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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7在文学史叙述及许多读者的印象中， 吕新一 直被定位为 “先锋作家” 。这一定位， 也与吕新在 1990年代先锋作家纷纷转型之后， 依然坚守小 说形式的先锋试验有关。也正因此， 吕新的创作 似乎对先锋文学而言具有了某种坚守的意义。 然而，“先锋作家” 的文学史标签很容易遮蔽吕 新创作的复杂性。提及吕新， 即使是诸多当代 文学专业的研究者， 也常常片面地将他认定为 在马尔克斯、 博尔赫斯等西方作家影响之下， 进 行小说形式主义试验的作家。事实上， 且不说 新世纪以来， 吕新认识到 “年轻的时候认为怎 么写很重要， 现在却明白写什么更重要” ， 日渐 加强了小说创作的现实性和思想性。即使是 新
2、世纪之前的创作， 也在艺术方式和主题内容 上存在着写实与写意、 想象与虚构、 乡土写真 与历史反思等诸多面向。 白杨木的春天 获得 第六届鲁迅文学奖之后， 吕新对 1950 至 1970 年代 “知识分子命运的思考和表现” 、 对知识分 子 “个人灵魂的深度透视” 的 “这一面” 得到了 一定程度上的认识和重视。事实上， 相关历史 境遇、 记忆和碎片早在 天上有个月亮 （1987） 哭 泣 的 窗 户 （1989） 社 员 都 是 向 阳 花 （1989） 五月的最后一天 （1990） 高山的语 言 （1991） 等作品中便已得到呈现。新世纪以 来， 他又创作了 多么熟悉的声音 （2000）
3、我 理解的青苔 （2003） 黄花 （2005） 灰蓝街 （2012） 掩面 （2013） 等小说， 集中对 1950 至 1970年代历史进行了思考。从创作历程中的这 一题材序列可以看出， 立意于以小说的方式省思 当代历史， 是吕新创作的重要面向之一。而去年 出版的长篇小说 下弦月 ， 显然是吕新这一思考 的延续和推进。 阅读 下弦月 ， 首先让人强烈感受到的是 吕新独特的艺术个性和叙述方式。场面转换的 突兀、 叙述的琐细、 节奏的沉滞是 下弦月 给读 者带来的初步印象。事实上， 吕新的小说大都 拒绝给读者提供 “好读” 的故事。阅读他的小 说， 读者需要积极参与到叙述中来， 富有耐心地 将
4、叙述中所提供的事件碎片重新拼合出正常的 时空关系。只有这样， 读者才会发现，下弦月 场面转换的突兀与吕新采用不同人物视角叙述 的方式有关： 整部小说共计9章， 每章都是3节， 各章的3节都是依次分别围绕小山、 徐怀玉、 林 烈的视角来叙述他们在1970年岁末的遭遇， 构成了小说的主体内容。各节又常常以异体字排 版的方式， 插入 1-2 节与视角人物相关的过去 时空的事件片段， 是对小说主体内容的补充和 丰富。此外， 在第3、 6、 9章之后， 又分别插入了 以尖蚂蚁供销社副主任万年青的独白为主体的 3章 “供销社岁月” ， 以补充、 丰富小说的历史叙 述。读者只有明白了这种结构方式之后， 才会
5、 发现， 小说在场面的调度上有着非常缜密的设 计和匠心。 而叙述的琐细、 节奏的沉闷同样与吕新的 艺术方式有关。吕新的大部分小说都有淡化情 节的特点。同样， 下弦月 以长篇的篇幅叙述 了 1970 年岁末腊月， 以林烈逃亡、 徐怀玉寻找 丈夫林烈而不得为主体事件。此外， 小说以人 物视角来叙述， 让人物的回忆、 思绪、 感觉、 印象 乃至潜意识的流动充斥在对人物对话与行动的 叙述中， 从而造成叙述时间的急剧膨胀， 再加上 故事时间本身的短暂， 自然造成了节奏沉闷、 叙 述停滞的阅读效果。这种艺术方式， 不仅让人 物的回忆弥补了主体事件的单薄， 更使得人物 的精神世界、 内心体验在小说叙述中获得
6、了比 具体历史事件更重要的地位。因此， 如果说吕 新的 下弦月 在同类小说中具有一些独特性的 话， 那就是聚焦于剖析呈示特定时代中人们的 精神状况。 首先是晋北山区的贫苦生活所带来的灰暗 生存困境。物质的匮乏使得晋北山区形成了荒 谬的 “经验” ， 认定生育后的女人不能吃得太饱， 10 根挂面两滴香油即可：“ 有没有奶， 不在于 吃多少。 老太太很有经验地说道。 ” 饥饿使得3岁的小石头在除夕夜吞下了三四十个饺子， 昏 厥了过去； 营养不良迫使哲学系毕业的胡少海 在接受改造时从收购上来的羊皮上偷刮油脂， “哲学上刮不下油来， 真理有可能也是干巴巴 的， 不附着油脂， 而人， 是需要被一些最物质
7、最 具体的东西来滋养的。没有那些油腻腻的泛着 浓厚的世俗气息的东西的输送和供给， 人命， 精 神， 抽象的世界， 怕是也无法立足， 难以存活。 ” 由于难以维持基本生存， 胡少海这样的知识分 子们不得不放弃尊严、 搁置 “抽象的” 精神追求。因而， 曾经是写过诗、 画过画的浪漫才子霍 世荣， 现在只关心一斤细粮能换几斤粗粮，“要是 一斤能换三四斤， 他准能高兴得死过去， 甚至跪 下给他们磕头都没问题” 。 其次是残酷的极 “左” 政治导致的生命危机 与人性扭曲。林烈性格刚烈， 曾因在 “大鸣大放” 时畅所欲言提了一些意见而被下放改造， 直到 1962 年才全家返回城里。而在小说所叙述的 197
8、0年岁末， 林烈已奔波在再次劳改的逃亡路 上了。林烈之所以选择逃亡， 恰恰是因为残酷的 阶级斗争、 肉体折磨已导致生无可能：“在十几年 的时间里， 孙璞、 白沙、 廖士源、 周赞、 傅冬生、 史 莨玉、 赵琳、 马志明， 先后都死了， 没有一个是自 然死亡的。他的情况和他们差不多， 不会比他们 更好。 ”“不说别的， 光是用烧红的火柱往身上扎， 一扎一个既冒烟又冒油的黑窟窿， 那就很少有人 能受得了。 ” 更重要的是， 吕新详细地剖示了这些 悲惨遭遇给林烈等知识分子带来的精神蜕变。 为了减轻自己的苦难， 许多人选择了告密。因同 屋告发了薛运举的一句话， 薛运举被调去挑大 粪， 最终失足坠入河里
9、淹死； 那个名叫陈元秀的炒面粉的人， 自己正在接受批斗、 帮助、 教育， 却 试图通过告发逃亡中的林烈来 “立功” 。这些人， 正如那些被抓到盒子中的尖蚂蚁一样，“数不清 的尖蚂蚁正在里面翻滚， 一个压一个， 谁都不想 让别人把自己压住， 就拼命地挣扎， 想让自己翻 起来， 再把别人压下去， 残酷的斗争一刻也没有 停止过。 ” 此外， 即使如林烈这样不愿放弃良知的 知识分子， 精神世界也开始发生裂变： 被抓捕、 被 揭发的威胁使他对人际关系充满了怀疑和警惕； 接连的教训使他苛刻地约束自己， 生命由此而变 得卑微、 苟且而屈从； 不愿放弃的革命理想使他 将自己想象成正在受难中的俄国十二月党人，
10、当 下的苦难仿佛也因此而具有了某种崇高感； 现实 的遭际则又使他觉得自己的生命犹如被捕猎中 的兔子， 甚至卑贱屈辱到连臭虫、 蟑螂都不如。 最后是权力政治导致的权力崇拜与献媚屈 从。小说中三章 “供销社岁月” 中万年青的话语 独白里， 充满了对王主任、 叶翠柏书记的政治献 媚， 充满了对权力等级中微妙潜规则的揣摩：“不 论处在什么位置上， 任何时候都不能把你自己弄 得和你的上级一样， 无论是穿的衣服， 还是用的 东西， 好像你就是他， 好像你和他完全一样， 平起 平坐， 没有大小” 。武装部的小牛竟然割破自己 手指， 用血写决心书， 以博得叶翠柏书记的垂 青。有意思的是， 叶翠柏也认识到小牛的
11、行为并 不是傻， 而是 “有勇气和心力同时存在” 。但她 说：“我们既需要有诸葛亮那样的人， 但更离不开 小牛那样的愣货像诸葛亮那样的人不能多 了， 只能有几个， 甚至一两个， 而像小牛那样的愣 货却是越多越好， 多多益善， 有多少都不多” 。显 然， 她深谙愚民术在政治驭人术中的重要作用。 正是以这种方式， 极 “左” 政治召唤起大量 “愣头 青” ， 他们突然被委以重任， 身价陡涨， 做事从不 考虑任何后果，“摧残一个人比摧残一只麻雀还 要容易” 。 贫困、 暴力与残忍， 揭发、 告密与监视， 寻找、 逃亡与困惑， 生命的卑微、 屈辱与人性的扭曲， 这 就是吕新所剖示的 “苦难的人间” 。
12、当然， 从黄奇 月对林烈、 萧桂英对徐怀玉、 徐怀玉对石觉的帮 助来看， 这里也不乏善意的帮助、 相濡以沫的恩 情与人性善的闪光， 从而为这灰暗的世界带来了 月光般的亮色尽管这仅仅是 “下弦月” ，“是 那种淘米水一样的月光” 。 （作者系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讲师）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 湖南文学往往建构了 “别一个” 的文学王国， 比如湘西作家的创作， 从现代 的沈从文到当代的孙健忠、 田耳、 于怀岸、 黄青松等 形成了一种从文化、 诗性角度介入的乡土书写传 统。可以说， 作为与北方文学相映照的南方文学， 湖 南文学至少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提供了两个影响深 远的传统： 一个是沈从文的文化人性小说
13、传统， 这个 传统更多倾注对人性的深入勘探， 呈现乡土中国稳 定的文化基因和原始诗意； 另一个是周立波的生活 史诗小说传统， 作家忠实地践行 “人民生活是一切文 学艺术创作的源泉” 写作法则， 在宏大叙事和时代书 写中蕴含深厚稳固的写实品格。“十七年” 期间创作 的 山乡巨变 在大的框架上受制于意识形态规约， 在细部却洋溢着生活气息， 细节描写均来自亲历的 生产劳动和基层日常生活， 真实传神， 具有惊人的细 微可靠的写实能力。这两个传统是湖南当代文学创 作最切近和最根深蒂固的两个资源， 也是湖南当代 文学的两个标识。 从陶少鸿的长篇小说 百年不孤 ， 可以看到这 两个传统的当代反响与集成式融合
14、， 出现一种文化 书写和史诗叙述相结合的文体类型。 百年不孤 注 目于乡绅的百年命运， 书写了南方乡绅岑励畬、 岑 国仁父子乐善好施这一典型的中国故事， 再现了民 国以来百年的社会现实， 奏响了一曲积德行善的道 德赞歌。小说借由主人公的人生抉择追溯乡绅家 族的道德传统， 建构起家族叙事的小说框架。一 方面讲述了家族的 “创世纪” 神话及发家史， 另一 方面沿用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 形成了家族内部 的反差， 融人物命运于时代变迁之中， 以家族文化写道德传统， 体现了家国同构的叙事理想。这部 小说明显具有史诗性追求， 但不是简单的时代政 治反映， 而是从直接的革命历史叙述转向文化史 叙述， 把史诗
15、追求深埋在乡绅文化和乡村生活的 细节纹理中， 以叙写中华传统美德和乡绅个人命 运在近现代中国百年的历史进程， 从而创建了一 个现代史、 文化史、 命运史三位一体的丰富的文学 世界。 小说以时间的纵向推进为主线， 兼及重大历史 节点上的人事， 于细致的叙述中直击人物内心， 既 反映了社会的变迁和人性的嬗变， 又诠释着变与不 变的深蕴。作者运用全能全知的叙事视角， 讲述了国民革命、 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 文化大革命、 改革 开放等历史时期的社会风云和人事变迁， 在叙述中 自由地进入人物内心， 通过个体命运反映了民国以 来百年的社会现实， 具有历史真实的艺术质感。国 义、 国安、 佩琪三人的生命之
16、舟随时代浪潮起伏不 定， 因时而变的现实境遇以及此中包含的命定意味 引人深思。不同的身份使命造成的复杂命运折射 出风云变幻的社会形势： 都是年轻气盛之时满怀热 血投身革命， 国义以军人的神圣使命为荣， 抗战中 奋勇杀敌， 最终在土改中被佩琪检举为反革命致 死； 国安名义上供职国民政府， 为共产党的事业克 制内心的情愫， 最终遭特务投毒而死； 佩琪终其一 生热衷于政治斗争， 终患老年痴呆症。他们都顺应 了时代的需要， 出于各自的信念而抛头颅洒热血、 默默付出、 大义灭亲， 他们的人生没有高低、 对错之 分， 细致的内心描写让这些人物成为有血有肉的生 命实体， 揭示了时代精神与个体价值观的辩证关 系， 避免了符号化。一辈子坚守乡土的岑国仁与父 亲岑励畲则代表了与世无争、 恪守仁德的典范， 纵 使外部环境纷繁复杂、 时局动荡不安， 也丝毫不会 动摇行善的生命准则。岑国仁在革命政变的血腥 恐慌中逃回安详宁静的双龙镇， 这一 “归来” 耐人寻 味， 县长秘书的身份逼迫岑国仁不得不为肆意杀戮 的 “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