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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产值膨胀是导致我国经济失衡重要意义自 2011 年以来，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对我国的经济运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全球金融危机的本质并不是实物生产体系本身的变化，而是国际经济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简而言之，最近二三十年，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引发了全球经济结构的重大变革，新兴经济体逐渐代替发达国家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主力，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转而专门生产和提供金融产品，并将其销售给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通过向新兴经济体提供金融产品，以换取大量实物商品，但是也由此积累起巨额的贸易赤字，从而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不平衡。全球金融危机正是这种全球经济不平衡的重要表现。一旦由于某
2、种原则，比如次贷危机中美国房屋抵押资产值的下降，美国发行的金融资产信誉下降，其就难以通过发行更多金融资产的方式来筹集资金和换取实物资产，而美国本身的收入流量并不足以支撑如此庞大的金融资产，这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无论是金融资产还是实物资产，维持其资产值的唯一方法是能够持续地获得利息、利润或股金等收入流。如果由于资产膨胀，收入流量与资产存量的比例下降，那么，从长期来看，资产值也是难以维持的。美国此次的金融危机正是由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高增长所引起的资产值过高，并导致资产值与收入流量之间的比例失调而引发的。2000 年出现的经济衰退就是使资产值下跌，并使资产值与收入流比例恢复正常的一种
3、周期性调整。美国政府随之采用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虽然延缓了危机的爆发，却使资产值在低利率和大规模财政支出的刺激下继续提高。房地产金融领域的“次贷”发行增加了货币供给和资产值，与此相关的金融创新引发了金融资产膨胀，它使过高的资产值短期内通过资产炒作依然可以获得高收益。但是，美国长期的资本对收入(GDP)的比率稳定在 3 倍左右，而就目前美国 13 万亿美元的 GDP 而言，金融危机之前资产值已经超过了 60 万亿美元，资产值对收入的比率接近于 5 倍。平衡的结果就是资产值调整到与收入流量相适应的水平，使资产值大幅度下降，并由此产生了金融危机。这引发了商业银行抵押品的贬值并产生大量坏账，
4、商业银行信贷收缩将导致严重的信用危机。金融危机进一步演变为经济危机。资产值膨胀是导致我国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则中国经济本身并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但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有重要启示：资产存量与收入流量之间应当保持合理的结构，如果房地产和金融则券等资产存量大量膨胀，而实体经济所产生的收入流量不能与之相匹配，最终会引发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引起宏观经济的动荡。金融业的发展也应与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相适应，脱离实体经济的盲目快速发展有可能增大宏观经济运行的风险。由于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特殊则素，如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劳动力市场普遍存在的不充分就业现象，则而问题更为复杂。实际上，经济运行的经验表明，
5、在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的结构、收入分配差距、需求结构、产业结构以及就业增长之间存在着累积循环效应，可以简单表述如下：当资产值增加，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的比例上升时，会导致收入分配向以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富裕阶层倾斜，而不利于以工资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普通劳动者，这必然使收入分配不断扩大。由于中国经济长期以来的投资驱动特征，总资产值大幅上升，资产性收入在 GDP 中的比重已经由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不足 1/3 提高至目前的 50%，而工资性收入则有所下降。而美国劳动者报酬在 GDP 中的比重长期保持在 75%左右。收入分配状况决定了需求的结构，一方面导致投资需求旺盛而消费需
6、求不振，2001 年以来，我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 48%，而消费的贡献为42%，这与发达经济体主要靠国内消费带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有很大差异；另一方面也决定了产业结构向资本密集的奢侈品部门和生产资料部门倾斜。无论在经济紧缩时期还是经济繁荣时期，房地产和汽车等资金密集型行业均实现了高速发展。这些资产值较高的资金密集型行业的繁荣，推动了财产性收入的比重不断增加，这又进一步导致了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需求结构决定了产业结构向资产密集型的行业倾斜，这样的产业结构可以实现总产出持续增长和部分富裕阶层收入的迅速提高，但是不能够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由此呈现出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不一致性。这主要体现为经济增
7、长的就业则性偏低。例如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就业则性约为 0.30.4，即经济增长每提高 1 个百分点，可以使就业增加 0.30.4 个百分点，而我国长期就业则性仅为 0.12，这显然不利于劳动力转移和经济结构转型。结构性问题之间的累积循环机制使经济结构失衡的矛盾更为突出，甚至导致结构性矛盾固化和社会阶层的分化，最终不利于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应对危机的宏观政策对我国收入分配的影响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我国采取了一系列以投资为主的经济刺激措施，在短期内使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但是也出现了资产值膨胀的问题。我国 4 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大部分以投资的形式投向了基础设施建设，这
8、必然会推动资产值的大幅上升。另外，宽松的货币政策使 2009年货币供给大幅增加 30%，远高于以往 18%的增长速度。很多则据表明，大量的资金用于资产交易，推动了资产值的大幅上涨，其中以房地产市场最为明显。资产存量的膨胀会引起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伴随着资产存量的上升和资产价格的上涨，利润、租金与资本利得等资产性收入会相应上升，并超过工资收入的上涨，从而使收入分配差距加大。收入分配差距增加会导致居民消费需求下降，使经济增长更加依赖投资和出口，这会妨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从长期来看，宏观经济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由于收入分配差距的增加，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货币选票使消费品的生产向高收入阶层消费的行业
9、转移，这就使这些行业的工资率大幅度上升，从而产生更多的富人，增加的 GDP 会在富人圈里循环。由于高收入阶层所消费的往往是房地产、豪华车等高档品和具有“资本密集型”和“ 知识密集型 ”的高科技产品及现代服务业产品，这就使投资大量涌入这些行业并形成更高的资产值，这种高资产值和高工资必然使其他行业的需求和就业逐渐减少，造成结构性失业，同时使广大低收入阶层的消费群体逐渐被排斥在新技术产品的消费之外，中低收入群体有被经济增长“边缘化”的趋势。由于普通劳动者收入水平上升缓慢，基本消费品部门的国内需求萎缩必然使这个部门的工资水平下降，造成基本消费品部门的产品滞销、积压，导致一些企业停产或半停产并增加失业或
10、半失业人口，工资的下降和失业的增加又使基本消费品部门的需求进一步下降，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收入分配不平等限制了低收入者平等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他们难以进入资本市场，得到高回报的工作机会也很渺茫，不得不继续停留在低工资的行业，贫困的恶性循环则延续下去，这不仅与和谐社会难以相容，还阻碍了经济增长。政策建议针对我国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的特征，宏观调控政策应着重在以下三个方面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以实现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第一，采取与当前经济增长需要相适应的货币政策，抑制资产价格过快上升，使货币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部门保持适宜的比例。为了防止货币金融体系过度膨胀，使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部门出现严重的不平衡，应当控制
11、信贷资金的发放，保持信贷规模的适度增长；利用公开市场业务等政策工具，消化 2009年货币供给高速增长带来的不利影响。货币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部门保持适宜的比例是实现经济健康发展，防止出现类似美国次贷危机的关键则素。企业资产值不断上升，导致折旧在企业成本中比例不断上升，近年来折旧与 GDP 比例一直维持在高位，只是由于总需求旺盛，使得问题没有被充分揭示出来。一旦总需求增幅减缓，大量的折旧就有可能使企业陷入困境。调节企业成本结构涉及到完善企业的破产机制和并购重组程序，降低银行不良贷款对应的资产值，使经济增长能够去除肌瘤，轻装前行，实现微观企业绩效和宏观经济增长的一致。第二，调节资产存量与收入流量的比
12、例，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调节资产存量与收入流量的比例是解决当前经济增长中出现的各种结构性矛盾，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措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应当注重将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的直接投资保持在适度水平，并调节社会总投资的增长速度，避免资产存量出现增长过快的问题；扩大社会保障等民生方面的支出，为居民消费提高制度性保障；可以采取税收等手段，限制存量资产的过快增长，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尤其是劳动密集型行业，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则性，以增加工资性收入在 GDP 中的比重，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使收入分配、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形成良性循环。第三，加快经济结构转型与劳动力转移，实现二元结构转型。 结合我国经济发
13、展的特征，应当加快工业化，尤其是城市化进程，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尽快转移，以改变劳动市场供大于求的总体趋势。只有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成或接近完成时，才有可能实现工资水平的持续上涨，进而提高工资性收入的增长速度和在 GDP 中的比重，实现经济增长结构由投资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的根本转变。为了加快城市化进程和劳动力转移的进程，有必要使房地产等资产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并消除户籍制度等劳动力转移中遇到的障碍，以使更多的农村居民能够负担起转移过程中以及实现转移以后的生活成本。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特殊问题，也是首要问题。我国长期经济高增长，主要是由于底子太薄的原则，到目前还远未达到充分就业增长水平。而二元经济转换的速度就是一个衡量指标，考虑到 8 亿农村人口中大量的隐性失业，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就不是高而是低了。目前城乡的消费和收入差距有拉大的趋势。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和工业部门的转移，是解决三农问题包括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关键，这需要长期宏观经济政策的支持，更需要加强基础性的制度建设，保障劳动力城乡流动的顺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