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14个民族不可或缺的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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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服务服务 1414 个民族个民族 不可或缺的法官不可或缺的法官龙进品扎根基层 17 年,是云南南涧县会用少数民族语言办案的 5 名法官之一摘要: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但作为这道防线的守护者,中国基层法官群体却常游 离于大众传媒视野之外。尽管这一缺位有司法与传媒规律使然的影响,却成了外界观察中 国司法生态的缺憾。“管窥中国基层司法生态管窥中国基层司法生态”系列报道系列报道 “少数民族地区很多案子的背后,其实都是民族习惯和民俗差异产生摩擦。要解开这 些疙瘩,还是要从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入手。” “对于来说情托关系的人,往往都是熟悉自己的人。如果迎头就是训斥,可能并不利 于问题解决,所以我一般首先

2、做他们的工作,让他们配合我做好当事人的工作,这样大量 的矛盾纠纷通过说情者去做托情者的工作,往往事半功倍。” 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南涧县公郎法庭庭长龙进品 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但作为这道防线的守护者,中国基层法官群体却常游离 于大众传媒视野之外。尽管这一缺位有司法与传媒规律使然的影响,却成了外界观察中国 司法生态的缺憾。 在由“人治”向“法治”转型的社会治理结构变迁中,与制度的因素相比,“人”的 因素同样不可偏废。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明显,作为普通民众司法生活的直接参与者 ,基层法官群体所在地区的具体司法环境怎样?他们的职业理想、职业追求和职业困惑是 什么“法治”是怎样通过他们在对每一件

3、个案的努力中影响民众的? 带着这些问题,本报将在年底这样一个法官工作最忙、感受最多的时间,辗转全国西 部、东北、东部部分省区,通过讲述中国基层法官的故事,管窥中国基层司法生态,探讨 “法治中国”的前景与未来。 他是一个“典型”法官:1993 年作为南涧县第一位法学学士扎根基层法庭,一干就是 17 年,成为云南省在基层法庭一线工作时间最长的大学生; 他走过的“典型”路:既具备专业的法学理论素养,又深谙少数民族地区的风土人情 ;工作之余爱琢磨点“事”;这些事,又能让关注中国法治进程的人深思,法治如何在基 层成为现实 龙进品是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南涧县公郎法庭庭长。公郎法庭,是云南省大理白族 自治州

4、内最南边的法庭,是大理州法院系统的南大门,辖区包括公郎、小湾东、碧溪三个 乡镇。从 1994 年起,龙进品就担负起了“守门”的重任;2003 年,他被任命为公郎法庭 庭长,成了这里的主力“守门员”。 “有事情,找小龙。”这是在公郎镇、小湾东镇和碧溪乡,乡民们常说的一句话;“ 小龙”就是龙进品。 彝族汉子说“龙庭长彝得通,苗得通”;回族管事说“感谢党为我们培养出龙进品这 么优秀的法官”;七十多岁的老婆婆说“小龙走不得,他走了我们有事找谁去?”(南方 都市报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小龙”到底是个有着怎样故事的人物? 因看法网柔情而学法律 大山飞出金凤凰

5、。 龙进品第一次让众人吃惊,还要追溯到 21 年前。1989 年夏日的一天,公郎镇回营村 的老百姓沸腾了!老龙家的三顺(龙进品小名)考上了西南民族学院法律系,成了南涧县第 一个学法律的名牌大学生! “高中时对法律专业并不了解。”龙进品告诉南都记者:“选择学法律,是个巧合。 当时我看的香港电视剧法网柔情,觉得法律人能维护公平正义,非常神圣,所以填报 了法律专业,没想到后来会成为自己一辈子的职业。” 带着乡亲们的殷殷期盼,龙进品上路了。从云贵高原的大山深处到天府之国的繁华都 市,龙进品用了整整 3 天:从村子到县城再到昆明坐汽车,用了 2 天;从昆明到成都坐火 车,用了 1 天。 学成回乡一干就是

6、 17 年 “三顺绕着大城市转了一圈又回来了!”4 年后,龙进品再次让众人大吃一惊:他告 别了天府之国的繁华,带着南涧县第一位法学学士的光环,回到了距离南涧县 80 公里的 马鹿田法庭;一年之后,龙进品再次被“流放”到最偏远的公郎法庭,并且一干就是 17 年,从助审员做到了庭长。 法庭矗立在群山环抱的凹地上,生活都极为不便,办案条件可想而知。所以一时间, 传言四起。有人说他傻,有人嘲笑他迂腐,就连亲朋好友都不甚赞同他的选择。 “走出大山后,一开始我也想不回来了。”龙进品回忆起当初时的情景:“但毕业时 我选择了国家分配,所以刚回来时心理落差比较大。” “我出身于贫困的农村家庭,每次上学前,亲戚朋

7、友都要给我凑学费、路费。这种情 况下我选择了回来。”龙进品说,“我撑不起一片天,但我可以为乡亲们打把伞。在后来 的工作中,我逐渐感觉到,这里的老百姓对法律的需求还是比较多的,他们有了纠纷找到 你,就是信任你。所以我学的东西还能派上用场,还能为家乡父老做点事,我心里渐渐踏 实了。” 风俗入手巧断少数民族纠纷 踏实下来的龙进品,不断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适用于陌生人社会的“法治”规则, 如何被乡土社会、熟人社会的民众所接受并扎根。毕竟,法网柔情与大学课本上的“ 法治”,与社会现实相比还有距离。但这个距离究竟有多远?谁也不好说。 公郎法庭的辖区,就成了龙进品衡量法治理论与现实距离的“试验田”。 公郎法

8、庭辖区内多民族杂居,有汉、彝、回、白、苗、布朗等 14 个民族,少数民族 占人口总数的 68%;少数民族中又以彝族居多,回族次之。 少数民族群众多性情刚烈、粗犷豪放,尤其是彝族同胞,他们认你是朋友,就会痛快 地约你喝酒:“一咕噜比格(一口干)”,如果对你产生敌意,一声“嘎啰底斜格”,安全 危机即在眼前。在公郎,如果不熟悉、不理解、不尊重当地各民族风俗习惯,法官的工作 难度就可想而知了。 在公郎镇经营手机配件生意的彝族人高正喜,到现在还记得自己唯一一次上法庭的经 历。高氏家族的坟地与一个苗族兄弟的山林相接,苗族兄弟逐年蚕食,侵占了高家的坟地 。多次劝阻无效后,高正喜邀约了族内十几个弟兄,你一拳我

9、一脚,把苗族兄弟打伤了。 案子到了公郎法庭,龙进品接案后,先对苗族兄弟说:“彝族兄弟祖坟就是万年桩, 你咋就没想到?如果是你家祖坟被人侵占了,你会怎么办?”又跟高正喜说:“不管怎样 ,你打人就是错了。男子汉大丈夫,知道错了就要改,有什么丢面子的?” 几句话让双方握手言和,当庭调解并赔付了医药费。 “少数民族地区很多案子的背后,其实都是民族习惯和民俗差异产生摩擦。要解开这 些疙瘩,还是要从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入手。”通过处理大量的案子,龙进品不断思索总 结,找到了打开少数民族群众心结的钥匙。 “有话好好说,莫喔咧(好吗)?”这就成了后来龙进品做少数民族群众调解工作的惯 用开场白。于是,在彝族堂屋的

10、火塘边,在回族家中的古兰经旁,在白族整饬的院落里, 人们常常可以看到龙进品谈笑中定纷止争、消仇化恶的一幕。 说情者被打动 反为他去做工作 “老百姓可能会原谅你因为水平不高而办不好案子,但绝不会原谅你贪赃枉法而胡乱 裁判。”在一个乡镇法庭工作 17 年,既有熟悉当地风土人情、方便办案的优势,也面临 因熟人朋友太多而办理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的考验。 对此,龙进品并未讳言:“对于来说情托关系的人,往往都是熟悉自己的人。如果迎 头就是训斥,可能并不利于问题解决,所以我一般首先做他们的工作,让他们配合我做好 当事人的工作,这样大量的矛盾纠纷通过说情者去做托情者的工作,往往事半功倍。” 在乡土社会的民风

11、民俗之外,基本的法律规则同样是他调处案件的利器。 这些年,南来北往的客商多了,经济的发展使得纠纷也随之增多。公郎镇有来自 20 多个省市的商户在此做生意。如此一来,法官定纷止争,还需要对法律规则的熟稔。 2005 年初,重庆人李某只身来到公郎镇做饲料生意。为了打开销路,他采取了赊账经 营的方式。没想到,到了年底,十七家买主却迟迟不交货款。无奈之中,他求助于法庭。 身为外乡人的他,生怕遭遇“司法客场”,于是怀揣着两条香烟找到了龙进品。没想 到,龙进品谢绝了他的好意:“你放心,法庭认的是证据,不是生人熟面。” 立案后,龙进品带着书记员一户户上门做工作,其中不乏龙进品的亲戚朋友。看到龙 进品全力帮助

12、一个“外乡人”,许多人不理解,有人甚至嘲讽和怀疑他。龙进品一边耐心 细致地做当事人的工作,一边严肃认真地告诉法律后果。 看到从不与人红脸的龙庭长动了真格,欠债的乡民也感到了压力。就这样,李某不仅 要回了自己的欠款,还学会了龙进品教他的格式欠条,增强了“证据意识”。 如今,李某的生意越做越大。他告诉南都记者:“只要我有证据,到了公郎法庭,我 就不怕被赖账了。” 最苦恼的就是“案多人少” 作为庭长,龙进品在工作之余,经常琢磨一些事。这些事,多是西部基层法庭所特有 的典型性问题。 龙进品最苦恼的,就是“案多人少”。公郎法庭的 5 名工作人员中,只有龙进品一人 具有法官资格。近三年来,他每年办案大约

13、100 多件,一人承担了南涧县法院近 1/4 的民 商事案件;从立案、审判到执行再到接访,他什么都要管。 基层法庭的民商事案子,多是简易程序;但也不排除有时需要依法组成合议庭。为此 ,龙进品不得不向院里申请协调其他法官来协助审案;当然,有时候也会有人民陪审员加 入进来。但不管怎样,作为庭长的他,却必定是案子的审判长。 南涧县法院院长姚卫平介绍,从 2003 年起,该院的新进人员无一例外都要到公郎法 庭锻炼。2009 年初,县检察院也决定把公郎法庭作为年轻大学生的锻炼点。如此一来,公 郎法庭成了名副其实的“人才摇篮”:最多的时候,龙进品一个人带着 4 名书记员,既要 审理案件,又要培训书记员。

14、姚卫平还介绍说,17 年中,南涧县法院 60%左右的工作人员,都曾经在公郎法庭与龙 进品做过同事;但由于种种原因,只有龙进品一人仍然选择留在这里。 “不是说有威严高大的法庭大楼竖在这里就可以吸引基层法官的”。龙进品告诉南都 记者,基层法官普遍感到,这些年的办案经费有了保障,硬件设施得以改善,但西部地区 基层法官的经济待遇也应该相应提高,才能留住基层法官:“我大学毕业后七年多才真正 找准定位安顿下来,何况现在这些80 后90 后的年轻人呢?” 姚卫平告诉南都记者,以公郎法庭为例,大致 7 到 8 人的规模较为适宜;但现在“人 手太紧,没办法”。 姚卫平介绍说,全县少数民族法官只有 19 个,其中会少数民族语言办案的只有 5 人 ,而龙进品就是其中之一。 这一状况有望在几年后得以改变。据云南省高院相关人士告诉南都记者,计划用 5 年 左右的时间,委托云南民族大学招收 300 到 500 名少数民族学生进行定向培养,以此来缓 解精通民族语言、熟悉民族风俗的少数民族法官紧缺的现状。 云南省高院领导层更显“给力”。据该院副院长田成有向南都记者介绍:“全国 80% 的案件都是由基层法院消化的,与此相适应,80%的法官也工作在基层,我们就必须在政 策、财力、物力等方面向基层倾斜,让基层法官能安心工作。” 南都记者 陈宝成 发自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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