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势利导负面新闻的良性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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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势利导负面新闻的良性发酵作者:周兼明 | 来源:凤凰周刊 201009近来,大陆频发爆炸案。从 7 月 6 日江苏泰州梅兰集团发生爆炸,到 8 月 17 日黑龙江伊春鞭炮厂爆炸,见诸媒体的各类性质爆炸案便有近 10 起。令人奇怪的是,事件发生后我们很少听到当事方或有关部门对事件进行全面而系统的剖析或反思,大多在媒体喧嚣几天后,便不了了之了。而同样是负面新闻,我们只要对比香港发生的导游“辱骂门”和八达通“泄密”事件,便会发现有很多不同。7 月 15 日香港导游阿珍恶言威吓大陆旅客购物的视频,在大陆部分地方电视台播出后,立即成为港媒重大新闻。短短半个月内,惊动了香港旅游业的各个部门,陆续推出了一

2、系列举措,每天港媒的问责和政府的回应声不断。直到香港旅游局在京举办活动,提出“无强迫购物” 、 “无自费项目” 、 “无附加费”三大旅游保证,此事才算告一段落。八达通“泄密”事件也是一样,从 6 月中旬香港立法会议员王国兴向特区政府投诉八达通泄漏用户个人资料用以商业牟利始,到 8 月初八达通行政总裁陈碧铧辞职、4400 万元港币不义之财捐给慈善止,也给了公众一个基本的交代。从这两起事件中,我们都看到一个负面新闻的良性发酵过程。尽管香港特区政府对待负面新闻没有“刹车” 、 “叫停”的权力,但并未因此影响他们对事件的处置,而是通过不断地积极回应和行动,使得一个个负面事件在政府部门、民众和媒体间形成

3、了良性互动态势。新闻虽然渲染得全社会人人皆知了,但在全过程中,不仅政府形象没有受到影响,而且有力推动了相关部门的制度建设。民众通过媒体的深入剖析和研究,既感受到舆论监督的责任,也等于接受了一次次公民社会的伦理和制度教育。媒体在一轮轮问责和对真相的探查中,也越来越懂得如何设置议题,态度日趋理性和成熟。我们将这种新闻的社会处理模式,称为负面新闻的良性发酵。现代社会的现代性,其实很大程度就体现在社会各系统之间通过负面事件进行的良性的有机整合上。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社会、产业与技术的关联度日益提高,社会各部门之间的依存方式也变得更为复杂和脆弱,往往一事多因或一因多果。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出现任何负面新闻都

4、是一种社会常态。因为任何一个危机事件,都可能成为全社会检讨问题成因、形成制度建设的契机。只有发动全社会的合作力量,才可能使得一些原本单一部门无法突破的社会问题,通过社会的整合力量及相关的配套制度,形成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可以说,一个社会的每一次进步,它的生产力和竞争力的形成,都得依靠全社会对危机事件的反思、突破和创新,最终形成竞争优势。这也正是负面新闻良性发酵在今天的重要意义。尤其在数字和网络等新兴媒体普及之后,新闻事件通过快速、深层和系统的发酵,变得众所周知已成为一种必然。面对这种信息碎片化的蔓延态势,无论是采取控制新闻源的方式封锁消息,还是采取鸵鸟政策不闻不问,寄希望于公众的视觉疲劳、健忘而

5、不了了之的处理模式,都会导致民众对政府公信力和执政能力的怀疑。比如南京和大连的爆炸案,最初都属于企业行为,与政府的直接关联度不大。但由于政府出面管制了媒体的报道、问责与分析,反而让民众把事件的责任和疑问引向了政府。人们对信息与新闻的管制不满,并不是有什么政治目的,而是出自人类的天性。因为每个人只有通过大量接受外界信息,才能形成自己对周围世界的判断并确定如何行动。从这个角度看,政府容忍并鼓励负面新闻的良性发酵,反而可以让政府有效卸责,使政府形象向积极的方向转变。很多地方政府,往往把负面新闻的良性发酵和维稳对立起来,生怕一些负面事件的披露和剖析,会使社会发生动荡,这种社会管理思路是十分幼稚的。相反

6、,压制新闻和信息的传播,使民众无法了解很多事实的真相,反而真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因为在对危险的猜测和想象中,社会不仅会滋生各种谣言和小道消息,也容易让各种负面信息有更大的市场,极有可能蔓延形成更大范围的社会恐慌。可以说,如何引导负面新闻的良性发酵,已成为政府和媒体的一项共同的社会责任。首先政府要把向民众及时、公开新闻真相,看作一种合理要求,这样才能维护媒体(作为公众代表)披露新闻真相的法定权利。政府不仅要鼓励媒体深入探知新闻真相,还要拿出应对危机的积极姿态。今天政府的管理和行政作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与民众信息互动的过程,受宪法保护的无障碍的自由信息传播本身就是政府公众形象的最好名片。政府通过媒体形成对社会的调整和治理,而民众则通过媒体对政府作为进行监督和纠偏。如果政府剥夺了民众对新闻事件的知情权,也就破坏了与民众的这种社会合作关系,其结果,只会导致政府公信力的下降。香港特区政府对负面新闻的处理模式,很值得内地地方政府借鉴。人类几千年历史亦已证明,社会稳定从来不是“压制”出来的。只有理性地对待负面新闻和危机事件,正视问题、尊重民意、因势利导,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除了“硬件”上的必要条件外,更重要更长期的“软件建设” ,是政府、媒体和民众的现代性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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