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化与农民平均主义心态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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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学研究 集体化与农民平均主义心态的形成 集体化与农民平均主义心态的形成 关于房屋的故事* 卢晖临 提要：本文通过讲述后集体时代发生在一个中国村庄里的楼房竞赛故事，分析这一现象背后的农民平均主义心态。与动辄将平均主义归咎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做法不同，文章利用田野资料,结合更宏大的历史文化背景， 精心建构出一个故事脉络， 以特别探讨集体化经历与这一心态形成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农民平均主义 集体化 社会分化 题记：题记：在新建的村委会旁边，是当年的大队部，斑驳的墙壁上， “农业学大 寨”几个褪色的宋体红字可以依稀辨认。建筑是一个时代凝滞的记忆，若以此 为衡量标准，这里差不多是整个村庄见证人民公社时

2、代的唯一“记忆”了。破 败的建筑，不具任何翻修的经济价值，要不了几年，这里就将成为一片瓦砾。 但是，那个曾经影响地球上最多农民，给他们带去欢乐和痛苦，期望和失望的 人民公社制度，也将如同瓦砾一样埋藏入农民的记忆之中吗？ 摘自汪家村调查日记 一、楼房竞赛 一、楼房竞赛 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到汪家村，看到满眼楼房的惊奇心情。那是 1994 年夏日一个炎热的下午，我弃车步行，踏上了通往村庄的机耕路。离村庄还有 200 米，首先印入眼帘的是村头的一栋二层楼房，在绿树丛中显得格外漂亮气派。虽然 早就对村庄中可能的贫富分化有心理准备， 但眼前这栋小楼多少还是让我有点意外。 几分钟之后，当我进入村庄，眼

3、前的景象就不止是让我意外，而是让我大吃一惊了。 当时，面对着一栋栋的二层小楼，我仿佛觉得自己不是在皖南，而是置身苏南了。 进村之前， 我曾经翻看过该县的有关材料， 印象中 1993 年全县农民人均收入不过才 2 千元左右，汪家村紧邻县城，收入水平高出当地平均水平当在情理之中，但我一 时怎么也无法把它与眼前这栋栋楼房联系起来。 汪家村地处皖南，隶属于 N 县城关镇，距县城六华里路程。全村 1994 年有 81 户人家， 近 300 口人，以南方的标准来衡量，算是一个不小的自然村了。汪家村的 房屋可以分作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土房，房屋墙壁用土坯砌成，或者是用夹板将土 夯实而成，房顶以瓦覆盖，为便于雨

4、水分流，房顶都是由屋脊向两边倾斜；第二种*本篇论文改写自我的博士论文。在写作过程中，我的导师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耀基、王淑英，以及张德胜、吕大乐等教授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在田野调查和论文选题方面，Isabelle Thireau、麦港、王汉生、刘小京给予我很多 启发，并提供了无私的帮助。在此专致谢忱！唯文责由作者自负。 1社会学研究 是楼房，房屋墙壁用砖块砌成，房顶是用水泥浇铸的平台；第三种是平顶房，它的 建筑材料与楼房相似，不过它只有一层，相当于二层楼房的底层。在我第一次到汪 家村的时候，全村有 42 户人家居住在楼房里，其余的分别住在土房和平顶房里。在 我第一轮调查期间（1994 年 7 月

5、-1995 年 6 月） ，先后又有 9 户人家新盖起了楼房。 此后,我重访该村 10 多次，最近一次是 2003 年 9 月，除了大约 10 户人家仍然住土 房外，其余已经全部是楼房。 满眼楼房带给我的震撼，驱使我去仔细观察这些楼房。目前汪家村的楼房均是 二层，一般是底层三间顶层两间的结构。进入大门就是堂屋，是吃饭和待客的地方。 堂屋左右各一个房间，一般家庭至少将其中的一间用作储藏室，放置农具，储存稻 谷。田地多的农户甚至将两个房间都用来储存杂物。自堂屋处由内楼梯通向二层的 两间房，通常都用作卧房。大多数人家，都会在楼房后面另盖几间平房，用作厨房 和猪圈。从实用和居住舒适角度看，这些楼房未必

6、优于老房子，至少未必优于质量 好的老房子。土墙瓦屋有冬暖夏凉的优点，近年新建的楼房出于节约成本的考虑， 房顶一般没有使用有效的防热材料。每逢盛夏，酷暑难当。清洁则又是另外一个问 题。迄今为止，村庄内部的道路都是土路，或者干脆是田梗。从室外进屋，不可避 免地带入大量尘土，逢到雨天，更是泥浆满屋。过去住老房子，堂屋就是地面，尘 土和泥浆并不显眼。这些不实用和不舒适的地方，不仅是我一个局外人观察到的， 其实村民自己也完全了解。 我的房东， 年过 50 的汪老大常常指着他的楼房自我解嘲： “这房子有什么好？要说有用，就一条，晒稻子有地方了”。 话虽如此说，楼房还是照盖。1994 年 11 月，在汪老大

7、的弟弟汪老三新落成的 楼房前， 我向他提出这个问题： 为什么大家要盖楼房？汪老三觉得这个问题太滑稽， “大家都盖， 你怎么能不盖呢？好比是一个潮流， 大家都是人， 谁也不比谁差多少， 形势摆在那儿，你不盖不成，形势逼人啊！ ”“大家都盖， 你怎么能不盖呢？好比是一个潮流， 大家都是人， 谁也不比谁差多少， 形势摆在那儿，你不盖不成，形势逼人啊！ ”我眼前的这栋楼房，正是这种“形势” 和“潮流”裹胁的产物。不过，细细一看，就发现很多问题。由于资金不足，楼房 里外都没有粉刷，裸露的砖块为我提供了一个就近观察的机会。我惊奇地发现，大 量断砖和小砖头搀杂在红砖中间，支撑二楼阳台的外廊柱也明显偏细，这样

8、做当然 是为了节省成本，却留下了安全上的隐患。汪老三告诉我，这种情况并不是他一家， 其他有些楼房也是这样，只是抹上水泥或白灰之后， “外面看上去都一样” 。至于安 全隐患，他倒不觉得是个大问题， “反正是自己住，也不会倒塌，过些年混好了，说 不定又盖新的了” 。汪老三一家 5 口，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刚刚 9 岁，如果为了 娶媳妇，再等 10 年也不迟，楼房显然不是为了儿子盖的。即使成本已经严格控制， 1994 年盖这样的楼房还是要花将近 2 万元。汪老三前些年在外面打工小有节余，但 还是不够盖房的开销，匆忙盖房的结果是落下一笔不小的债务。2003 年，当我最后 一次去汪家村的时候，汪老三并

9、没有像他 9 年前所期望的“混好”了，不仅新的楼 房成为一个无法实现的奢望，10 年前的楼房仍然裸露着外墙。这个时候，全村的盖 房潮已经基本上告一段落，80 多户人家，有 60 多户住在楼房里，剩下的 10 多户属 于两类情形：第一类是“不需要盖楼房的人”，如子女都已成家的老人，或没有后文中所有访问和观察材料，均来自笔者 1994-2003 在汪家村完成的田野调查，以下不再一一注明。详见笔者的博士论文集体制度的形成：一项关于文化观念和制度形成的个案研究 。 2社会学研究 代的人， 或子女脱离农村进入城市的老人； 第二类是已经彻底放弃希望的人,在人际 关系上属于所谓的“死门子”(参见阎云翔，20

10、00)。 这样一个居房换代潮，可以被意识形态专家视作改革以来农村现代化、农民奔 小康的一个组成部分，视作农村改革的一项巨大成就而加以宣传。当然农业经济学 家也可以通过分析农民消费结构中住房消费的比例，视其为一种非理性“攀比”消 费行为，由此倡导一种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无论在哪种看法中，农民居房换代潮都 难以作为一个独立的议题，进入社会科学研究的视野。但是，作为一名社会学研究 者，从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现象中发现不同寻常的社会意义，已经成了一种职业习 惯。 自从进入汪家村以后的 10 年时间里，我经常会想起汪老三提到的“形势”和 “潮流” 。毫无疑问，农民面对的盖房“形势”和“潮流” ，与现代商品社

11、会中的“时 尚”有相似之处，而且，确实可以从迈向现代性的一般社会过程中去寻找前者的社 会心理起源。对于此，100 年前的德国哲人齐美尔（Georg Simmel） ，已经论述得精 彩无比（Simmel,1957） 。而我要走的是另外一条路线，随着下文的进展，将会看到， 汪家村的农民盖房潮，是一段特殊的生活经历和现实处境交合的时候产生的社会现 象。我试图去探询那一“形势”和“潮流”的历史形成，这样做的目的，当然不仅 仅限于去理解农民盖房潮本身。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出现的农民盖房潮，是一 种带有很大偶然性的社会现象，也许很快就会成为历史。但是在这种偶然性社会现 象背后，那裹挟农民的

12、“形势”和“潮流” ，却与一个直接影响地球上最多人口而且 长达 30 多年的集体制度联系在一起。 历史学家布洛赫(Marc Bloch)说， “在历史学家 审阅的所有画面中，只有最后一幅才是清晰可辨的。为了重构已经消逝的景象，他 就应该从已知的景象着手，由今知古地伸出掘土机的铲子” （布洛赫，1992：38） 。 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则说，社会学的使命就是去理解我们今天何以成 为今天的(Giddens，1996：2)。这两种说法，不过是一块硬币的两面，虽然看上去指 向不同的方向，但是在对历史和现实之间关系的认识上完全一致。我把在后集体时 代观察到的房屋换代潮，当作向

13、集体时代提问的线索，最终目的是去理解集体化在 乡村社会分化层面造成的影响， 分析集体化在农民平均主义形态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二、革命前乡村社会分化的文化网络 二、革命前乡村社会分化的文化网络 特别地将平均主义与集体化经历联系起来， 首先必须说明这种心态在革命前乡 村社会中不占主导地位。 还是从房屋说起。时光倒回 60 年，汪家村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呢？借助村民 的回忆，我的眼前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一片茅草屋中，矗立着一栋青砖黑瓦的房 子，当地人称它为“汪家瓦屋” 。汪家瓦屋有 3 个进深，3 个天井，与周围茅草屋的 低矮寒酸相比，高大气派的汪家瓦屋更给人鹤立鸡群的感觉。走近看，茅草屋之间， 也出

14、现一些差异。大多数草房的墙壁是用湿泥堆跺而成，墙壁下宽上窄，凹凸不平， 房屋低矮，进出屋门都得弓身。有几栋草屋则讲究得多，其墙壁用夹板夯实泥土而 成，光滑平整，也比普通的草屋高。其中，位于村尾的一栋草房尤其引人瞩目，它3社会学研究 共有 11 间，正房 5 间，两侧厢房各 3 间，前面用围墙连接，中间是门楼。 初看上去，这是一幅不和谐的画面，充满了不稳定，至少在成长于革命逻辑和 心理中的一代人看来，这幅画面要么以茅草屋主人在嫉妒和愤怒中摧毁瓦屋，出现 清一色的草屋告终；要么以茅草屋主人发奋图强盖起砖瓦屋为结果。然而真实的历 史是，这座瓦屋自其诞生之日起，与周围草屋的巨大反差维持了 60 多年。

15、 瓦屋和草屋的反差，以及草屋之间的差别，是农民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明显差 别的结果。可以想象，即使最贫困的草屋农民，也会心存瓦屋的梦想，并且，他们 中的一些人会为此付出努力。但是，在这幅离我们最远的画面中，找不到前文描述 的后集体时代的那种躁动和不安。不同经济条件的农户，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 （选 择）建造不同规格的房屋，实际上正是对自己在现实社会分化体系中所处位置的一 种认同和宣示。经济能力的差别固然设定了不同农户盖房上的限制，对这种经济能 力差别的主观认识，对不同社会地位的认同，更为每个农户设定了心中的限制。生 活在这种状况的农民，是如何理解他们所置身的世界，如何看待相互之间的差别， 如何接

16、受不断发生的上升和下沉的悲喜剧的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走入农 民的文化世界里。 与社会分化的硬性事实相比， 这种软性的文化世界同样值得重视。 我把它们统称作“社会分化的文化网络” （卢晖临，2003） 。 （一）财产观念 （一）财产观念 那些后来在土改中被划为“中农”的农户，大多是当时的自耕农。他们独立地 经营大小不等的土地，获取土地带来的收益，同时也承担可能的风险。他们有着比 较稳定的家庭生活，有一定的家当（农具、房屋、家具等） 。对他们来说，财产的获 得和积累，既是劳动的结果，也是“劳动结果”的结果：他们通过劳动维持简单的 再生产，与此同时，也缓慢地积累农具、土地和资本，以图获得更多的财产。不仅 如此， 财产还是他们立足社会的根本， 他们以财产为基础，通过仪式生活， 履行 “社 会义务” ，参与社会地位的竞争（卢晖临，2003） 。这样的“中农” ，连同后来被划为 “富农” “地主”的少数农户，构成了乡村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中坚力量，也主导 着乡村主流的价值观念。在人数上占据多数的“贫农” ，并没有在价值观念上成为一 个分裂的集团， 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