扩大经营自主权；财政赤字，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严重拖了国民经济的后腿；科技教育极端落后。总之，当时国计民生问题成堆，从哪一头数，也轮不到城市化加速 。“事后被证明从根本改变了城乡中国大格局的新政策，原汁原味的表达究竟是怎样的。以下是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 （即 1980 年代第 3 个中央 1 号文件）里的几段文字：“随着农村分工分业的发展，将有越来越多的人脱离耕地经营，从事林牧渔等生产，并将有较大部分转入小工业和小集镇服务业。这是一个必然的历史性进步，可为农业生产向深度广度进军，为改变人口和工业的布局创造条件。 “不改变八亿农民搞饭吃的
6、局面，农民富裕不起来，国家富强不起来，四个现代化也就无从实现。 “背景、趋势、问题铺垫完毕，最后轻轻一笔，画龙点睛：一九八四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选若干集镇进行试点，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 ”也就是说，当代中国城市化的重启，并不是因为城市和政府可以“安排”农民就业，而是八亿农民搞不到饭吃的现实，逼得政府开放城市和农民的流动自由， “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 ，让他们自己找饭吃。结果意想不到，奇迹发生了，不仅农民找到了饭吃，而且农民和城市居民都因此找到了比以前更好的饭吃、也比单纯由政府安排或者单纯由政府制造的产业更好的饭吃！（图注：2013 年 05 月 27
7、 日，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拆迁区生活的一老农民。CFP 供图。 ）类似的例子放在农村也一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农民普遍吃不饱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政府也没有给农民安排工作，也没有给他们农业补贴，但是一夜之前，农民吃饱了饭而且不少开始有了余粮！自由人会自己创造就业机会和财富，在为自己创造财富的同时也为社会创造财富，也可以反过来说，自由人只有想方设法为社会和他人创造财富和价值，才能够为自己创造财富和价值。这个过程本身就在不断地创造就业机会。而在一个“被安排”工作的环境里，他的主要努力并不是创造财富，而是如何得到“被安排”的机会。大家主要的时间、精力、财富和聪明才智都用在腐败和寻租上面了，就业机会是不断萎缩的。现在的问题是，作为财富主体的人已经有户籍限制也挡不住的自由，但是市场的自由还是有限的，财产的自由也是有限的（农民的土地和房屋还被绑在“集体”上） ，也就是说，人们自由创造和享受的两个翅膀市场自由和财产自由还没有完全松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