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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曾国藩与员工培训巧隐锋芒，圆通求成安静的力量在于不做声却能万事周全，不引人注目却能实力非凡。真正厉害的人物大多懂得安静的力量。这样的人明白：改变是实实在在的存在，不需要大张旗鼓地宣扬。1不轻易露锋芒有人说，曾国藩能够成功的最大原因，是他深谙藏锋的道理。曾国藩自己也说：“自以秉质愚柔，舍困勉二字，别无他处。 ”事实上，这才是真正的聪明。一个人的成就有大小，小者或可从辛苦强学得来，若成就大业，只靠辛苦强学还是不行，必须有超人的领悟能力，才能相济为用。曾国藩重视“才”与“德”的相对作用。只不过他有一种谦德，认为“才”是靠不住的，如果恃才傲物，就容易泛滥横流，近乎小人了。他在家信中对子弟的贤否，也有六
2、分天生、四分家教的话。何以又这样重视天命天才呢?好像是他的一种矛盾思想，其实不然，这正是中庸相反相成的道理。他自称愚柔，而致九弟书云：“古来豪杰，吾家祖父教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弟能夺数万人之刚气而久不销损，此是过人之处，更宜从此加功!”曾国藩的祖父告诉他说：“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 ”可见，曾国藩只是在不做上下工夫，颇有大智若愚之意。不但才学相济的道理是如此，在抒发志气方面，屈伸行藏，也是一样的。曾国藩初人北京会试的时候，就抱有大志，但随着阅历的增加，他也深得圆通藏锋之道。曾国藩认为，凡是有血性、有志向的人都想成为
3、人上人，而地位越是卑贱想获得的地位就越高；收人越困难，就越想发大财。缺少什么就越想得到什么，这也是人之常情。而其中的君子却一直默不作声。是不想有所得吗?只是他看透了众人的争名夺利而已。达官显贵不计其数，都位高权重还自以为聪明过人，而转眼间就可能成为厮役走卒了，而那些只有虚职，天天说自己不够好的人却能安然无忧。由此可见，他看到了更重要的东西，不屑于轻易显露锋芒。曾国藩认为：“诚中形外，根心生色，古来有道之士，其淡雅和润，无不达于面貌。余气象未稍进，岂耆欲有未淡邪?机心有未消邪?当猛省于寸衷，而取验于颜面。 ”这显然是时机未到，在行所谓龙蛇之道。虽然已经很难看破，他还是觉得自己藏得不够深，准备再进
4、一步，让人一点征兆也感觉不到。屈是为了伸，藏锋本是蓄志。不屈难以伸展，不藏锋志从何来?曾国藩的“藏锋”表现在他与君、与僚属的共同处事上。在政治、为人上，曾国藩是一个儒家；在军事、养生上，曾国藩又是一个道家。正因为他学养深厚，才能做到“凡规划天下事，久无不验” 。他能总揽全局，抓住要害。表现出高超的战略水平，以致皇帝都经常下诏让他规划全局。又因曾国藩能慧眼识英才，看得准、识得透，大凡他所举荐的人，都不会辜负他的期望而有所作为。正因为他学养深厚，才能以文人身份站在行伍之间，在全军覆没之时，能稳住军心，东山再起。2默默收获实在的成绩同治三年(1864 年)天京攻破，红旗报捷，他让官文列于捷疏之首，即
5、有谦让之意，尤其是裁撤湘军，留存淮军，用意极为明显。一裁一留，既减锋芒又能自保，足见其心思之精妙。曾国藩藏锋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生存之道。有才干本是好事，是事业成功的基础，在恰当的场合显露出来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带刺的玫瑰最容易伤人，也会刺伤自己。露才一定要适时、适地。时时处处才华毕现只会招致嫉恨和打击，导致做人及事业的失败，不是智者的所作所为。有志于做大事业的人，可能自认为才华很高，但切记要含而不露。俗话说， “难得糊涂”，偶尔迷糊一下也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可见人不知我，心里非常不高兴，这是人之常情。于是有些人便言语露锋芒，行动也露锋芒，以此引起大家的注意。但更有一
6、些深藏不露的人，好像他们都是庸才，胸无大志，实际上只是他们不肯在言语、行动上露锋芒而已。因为他们有所顾忌。施展本领的机会，不怕没有，只怕把握不牢，只怕做的成绩不能使人特别满意。易日：“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 ”无此器最难，而有此器，却不思无此时，则锋芒对于人，只有害处，不会有益处。额上生角，必触伤别人，不磨平触角别人必将力折，角被折断，其伤必多。锋芒就是额上的角，既害人，也伤己!古语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人出名了，一定会招人侧目而视，是惹祸的根由。善于处世的人应该懂得在名利两字上瞻前而顾后，适可而止，有所节制，在张扬的个性里加一点低调和谦虚。人生的收
7、获不在于引人注目而在于有实在的成绩。多被人关注一分反而会多一分压力。所以，默默收获才是上上之选。与人周旋，有为有不为世上没有绝对的公平，即使是双胞胎也会有截然不同的命运。所以，人活于世要学会在不同条件下为自己争取利处，与命运巧妙地周旋。人与人之间由于地位、文化修养、经济实力乃至体力上的差异而不平等。假如面对的是一个强者，一个有欺人之心而又盛气凌人的强者，在与其相处的时候，应当怎么办呢?这是曾国藩在思考关于怎样与列强办外交的事情时经常问自己的问题。虽然执行国事看起来与普通人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还是可以从中领悟一些道理和原则，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好地对付比自己更强的人或团体。1借助外国力量办事情
8、晚清后期，借助外国人力量办的事情越来越多。1860 年 10 月恭亲王奕诉正式向咸丰帝提出“借兵助剿” ，即联合“洋兵”镇压太平天国。在曾国藩看来，中华之难，应中华当之。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惨痛教训。不可遗忘。曾国藩等人对肆无忌惮践踏中国主权的侵略者怀有极大的戒备心理。他认为眼前的国患虽然是太平军，但是长久的祸患就是洋人。解决困境的办法在于奋发自强而不是借兵助剿引狼人室。他反复强调的是中国“足以自立” ，并指出自古外国人帮助中国，成功之后要求多，索取得更多。曾国藩的意见，刺痛了咸丰皇帝的隐忧。有鉴于此，奕诉也感觉：“借夷剿贼，流弊滋多，就现有兵力设法攻剿，不可贪目前小利而贻无穷之患。 ”因此，“借
9、兵助剿”之论遂被暂时搁置。1862 年 1 月，李秀成率其精锐十万余人，分五路水陆齐进，向上海发起进攻。手足无措的上海官绅一方面去安庆向曾国藩乞师，另一方面则再次向朝廷提出“借兵助剿” 。此时，曾国藩正全力举兵去实现克复金陵的计划，对于上海官绅的求援和朝廷的一日四次严谕救援，他感到进退两难。与此同时，以慈禧太后、奕诉为首的统治集团，已有明显倾向，命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驻京的英、法使节进行磋商，并告之江苏巡抚薛焕， “与英、法两国迅速筹商，克日办理，但于剿贼有俾，朕必不为遥制” 。上海官绅更是急不可待，在没有得到朝廷批准之前，便已付诸行动，成立了中外会防局，并草拟了筹论借师助剿章程八条，中心是会
10、同英法联军助守上海，并将助剿苏州等地。对于这种先声夺人的做法，凭曾国藩之力是无法阻挡的。但他对西方各国的戒备心理，并没有减弱。为此，他只好争取退而求其次的方针，同意已确定的“借兵助剿”决定，但提出应只限于通商口岸，不得深入内地。他认为宁波、上海都属于通商码头，洋人在此都有利害关系，共同保护也属应当。但是苏、常、金陵并不属于通商口岸，借兵助剿会被天下人耻笑，而且胜利之后，后患难料。借洋人的兵力助守上海，保护洋商人的利益就可以了，但借洋人之力助战苏州，代中国收复疆土就不可行，这就好比引狼入室。2借兵但不可听之任之对于西方列强同意“借兵” 。他主张应采取慎重态度，尽可能地去笼络以借用其坚船利炮，而不
11、能听之任之，留下遗患。为表明心迹，以引起朝廷上下的高度重视，曾国藩一连三奏，并写信给恭亲王奕，在筹论借洋兵剿贼折中，他再次强调：“臣当细思事中之曲折。既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尤以无兵会剿为大耻。 ”为了促使朝廷能重视并采纳他的意见，他最后袒露其志，请朝廷放心，曾国藩不依靠助剿，也能收复江南。曾国藩的这番苦心，朝廷也自然能理解，且引起对西方列强的猜忌与提防，便打消了借师收复苏、常的念头。此后的借兵助剿，基本上限于通商口岸的上海和宁波两处。曾国藩说，抑制洋人不在取悦他们还是以礼相待，某些民众给洋人献媚鄙视华人实在可恶。国人应该把眼光放长远些。洋人进京，不伤毁宗庙社稷，眼下在上海、宁波等地，帮我们攻剿伐
12、匪，两处都对我们有恩德，我们中国不该忘掉大处而怨其小过失。要追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做枪炮，学造轮船等为人手之处。只要让我们都有他们的长处，和顺时报他们的恩德，有武器战具：相逆时要报怨，也有武器战具。如果我们没有可以凭恃的武器战具，那么曲是罪，直也是罪，怨他们是罪过，以德对他们也是罪过。这些说法有封建官吏的局限性，但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弱国无外交”的意思，只有真正强大起来，外国人才不致欺侮中国。 “中国之难，中华当之” ，颇有令外国人不得干涉中国内政之意味。曾国藩在对外交涉中强调指出：“凡与洋人交际，小事可许者，宜示以大平恕，大事不可许者，宜始终坚执力争。若小事处处争竞
13、，则大事或反有放松之时，不分大小，朝夕争辩，徒为彼族所轻视也。 ”总体说来，中国正“渐图自强” ，为了赢得时间，应当在“坚守条约”的前提下予以力争。这就说明，曾国藩的“大事苦争。小事放松”的基本思想运用于外交事务之中，就形成了他在关键问题上抵拒抗争的一面，同时又因为总体方针是坚守条约，故又带有一定的妥协性、灵活性。所以，尽管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问题上受到国人的指斥，他也有不得已之处自非局外人所能了解。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人生旅途上难免遇到为难的事。平日里还好，当人力所不能及的时候只能把损失降到最低，毕竟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静观风云，洞察秋毫中国历史上因功高震主而惹上杀身之祸的事件屡见不鲜，没有
14、帝王不在乎自己的皇位，所以一些功臣总是想方设法表明自己没有政治野心。1清王朝的“君为臣纲”清朝以满洲贵族起家，联合蒙古贵族，对人数众多的汉人实行统治。鉴于唐末藩镇割据和历代权臣篡位的教训，自宋以来的历代统治者都采取种种办法限制地方政府的权力，防止地方大吏拥兵自立，对抗中央。清王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建立起来的一代政权，虽采取一些措施。如实行中央六部堂官旗员与汉员缺额对等，地方官旗员与汉员参用，吸收一部分汉族士绅参加满洲贵族为主的各级政权，但满汉藩篱坚固，民族歧视明显。这无疑会对清朝统治者产生不利影响，然而，这又是清王朝对待汉族官绅民众的根本方针，绝对不可能改变。因为满洲贵族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使
15、旗人凌驾于汉人之上，给它种种特权和恩惠，才能增加本民族内部的凝聚力，达到利用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目的，借以保持其在中原的统治地位。清朝统治者为了达到既能保持其特权地位，又能模糊汉人民族意识的目的，取得一箭双雕的效果，在采用哪一学派的思想作为本王朝的统治思想方面做了认真的选择。由于程朱理学特别注重伦理道德，将三纲五常强调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其中作为纲中之纲的“君为臣纲”一条尤为适合满洲贵族的口味，所以几经审慎地考虑，决定采用程朱理学作为他们对全国官绅民众实行思想统治的主要工具。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清初的几代帝王都采取种种措施，极力推崇和倡导程朱理学，尤其大讲三纲五常巾的“君为臣纲” ，以保证汉族地主
16、阶级对清王朝的忠心。就兵权而论，清朝的主要武装是八旗与绿营，无论驻扎京师抑或分驻各地。兵权实际上都掌握在皇帝手里。他们内心对汉族官员总是有一种戒备、猜忌心理，是从不信任的，所以尽管曾国藩对清政府卖力甚大，但清政府在起初并未给他实权，还得不到粮饷供应，地位十分不利。后来迫于形势，才不得已将四省军务交其节制。曾国藩势力壮大了，却也犯了清统治者的大忌。2曾国藩曲意示忠在攻克天京之后，曾国藩之势力如日中天，广收利权，遍保部下，一时朝野之官多出其门，咸丰皇帝对于曾国藩是一面高兴，一面忧虑。据说曾国藩光复武汉以后，咸丰帝说：“想不到曾国藩以一儒生，竟能做成一番大事。 ”当时，咸丰帝身边的大臣当即说道：“曾国藩以侍郎之职开缺，丁忧在籍，与一乡绅无异，自古英雄起于草莽闾里之间，岂不令人担忧吗?”听了这话，咸丰帝皱紧眉头，沉吟良久，慨然叹道：“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看来如果曾氏不急流勇退，其灾难是很难避免的。自从进军雨花台以来，曾国藩兄弟迅速扩军，曾国荃所统由两万余人增至五万人，曾国藩指挥的部队由几万人扩大为十二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