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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在村里像民国18 年（ 1929 年），像1960 年，那时候挨饿把人饿少了，现在也是走半天见不到一个人影儿。”2008 年清明节， 我回到崖边时，80 多岁的厉敬明老人孤零零地坐在十字路口给我这样感叹。厉敬明没有经历过1929 年的饥荒，但他的父母反复给他讲过1929 年的灾难。厉敬明经历过 1960 年的饥荒，他像自己的父母那样，逢人就要不厌其烦、不由自主地讲述挨饿的痛苦。 这既是传承历史，更是在告诫后人要重视农业、珍惜粮食。 厉敬明对1929 年和 1960年的恐惧是整个村庄所有人共有的伤痕。2008 年是一个稀松平常的年份，村庄的所有人都是吃饱穿暖的，但村庄的每个家庭都是残缺不全
2、的。因为家庭离散导致的村庄有生力量缺乏，在厉敬明眼中，无异于1929 年和1960 年的灾难年份。作为土生土长的崖边人，我亲身参与并见证了崖边人因城市化而背井离乡并导致村庄日渐凋敝的过程。但当我听到厉敬明将村庄缺乏生机的现实生活与饿死人的历史时期相提并论，我震惊了。 这促使我产生了认真梳理城市化浪潮之下新乡土中国之忧的想法。 返城后， 厉敬明的话反复在我心里激荡着，它好似催促我进入认真思考村庄课堂的铃声。陇中黄土高原，没有草，没有树。光秃秃的山峦，风起尘扬。这景致看久了眼睛也会生疼，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的焦虑和迷惘。连绵起伏的山丘受雨水切割，沟壑纵横，每一座山包都有无数的山湾，每个山湾里都养育着一
3、个村庄。我的故乡 崖边就在整个旱海核心区域的一个山湾里。从 310 国道一路向西，在马营左拐翻山，一条县级柏油马路像一根动脉血管，在山包上蜿蜒盘旋。公路叫马（营）陇（西）公路。每隔三五百米，路边的山坳处就有一个岘口。岘口是公路上的驿站，把山湾里无数个灰蒙蒙、静悄悄的村庄连缀了起来。马陇公路35 公里处的岘口叫井湾岘。从这里远眺， 三公里开外的一座山格外显眼，因为山上有一个高大的古堡。山叫岳家山，堡叫岳家堡。崖边就在堡子那边的山脚下。崖边村躺在岳家山的西面，坐东朝西， 正视着前方的一条小河。小河是渭河不起眼的小支流，从 1990 年代后期，已几近干涸。这预示着陇中黄土高原的旱情在不断加重。小河对
4、岸是陇西县的村庄，崖边处在通渭县的西南边陲。村中的核心地带有一个十字路口，所有的黄泥小屋都依着十字路口排列修建，所有的农路都循着十字路口扩散开来。十字路口是村庄开放的公共空间，类似于城市社区的广场。村庄的所有人都会在这里拉家常、谝闲传、论是非。这里是村庄交流信息、传递信息、获取信息的主场域。童年的记忆中， 十字路口一年四季总是有人活动。常年干旱， 故乡生产劳动的图景艰辛之外更显壮烈。因为村庄的人用实际行动推翻了外人对这块土地“ 不适宜人类居住” 的论断，硬生生活了下来。与生产劳作的艰苦相比，活下来的人还有温暖人心的生存仪式，还有经久传承的道德操行。嵌入我童年记忆的内容，除了耕作大地的辛劳和贫瘠
5、外，村庄还有和谐有度的生活内容：老人安享晚年，中青年躬耕农事，少年成群结队嬉戏打闹，村庄鸡鸣犬吠，人声接耳；进入年关岁尾，各类民俗文化活动上演，村庄会更加热闹。离开故乡很久后，当我回到崖边时，十字路口已经很难碰到人，整个村庄死一般沉寂。夏天， 绿意盎然的村庄缺少了人的踪迹而显得阴沉；冬天， 萧杀的村庄因缺少了人而更显孤寂。进城以来， 故乡一直是令人惆怅的符号。在城市里怀念故乡，希望回到故乡。真正回到故乡时，故乡的贫瘠又会让人非常失落。与厉敬明在2008 年的对话，让我忽然意识到，我不是一个孤独的惆怅者。2008 年之后，厉敬明再也无法出现在崖边十字路口，他病倒了。十字路口没了厉敬明的守候，更加
6、寂静。经过十字路口进入我的家，我能碰见的第一个人经常是厉军红的母亲。农业合作社时期的马场就在十字路口，马场的拐角处建有一座高房，十字路口依着高房成型。高房的窗户正对入村道路，高房如同瞭望所。包产到户时，这个高房分给了厉军红家。所以，所有进入村庄的人总是被厉军红母亲第一时间发现。“ 走，到我家去转转。” 她每次都会这样邀请我去她家做客。每次她邀请我，我都会问一句：“ 军红在不在家？”她总是回答：“ 不在，打工挣钱去了。”几乎每次还乡厉军红都不在家。厉军红和我同龄，要是他在家，我兴许会去他家看看。但想到厉军红不在家，我每次都婉言谢绝了厉军红母亲的邀请。2013 年初冬，我回到崖边时，再次碰到了厉军
7、红的母亲。她背着一捆柴，行走在村里新近硬化的村道上，手里还拿着一把铁锹。她步履蹒跚，行动迟缓。她照例邀请我去她家做客。之前无数次拒绝了她的邀请，这一次我跟着她到了她的家里。院落杂乱，鸡粪、柴草满地皆是。主屋里，粗糙的木桌上堆着厚厚的尘土。厉军红父亲的遗像格外显眼。北面的房屋是厉军红的婚房，大衣柜上镶着一面大玻璃镜子，墙上还留着残缺的“ 喜” 字。衣被、装饰画零星的红色早已被灰尘覆盖。显然，新婚时布置环境所憧憬的浪漫和美好早已被婚后的现实压力击得粉碎。厉军红的母亲让我坐定，她翻箱倒柜用污浊的瓷盘端来了一片干硬如瓦片的馍馍，不停地招呼我吃。我象征性地掐了指甲盖大小的一点，嚼起来有点费劲。“ 军红去
8、哪里打工？”“ 不一定，有一阵子在兰州，有一阵子跑包头。” 她一边回答一边从桌角拿起了一块黑乌乌的抹布。“ 为啥要把老婆孩子也带走，那不是很有压力么？”“ 人家媳妇子不愿意在家里待，两个人出去干活能多挣一点钱，家里的农活给我一个扔下，孩子带走了还好，要不然都得我管。”“ 60 多岁了，还能干动活吗？”“ 干不动也得干，不能坐着等死。” 她一边擦桌子一边说。1990 年代，厉军红的父亲在什川乡集市上卖木料，他算是崖边为数不多的生意人。他常年做生意，家里的农活基本靠老婆孩子维持。在崖边，厉军红家的庄稼由于作务不好，常年长势欠佳。厉军红的父亲常年做生意，似乎也没能改变家里的面貌。他家和所有人一样，住
9、着土房子，过着苦日子。我和厉军红小时候一起长大，关系还算不错。 他上初中时和同学打架被开除，后来便去打工了，我和他便少了来往。2003 年，他突患精神疾病，逢人便打。由于他父亲做生意的缘故，小时候他手头的零花钱比较充足，花钱也大手大脚。记得上中学时， 有一次他用喝剩的白酒洗手，这个举动在贫瘠的陇中农民看来，实在过于奢侈和浪费，但厉军红对此不以为然。厉军红花钱不受节制的习性在他走向成人之后，仅靠打工再难以为继。他是典型的“ 能力无法满足欲望” 的新生代打工者，他的精神失常也多半源自于此。厉军红的精神疾病康复后，不大和人来往了。 2005 年，厉军红的父亲身患气管炎离世，随后厉军红娶妻生子。厉军红
10、的母亲说，农忙时厉军红会回到崖边，将庄稼种好，然后自己去城里打工。“ 现在家里就我一个人，像个独鬼。”“ 晚上一个人住，怕不怕？”“ 习惯了，有时候还是害怕。”崖边人迷信鬼神，所谓的害怕也就是怕传说中的鬼魂。与厉军红母亲相比，出生于1940 年代的宋福禄要潇洒得多，因为他的儿子宋辉在河北打工收入较好，他基本放弃了土地，不再操心风调雨顺和五谷丰登。宋福禄的儿子宋辉1982 年出生，他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宋辉从16 岁开始就在河北石家庄打工，结婚后妻子也被带到石家庄。从2007 年开始，他又把自己的母亲带到石家庄帮自己带孩子，但父亲依然留在家中。宋福禄一个人无法耕种自己的土地，把绝大多数土地都租
11、给了村里有劳力的人，剩下离村较远、坡度过大的土地则撂荒。在崖边村， 做饭是女人的专利， 男人一般都不会做饭。但宋福禄一个人还要自己做饭，生一顿熟一顿，反正只能将就着吃。 最要命的是万一有个头疼脑热，无人照应。 对于这样的生活状态，宋福禄对我说：“ 自己没办法，儿子宋辉也没有办法。儿子回家吧，外面的钱就挣不到了；跟着儿子到外面吧，儿子的压力会特别大。”崖边人都以为宋辉可以留在城里，可以在城里把母亲养老送终。但2014 年，宋辉的母亲得了重病，花了很多钱，依然返回了崖边。可见， 宋辉依靠打工将父母接到城里是不现实的。很多打工的人，很难立足城市，一旦城里的工作有变故，崖边将是最后的老巢。故乡无疑是每
12、一个农民最可靠的家园。在崖边， 1982 年之前出生的人一般都有较多的兄弟，老大外出之后，还有老二老三等可以照顾老人。 但 1982 年以后，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农村一对夫妇只能生两个孩子，换言之，一个农村家庭顶多有两个儿子，基本杜绝了一户弟兄好几个的情况。青壮年外出，老人留守家中都存在老无所养的问题。崖边81 户人当中，很多老人和厉军红的母亲以及宋福禄一样， 身边没有儿孙的陪伴，独自留守在家中，既要照顾自己的生活，还要操持家中的几亩薄田。 在中国， 农民是无法退休的职业，与那些标榜自己鞠躬尽瘁的人相比，农民才是真正为职业而鞠躬尽瘁的人，很多农民会一直劳动直到死在岗位上。全国老龄办测算，
13、“ 十二五 ” 时期，我国有 4000 万农村留守老人。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子孙绕膝是富贵的象征。四世同堂、 五世同堂曾是国人向往的理想状态。但外出打工的大迁徙开始后，每个家庭都不能人口完备，完整的家庭组合已经解体。由于父亲去世早，厉军红是崖边80 后青年中唯一沾染农事的人。崖边只有70 后的壮年才会在家庭中选择“ 半工半耕 ”“子工父耕 ” 的办法维持生活，而绝大多数80 后青年都是全年在外打工， 90 后青年则基本不懂务农。外出打工的年轻人有的只身一人外出，有的带着妻子和孩子，有的只带着妻子而把孩子托付给父母亲。留守妇女被称作“ 体制性寡妇 ” 。 据全国妇联统计， 我国农村留守妇女超过
14、5000 万人。“ 体制性寡妇 ” 的诞生造成了农村婚姻关系的不稳定。情感问题的增多引出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诸如婚外情、离婚率增高等。崖边张纪纲的老婆就因为丈夫常年外出，和外村男人产生了感情。张纪纲与妻子差点闹离婚， 但为了孩子， 张纪纲极力挽留了婚姻。不过张纪纲的遭遇几乎成了崖边人诟病的一大污点。由于老婆出轨的原因，张纪纲放弃了打工，但夫妻感情名存实亡，常年争吵不断，对孩子的成长也造成了极坏的影响。2014 年冬，在外打工的厉小虎回家，怀疑妻子和别人有婚外情，发生争吵。妻子一气之下喝了一瓶农药，幸好抢救及时捡回了一条命。随着越来越多的妇女随同老公一起外出，一些儿童只能与老弱病残的空巢老人厮守
15、在一起。佟富是崖边颇为成功的打工者，他小学毕业就开始打工，自学了贴瓷砖的手艺，坚持打工十余年，勤俭节约，有了丰厚的积蓄。2009 年我见到佟富时，他正在崖边修盖房屋。此刻，他心中的家园显然在崖边。但到2013 年时，情况发生了颠覆性的逆转佟富已在银川购买了商品房，2009 年新修的房屋也一直没有投用。尽管落户宁夏已成事实，佟富已将母亲接到银川，但佟富的儿子和佟富的父亲还是留守在崖边。佟富的儿子在一本写字本上写阿拉伯数字，横不平竖不直， 数字 7 总要擦掉两遍才能写好，一页纸从1 写到 9，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佟富的父亲佟进贤一边和我聊天，一边用余光监督着孙子的作业工程。“ 两个儿子都进城打工，挣
16、得还行，我现在基本不种田了。”正说着，佟进贤敏锐地发现旁边的孙子将9 写得像个羽毛球拍子：“ 不好好写，今晚不要吃饭。 ” 佟进贤厉声喝道。佟进贤是文盲，除了1 到 10 的阿拉伯数字比较熟悉外，他认识的汉字并不多。辅导孙子的作业显然是心有余力不足，好在接受我访问的2012 年，佟进贤的孙子只在上小学一年级，写阿拉伯数字佟进贤显然还能应付得来，之后的学业再由文盲爷爷督导进行，肯定不大理想。佟进贤出门取东西一刻钟时间，我和佟进贤8 岁的孙子交流了一阵，孩子很腼腆， 不大言语。问三句才能回答一句。我问他爱爷爷还是爱爸爸，他说爱爸爸，爷爷老是骂他。我问你想不想爸爸妈妈，他不说话，但眼中已飘起了泪花。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2015）显示，全国有6100 万留守儿童。因亲情缺失，留守儿童存在孤独、失落、焦虑等心理不健康因素，有的还会发展成社会偏差人员。留守儿童的学习由于缺乏父母亲的监督和指导，跟不上趟。在崖边， 每一个家庭的留守儿童都由爷爷奶奶照顾，尽管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小问题，但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湖南卫视变形记节目中，贵州省一个叫梁训的留守儿童与四川成都的一位公子哥互换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