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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层反腐倡廉论文乡镇反腐倡廉论文：民主恳谈制度民主恳谈制度群众参与反腐倡廉建设的新尝试群众参与反腐倡廉建设的新尝试民主恳谈作为一种在基层实践中探索出来的民主制度，它建立了一种群众事前参与基层公共事务决策，事中进行民主监督，事后进行民主评议的比较完整的民主形式，形成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于一体的新型民主制度。这种形式经过多年探索与发展，其领域已经从最初的村级向市级延伸，从党外向党内延伸，从体制外向体制内延伸，从一般性事务的对话沟通向预算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等核心方向深化。地方“民主恳谈”模式透视 目前，各个地方在实践中探索的民主恳谈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模式:民主决策征询模式。这
2、种模式保留了民主恳谈初期的对话形式，使民主恳谈成为村、乡(镇)、县(市、区)政府职能部门重要事项决策的必经程序，建立涉及重大公共事务的听证决策、村民议事等制度，并形成制度规范，使民主恳谈成为人民群众管理、监督基层社会事务的平台。比如，村级民主恳谈是指围绕全村重要村务和公益事业展开的，参加恳谈的对象包括村干部、村民代表和普通村民群众，基本程序是村两委提出需要做出决定的事项和初步意见，经村民代表和其他村民共同讨论修改后，由村民代表或全体村民以适当方式进行表决.做出符合多数村民意愿的决策。 第二种模式:民主参与公共预算模式。这种模式把民主恳谈与人大制度相结合，着重就预算编制开展恳谈，推进了预算编制的
3、透明化。以乡为例，基本做法是:乡政府将草拟的财政预算草案提交给乡人大，乡人大将预算向全乡群众公开，并举行由乡人大主持的分组预算讨论会，讨论的结果向随后召开的乡人大会议汇报;乡人大代表就预算的具体内容对政府进行询问，由乡政府和乡人大的预算审查小组共同修改预算，形成新的预算方案，再提交乡人大会议分组讨论;乡人大代表还可以就预算的内容联合提出预算修正案，并提交乡人大会议辩论，辩论后乡全体人大代表就修正案进行表决，如果表决通过，形成最终的正式预算。将民主恳谈引入县、乡两级人大预算审查和监督，既提高了民主恳谈的制度化水平，又充分发挥了人大代表的作用。 第三种模式:党内民主恳谈模式。这种模式把民主恳谈与党
4、代会常任制相结合。探索开展县委委员、常委与党代表，党代表与县委所属各级党组织，党代表与选举单位党员群众之间的民主恳谈，着眼于解决党代表在党代会常任制实行期间提出的议案、建议意见和询问质询等方面的问题。有的地方党代会在其通过的关于党内民主恳谈的若干规定(试行)中，明确规定党内民主恳谈是党委重大决策前的必经程序，规定提交党委讨论决定的重大决策必须事先通过民主恳谈，并按照通报问题、恳谈发言、现场答复、梳理总结、处理反馈等 5 个程序进行。地方的民主恳谈制度逐步被引人和扩大到党内，有利于发扬党内民主，发挥党代表的监督作用，充分保障和实现党员的民主权利，为实现权利对权力的制约探索了实现路径。第四种模式:
5、政治协商模式。这种模式把民主恳谈与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相结合。地方政协会议召开期间，组织政协委员选择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面对面的协商交流，其中对委员提出的专门问题，相关主管部门领导要逐一解答。这种模式体现了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把政治协商纳人决策程序”的要求，拓宽了政协委员知情问政、协商监督的渠道。 第五种模式:恳谈日制度。这种民主恳谈模式与加强作风建设相结合。地方将原先具有政治沟通功能的民主恳谈固定化、常态化，建立“恳谈日”制度，每月的固定日期作为各级领导干部下基层的民主恳谈日，谈话实行不限对象、不限内容、不限形式的“三不受限” ，该项制度的实施，既推动了领导干部下基层了解社情民意，密
6、切党群干群关系，又有助于解决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民主恳谈”对于预防腐败的实践意义腐败的本质就是对权力的异化滥用，治理腐败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发展民主。 “民主恳谈”制度一方面主动架构了人民群众参与基层社会事务管理的平台，不断扩大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另一方面又有助于在民主恳谈实践中，为群众畅通利益诉求渠道，及时反映群众主观愿望，保证其在参政议政中实现民主权利，为从源头上预防腐败提供了制度保证。纵观试点地方农村基层反腐倡廉建设实践，哪里民主恳谈制度坚持得好，哪里群众民主意识就浓厚、民主监督就有力，哪里基层党员干部作风形象就好、腐败发案率就低。 民主恳谈完善了民主决策，有助于提高公共权力
7、运行透明化。民主恳谈实质上是一种协商对话机制，凸显了人民当家做主的议事决策权。把民主恳谈引人决策程序，能够更好地集思广益，有利于推进“阳光决策” 。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由少数领导干部拍板的决策方式，决策要经过群众参与论证或会议公决公议，使决策更能代表当地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和意愿。经过民主恳谈这一决策前置机制进行民主决策，重大事项的决策由“暗箱操作”变成“阳光操作” ，增加了决策透明度，有效约束了权力利益化、利益特权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领导干部廉政建设的自觉性。同时，决策的民主化有利于政策的顺利贯彻和实施，分散了决策风险，提高了决策的合理性、科学性。比如，民主参与预算恳谈，使政府在预算草案
8、编制之初，就必须牢记政府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公众及其代表享有对财政预算的知情权、表达权，特别是修正权，这一制度改变了“取之于民”易， “用之于民”难的现状，真正做到“还权于民” ，这代表了财政预算发展的民主化方向，表现了公民权利对政府核心权力之一财政权的刚性约束。 民主恳谈推动了民主管理，有助于提高基层组织公信力。服务型政府权力的良性运行离不开公民有效互动，离不开公民权利的彰显和实现。引导、规范、发展民主恳谈，是一个公共权力和公民权利的互动过程，推进了各级组织管理的民主化进程，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各级组织的认同。从地方实践看，民主恳谈是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学习实践民主政治意识和能力的大学校
9、，一方面，民主恳谈推动了基层干部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的转变，使其进一步增强了民主意识和群众观念，并习惯于和群众一起研究、共同管理、双向互动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有利于提升基层党委、政府和村级自治组织的公信力。另一方面，民主恳谈也在人民群众中传播了民主理念，在实践中向群众普及民主知识，促进了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提高，培养了公民的政治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也培养了公民民主议事的习惯和能力，为公民积极参与社会管理提供了必要保证。这种民主意识、民主能力的培养，有助于引导基层广大干部和群众有序参与反腐倡廉建设。地方民主恳谈制度的实践过程，是一个不断用民主的办法，扩大群众有序的政治参与，推动基层实现良性善治的
10、过程。民主恳谈加强了民主监督，有助于提高源头防腐的有效性。公民协商权是“以权利制约权力”最普遍、最惯用的方式之一。从地方实践看，民主恳谈作为实现公民协商权的一种有效制度，已涵盖了党内、人大、政府、政协和农村基层等各个层面，建立了落实民主决策的“绿色通道” ，形成比较顺畅的民情、民意反映通道和服务网络，做到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加强了群众对干部作风和力、事过程、结果的监督。如民主恳谈配套实行的“挂牌销号”制度，把群众在民主恳谈中提出要求解决的问题，进行编号、登记、汇总，落实承办人，承诺办理时限，事情办结后，只有当事人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的才予以销号。通过这一系列配套制度的实施，民主恳谈的民主监督功能日益落到实处。同时，党内民主恳谈以及民主恳谈与人大监督、政协民主监督的有机结合，加快了民主恳谈与现有体制内监督制度的融合，增强了民主恳谈制度的权威性，也有利于整合各方面的监督资源，形成监督合力，增强监督实效，促进农村党员干部廉洁从政、务实为民。这些年来，试点地方的领导干部坚持的每月恳谈日制度，及时纠正了一些党政机关和党员干部身上存在的“不公不廉”现象，推动解决了一批事关群众生产生活的实际问题，有力推进了领导干部作风建设。 台州“民主恳谈”作为一种制度创新，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但它所带来的扩大基层民主、引导群众有序参与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对新时期农村基层的民主防腐具有积极的探索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