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

《评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评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4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读书笔记读书笔记 “广东文化广东文化”的建构的建构 评程美宝评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一）学术前史（一）学术前史（二）主要内容及线索的介绍（二）主要内容及线索的介绍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程美宝教授的新著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 形成主要以广东文化为例，运用文化人类学与历史社会学的方法重构了所谓“广东文化” 这一表象的叙述是如何被历史地建构起来的过程。何谓广东文化？它能否被相对确切地界 定在一个范围之内？“广东文化”的制造者究竟是广东百姓还是广东的知识分子？广东文化 观被建构的历史动机究竟何在？作者在交代该书主旨时用了三个否定式的陈述来表达，即 该书不是“一个地

2、域文化的研究”，不是“一个纯粹的观念史研究”，不是“一个地方史的研 究”，排除了以上三种可能，那作者的研究意图和目的又究竟是什么呢？导论中，程美宝对 此做了如下说明：“本研究企图以广东文化为例，尝试把清末以来中国的地方文化视为 一个命题、一套表达的语言来看，探讨在不同的时代，在怎样的权力互动下，不同的内容 如何被选取填进某个地方文化的框框。 ”也就是说，作者并非以作为实体的“广东文化”作为 关怀所在，而是以作为历史意识形态的“广东文化观”成为其研究之根本对象，试图通过对 历史进程中各个时代、不同角色的不同动机对“广东文化”的表述的考察，来观察晚清以来， 中国的地方文化观究竟是在一种怎样的机制与

3、情景中被知识分子生产出来，它所呈现的作 为地方性知识的样态与国家认同之间又是如何复杂地纠葛在一起的，换言之，作者的目的 绝不仅仅是特殊主义的“地方关怀”，而是借助对“地方文化”的考察来讨论一个普遍主义的 问题。 全书共七章，第一章是导论：展览文化，第七章是余论：文化展览的背后，主体内容 在第二章至第六章，第二章岭外入中国，主要讲述的是作为广东这个地域里的不同民族， 他们是如何与国家与中央取得联系的。第三章书写粤语，是讲粤语作为广东方言，在三个 不同历史时期在各种民间文献文本和正统文本中是如何表现的。第四章追溯岭学，分为学 海堂内、学海堂外、学海堂后，是非常明显的三个阶段。第五章由民俗到民族和第

4、六章旧 人新志主要是讲民俗学的兴起。 全书以文化线索展现了 19 世纪 20 年代至 20 世纪四十年代发生在广东地方文化的历 史。作者把这一百多年的历史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时 19 世纪 20 年代至 19 世纪末， 第二阶段是 19 世纪末至辛亥革命，第三阶段是民国时期。作者认为三个阶段的广东文化 随中央文化或说国家文化的变化而有所变化。第一阶段的士大夫阶层关心的文化是他们所 在的地方是否得到“教化”，这些教化的指标是学校的兴办、科举功名的兴盛、地方文人的 诗词歌赋以及经学研究成就等等；第二阶段是在西学渐进的大背景下，糅合中西，中学为 体，西学为用。在上述指标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种族、血统

5、等指标，是否属于汉种，成为 “教化与否”之外，另一个定义“粤人”认同的重要条件。第三个阶段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 感觉“在西方找不着中国，他们也不愿意在旧中国里找回中国，为了建构一种新的国家意识， 他们到群众中去。 ”，于是民俗学兴趣。文化这条线索体现的最为充分的是作者在描述岭学 源流时，所展现的学海堂的历史，学海堂之内是第一阶段的文化，学海堂之外展现的是第 二阶段的文化，学海堂之后展现的是民国时间的文化，学海堂的那些晚清遗民，由此又牵 涉到第三条线索。（三）着重探讨的三个问题（三）着重探讨的三个问题以上主要是关于此书的学术背景，主要内容和基本线索的简单介绍，下面我就联系本 书的主要内容，着重讨论

6、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第一问题：首先第一问题：晚清以来，广东的士人在定位国家与地方之间始终存在着紧张。晚清以来，广东的士人在定位国家与地方之间始终存在着紧张。从全书来看，一方面，士人要论证广东虽然地处边缘，仍然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样才 符合“大一统”的意识，同时证明广东并非蛮荒不文之地，而是接受了国家文化的教化；另 一方面，广东之所以是广东，又得有自己的地方特色，不能完全等同于国家文化。因此， 在定义“广东文化”时对分寸的把握，让士人们很费思量。有意思的是，作者发现，广东与 中央关系越是疏离，士人就越是积极强调两者的同根同源，这个悖论也长期贯穿于中国历 史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在本书中作者并不

7、认同二元对立的“基层/民间/地方 VS 国家/官 方/中央”的分析框架，并怀疑用这种分析架构来讨论中国社会或传统中国的知识群体的“适 用限度”。因而她没有停留在国家与地方的简单对立之中来处理如此繁复的问题，而是通过 从多层面考察广东文化人的“历史表述”的深层困境，比如被建构的“蛮夷之地”与“华夏文化” 的血亲想象，比如许多广东知识分子将“粤语”认定为隋唐古音，比如在叙述模式上，无论 是广府人还是客家人，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把自己认同的文化与想象与中原文化挂钩，从而 强化自身文化的正统性。这种文化的正统性到了民国以后就演绎成“国家认同”的来源。同 时作者也说明了两者的内在紧张，这一点从粤语写作这一实

8、例得到充分的体现，文中这样 表述：“广东士大夫透过科举及文言写作能力的表现，可以和北方的士子并驾齐驱，他们之 所以一再强调自己的方言的正统性，其实是要加强他们与国家文化及传统的认同。然而， 也由于写和说的分离，尽管他们一方面强调粤语属中原古音，但另一方面，却始终认 为粤语写作不能登大雅之堂。只要我们回顾一下粤语写作的发展历史，就会了解到，国家 意识如何深深影响到人们对本地语言的观感。 ”（第 118-119 页）第二个问题：文化的权力网络与社会网络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第二个问题：文化的权力网络与社会网络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中最精彩的章节是对于岭学源流的考 察

9、。通过对“学海堂”的内外网络与“身后历史”的比较与再现，作者刻画了阮元、陈澧、朱 次琦、温肃等士子形象，展现了他们如何为广东文化争取学术地位和资源的过程。在这些 学海堂人的心目中，学术并不需要与社会刻意地保持一种距离，反而可以充分地利用“商人 资源”、 “地方政治”为学术服务，既可以为学术研究提供足够的资源，也可以开通学术“经世 致用”的渠道。学术没有被强制纳入国家的一体化的计划体制时，它可以争取很多的民间资 源，这也许是民国学术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争取的过程也充分展示了文化的权力网络与 社会网络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学术文化为政治权力网络提供智囊和象征性资源，而政治 和商业的支持又进一步强化学

10、术的“社会影响力”，并为学术的发展提供支持。作者在本书 追溯岭学的章节中这样描写到：“学海堂成立之年代，正值广州与西方世界贸易最为兴盛之 时，从事对外贸易的行商家财丰厚，在衣食住行方面的奢侈和讲究，教目睹的外国人咋舌。 这样的经济基础，对于推动文化事业，自然大有帮助。事实上，学海堂部分经费，就是来 自从事鸦片贸易的行商伍崇曜的。此外，学海堂的学人也和行商有着各种交往和关系。 ” （第 170-171 页） 。地方政治更是潜在地规约了学海堂作为学术文化机构的走向，如作者所 说：“学海堂实际上是晚清广东的政治中心。谁被委任为学海堂学长，其学术取向和成就固 然是重要条件，但其政治立场和在地方上有可能

11、得到的支持，也不容忽视。全国所认同的 学术标准固然是决定谁足以为广东文化的发言人的基础，但广东的内部政治，对于如何定 义当代和以后的广东文化，也起着关键的作用。 ”（第 180 页）中国古代的政治模式是士大夫主导的士绅社会，而知识分子集中的公共空间往往对政治会发生强大的影响，而这一政 治特征到了西学开始冲击“中国”的晚清广东仍然保持了强劲的生命力。这就能够充分地解 释为什么学海堂可能以及能够成为广东的地方政治中心。另外作者还举出了作为广东客家 文化“代言人”罗香林来说明文化的权力网络与社会网络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这一问题，罗 香林的研究在表面客观的背后仍旧隐含着“学术与政治”隐秘的牵连，如作者所

12、言：“罗香林 同时兼备学者和官员两重身份，展示了学术和政治如何结合起来，提升他所认同的族群的 地位。由罗香林推动的客家研究，在广东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形成过程占有重要位置，透 过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在学术研究领域上建立广东文化观念的政治议程。 ”（第 259 页）第三个问题：民族主义、国家在场的意识在地方文化形成中影响。第三个问题：民族主义、国家在场的意识在地方文化形成中影响。 晚清以来，中国读书人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传统的天下观念开始演化为现代的国 家观念，民族主义开始勃兴为新的政治意识形态。在中国士人们自觉地从传统士大夫向现 代知识分子转变的过程中，如何改造文化，以充实现代“国家”的观

13、念，成为晚清以来中国 知识分子的重要关怀。 “国家”这个概念虽然外来，但之所以是“中”国，则必须是独特的，本 土的。在当时的士人们看来，中国上层文化已经朽腐，可西洋文化毕竟姓“西”，于是提倡 走到群众中去，吸收新鲜的养分，以改造中国文化。因此，在中国士人们重新定义中国文 化时，地方文化的定义与改造也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从书中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对于广东的文化想象（即认定广东为中原文化的分支）的 分析，还是对于粤语、广东民俗、地方志等“地方性知识”的描摹，或者对于岭学源流的考 究，全书的出发点虽是对于地域文化的辨析，但却时刻可见其对于这种地域文化的内核的 体现，即从晚清到民国困扰或者说鼓召知识分子

14、最根本的动力是民族主义的激情，甚至是 民粹主义的历史想象。在书中也体现了国家认同与民族立场在晚清到民国的广东知识分子 心灵史中是“压倒性的心理机制”。例如：作者在解释民国民俗学在广东的兴起时，便认为 这是接受了西学后的知识分子丧失了自身的文化认同后的自我慰藉， “在西方找不着中国， 他们也不愿意在旧中国里找回中国，为了建构一种新的国家意识，他们到群众中去。 ”（第 212 页）在阐释知识分子热中民俗学的时候，作者认为“在民粹主义背后，民国知识分子的 终极关怀，仍然是民族主义。这套以统一的中华民族为前提的民族主义，不但主导了他们 的思想，还深深地影响着他们的词汇和语法。在为国家，也为他们自己寻求

15、一个新身份的 过程中，民国知识分子发现，民间文学和风俗，是为一个统一的中国建立起一套新的文化 的最丰富的资源。 ”（第 240-241 页） 。 但同时作者也注意到广东知识分子也存在这样一个困局，即：“地方读书人在企图改革 地方风俗的过程中，以为自己也在参与建设新的中国文化，但由于在情感和利益的层面上， 他们更能认同的是自己的地方，因此，要正面地表现地方特色，只能把地方与国家拉上关 系。但如此一来，他们实际上是在削平地方特色，地方观念和国家观念的共存和融合，只 能是在理念的层面上得到体现。 ”（第 298 页）这样一来， “国家认同”就成了被搁置的“民族 主义文化空壳”，地方情感和利益才是决定

16、历史人物作为的关键因素，而事实上在作者的整 个论述中，民族主义似乎是广东文化观的“灵魂”，主导着广东知识分子的行为取舍和言论， 那么如何解释这种叙述的逻辑悖论？国家认同与民族立场到底可否被估量到如书中所言说 的分量？如果繁复的广东文化观的形成可以如此轻易地被这样一种“民族主义叙述”阐释， 那么中国的所有地域文化似乎都可以在这样一种民族主义架构中被理解，这会不会导致用 一种普遍主义的论述架构消解了历史的内在复杂？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指出，作者的本意 不是做一个地方文化的研究，而是试图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为个案来研讨地方文化作为一 种历史叙述是如何在权力与情感的历史空间中形成的。这种试图把个案研究普遍主义化的动机可能就会导致作者过度强调了民族主义（即国家认同）在地方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四）存疑：（四）存疑：一是以“建构论”建构出来的文化又如何能为他人所接受？程美宝的这本书主要以 “建构论”来看地域文化，挑战了既往的旧观点，给地方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研 究框架。但“建构论”的局限在于否定事实过多，容易走向虚无。毕竟文化还是不能无中生 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