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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统计 1978-2005 年近 30 年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发现，19781998 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 年至今，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 2010 级王斯敏等几位本科生在清华 2010 级学生中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生源占总人数的 17%。那年的高考考场里，全国农村考生的比例是 62%。一名教龄十五年的教师，发帖称“寒门难出贵子”，这个很让人痛心的帖子引起了各方的共鸣与反响。学生成绩与家庭条件成正比、清华北大等一线高校中农村生的比例下降、中小学教育资源严重失衡，这些现象都和“寒门难
2、出贵子”息息相关，值得认真解析。中国教育的地区差异、阶层差异最终导致了整个教育体系的严重失衡，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涉及到整体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因素，是教育体系本身难以克服的问题。但是，基础教育，即九年义务教育资源的严重不公，是最直接、最应予以重视的现实问题。基础教育资源的不公平，是最大的社会不公。许多孩子输在了起跑线上，这是多么残忍的事情。那么，是什么造成了这种不公平呢？核心问题是投入不足。虽然“九年义务教育” 被宣布成功很多年了，但是纸面上的成功与现实的差距有目共睹。农村学校的师资力量、教育设施、教育环境都处于严重的劣势，是公开的秘密。有的贫困山区孩子，每天走三四小时山
3、路，除了背书包，还要背粮，中午半饥半饱吃一顿。这样的条件下，孩子的营养都无法保证，还谈何教育？有这样一种说法，越是贫困的地区，在教育投入上的份额越是不足。这种说法确切与否，我无从证实，但是从现有体制看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毫无疑问，当下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的社会，而且是政府独大的社会。政府对基础教育的重视程度，直接决定了教育投入的比重。从“政绩考核”角度讲，无法切实量化的教育水平很难被纳入考核指标中。政府更热衷于招商引资、大兴土木的政绩，而非百年树人的教育工作。富庶地区资源更为充沛，在完成“政绩指标”、政府自身利益需求之余，尚有余力满足教育投入。而贫困地区本身的资源水平则限制了扩大教育投入的
4、决心。再从地方利益看，贫困地区教育水平提高了，更多的优秀生源奔向了中心城市，确有替他人做嫁衣之嫌。富裕地区的人才培养，是可以为地方服务的，没有这方面的顾虑。而从社会结构看，人口贫困、分散、空巢化的地区，中产阶层、公民意识无从谈起，民间力量远不能富裕地区相比。因此，在贫困地区，教育作为民间需求，就很容易被官方“忽视”。而富裕地区的信息技术条件、经济条件，扩大了中产阶层、市民阶层的话语权，能够与政府形成一定程度的博弈。以此三项为前提，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是很成问题的，不要说扩大投入，甚至有限的教育经费被挤占挪用的问题也屡见不鲜。而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中国的义务教育体系权责不清、大而无当。中国的行政结构
5、庞大，从中央到地方五级政府，从理论上讲都应负有办好义务教育的责任。但是“三个和尚没水喝”的问题凸显，贫困地区基础教育薄弱是多年常态，但是哪一级政府应对此负责呢？负多大责任？谁说得清楚？义务教育法第五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履行本法规定的各项职责，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第六条“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改善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第七条“义务教育实行国务院领导，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规划实施，县级人民政府为主管理的体制。” 这几条法律条文，只排除了乡级的义务教育责任，余下的皆以国务院始、县级政府终。到底谁负责，各级
6、政府如何分工，根本搞不清楚。在经费投入方面也是如此，第四十四条“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实行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职责共同负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统筹落实的体制。农村义务教育所需经费，由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的规定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第四十五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在财政预算中将义务教育经费单列。县级人民政府编制预算，除向农村地区学校和薄弱学校倾斜外，应当均衡安排义务教育经费。”换而言之，涉及义务教育经费的，从中央到县的每一级政府都有相关责任。省级政府看似统筹落实的负责人，而县级政府又别有重要责任。这笔账怎么算，实在是让人看不清、也看不懂。看上去是国务院领衔的高度重视，实际上是责任不明
7、、比例不清的“家家有份”。实质上，这套制度设计的侧重点是维持形式上的中央集权，而非真正明确义务教育的分工职责，制造了直接责任人不明的混乱局面。故其罚则也属虚文迄今为止，还未听到哪一级政府承担过违反义务教育法的法律责任。换而言之，即使是这套行政规制中，权、责的统一都很暧昧，更谈不上行政体制外的监督了。值得注意的是，义务教育的体制问题，本质上是政府任责意愿的体制问题，性质相当单纯。即使专制制度之乃至极权制度下，只要真正重视教育问题为民族、国家之本，义务教育体制也会建设完备。比如，历史上，俾斯麦时代的德意志帝国率先完成了义务教育体制。弗朗哥的西班牙、墨索里尼的意大利，甚至希特勒德国、前苏联、军国化的
8、日本都能完成义务教育体制的建设。而“崛起的中国”至今在义务教育层面千疮百孔、无人任责，实在是匪夷所思。公共教育经费投入的天差地别已经造成了基础教育极大的不公平，近年来在基础教育领域片面强调扭曲的“素质教育”则是扩大这种不公平的罪魁祸首。什么叫“素质教育” ？弹弹琴、跳跳舞、学学英语就是“ 素质教育了 ”？社会普遍把才艺培养误作“素质教育” ，本该属于普及性的九年义务阶段变成了昂贵的精英教育。而这种精英教育意识的强化，导致了少年儿童人生竞争的提前到来。本该就近原则报名就读的小学、初中，以各种特色班、教改班为名，公开、半公开地举行入学考试。这些昂贵的才艺、“小灶”竟就成了录取的标准，这对寒门子弟是
9、相当不公平的。而且有违义务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的目的。教育以树人为目标，素质教育应该提高的是个人素质，而非才艺能力。钢琴、舞蹈这些才艺能力作为业余活动无可厚非，却蜕化为另一种考试门槛，这有助于个人素质提高吗？提高的只是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也提高了基础教育的门槛。但是，这还不是要害，要害在于普及教育的精英化在这种风气中被正当化。中国人历来是重视教育的，这个不假。但是，这种重视在坏制度中，起到了放大危害的作用。义务教育的精髓在于给学龄儿童一个平均受教育的机会，而不是培养少年精英实际上，面对未来成长的诸多不确定性，谁也不知道所谓“少年精英”有什么用。普及教育的目标只是养成健全的人格、道德素养，良好的身体
10、素质，以及基本的文化水平文化水平是三者中要求最低的。但是，形成风气后，重视教育的中国家长盲目攀比、跟风，奥数热、钢琴热一波高过一波。竞争从幼儿园开始，战场在小学阶段展开，重点小学、重点初中的入学考试甚至热过高考。我们的普及教育已经扭曲到什么程度了？小学、初中，课业要简单，测试要少，没有升学考试，是绝大多数成熟的义务教育制度的特点。极端精英化的私立教育机构即使存在，也是很小众的，不会造成很大冲击。而中国普及教育的精英化，事实上都存在重点、非重点的区别，过早地引入了激烈竞争与分层。课业繁重、考试严重的现实，造成了教育资源丰富的发达地区，中小学生的童年变成了紧张的战场。儿童天性被压抑，正常的人格发展
11、堪忧，谈何素质？而欠发达地区，在普及教育阶段已经被主流社会疏离，限制其通过教育改善自身处境的可能性，结果当然很严重。实际上，今天中国高竞争、精英化的基础教育对寒门子弟、中产子弟其实都是灾难，危害的方向不同罢了。因此，仅仅看到当前普及教育的状况对寒门子弟的危害是不够的，这种教育状况再持续下去的话，恐怕是毁灭这个国家、民族的前途和未来。相比普及教育的系统问题，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寒门难出贵子”则更为复杂。“寒门出贵子”的观念在中国传统中由来已久、根深蒂固。这和科举制度有很大的关系。这套制度的奇妙之处就在于有意识地将门槛限制在很低的程度。世人责备八股取士的死板乏味的同时，不应忘记这种重形式大于重内容、
12、考试范围很窄小的设定恰恰是为了保证寒门子弟在考试中的竞争力。同时，科举考试在录取名额上采取各省的定额制度，文教繁荣、经济富庶的东南录取率低，而相对落后的边鄙地区录取率就高。这是人为控制了取士地域代表性，而非放任智识的竞争。因此，科举时代“寒门出贵子”是较为普遍的。但是，科举制度，严格地说不是一套教育制度，而是选官制度。那种政治考虑的扬抑措施和现代高等教育制度是格格不入的。现代高等教育，是兼具教育和学术功能，开放的竞争平台是其基础。而理论上讲，伴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结束普及教育阶段后，富裕阶层的教育投入更大，在竞争高等学府入学中占据一定优势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大学教育中包含了职业教育，作为
13、一种人生前途的投资，各人的选择与其经济处境也有相当的关系。无疑，经济条件较好的学生在选择上的自由度要更大。而且，“寒门出贵子”真的很好吗？是很值得怀疑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剧烈升降，在社会结构呈扁平状的中国传统社会堪称佳话。但是，在社会阶层分化、地区发展严重不平衡的今日中国已经就未必那么美妙。对个人而言，从节奏缓慢、规则模糊、熟人社会的贫困农村地区进入竞争激烈、高度规制、陌生人社会的大城市，需要痛苦的、充满风险的急剧转型。对社会而言，社会优秀人才向少数核心城市、超级都市聚拢，会加大地区差异。特别是影响二三线城市和地区的发展，造成畸高畸地的经济版图。换而言之，“寒门出贵子” 这种传统的
14、、温和而善意的民粹式理念，是不宜于在现代社会片面鼓吹和信奉的。整体而言，一个良性运转的社会，要有阶层升降的渠道，但是社会阶层的流动不宜过于剧烈。中国社会阶层变动的根本问题在于，身份隔离的城乡二元户籍制的限制，阶层上升渠道非常狭窄。高等教育机会等同于改变身份的机会几乎是唯一的机会，造成了中国特色的紧张感。而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并未对社会阶层分化的现实情况做好相应的准备。首先，高等教育资源同样面临了严重的不平衡。集中在北京、上海的重点高校，是举国体制的产物，尤以清华、北大为著。地方大学的发展滞后，本来应该成为高校中坚的省级大学与清华、北大为标杆的国立一流大学之间的差距太大。“寒门难出贵子”一文中指出，
15、农村生源正在向地方大学集中，这一点本身并非坏事。对地方大学选择生源、优秀人才留在各省都有好处。但是，地方大学本身能够获得的资源有限，难以与国立重点大学形成竞争，影响了学生的前途和发展。其次，高等教育学制僵化，不利于贫困生入学与完成学业。中国高等教育的学分制改革很不彻底，学生管理僵化。入取资格当年有效，中途休学操作困难。使得海外常见的，保留学籍延期入学，中途休学打工赚学习费用，在中国高校中很困难。这无疑加大了贫困生完成学业的困难。其三，政府应大力扶持贫困生完成高等教育。政府应该支持公立高等教育机构要全面承担社会责任，以助学金、奖学金、无息助学贷款等方式支援贫困生完成学业任何一个高考达标，却因负担
16、不了学费而致失学的贫困生都是这个国家的耻辱！其四，职业教育体制消亡，高等教育取而代之，学校与学生皆不堪重负。中国的职业教育体制事实上已经消亡，其中重要的因素是上世纪末兴起的高校扩张风潮，将大量职业教育机构合并、升格为高校。完成了数字上的“高等教育建设规模”，但是成本低廉、贴近社会现实需求的职业教育体制从此覆灭。而中国大部分学生，尤其是贫困地区、农村地区学生，实际上需要的是各种层次的职业教育，而非精英式的高等教育。这股风潮是违背了社会发展需求的逆流。社会阶层分化，对教育提出的要求是教育结构层次的多元化。可是，这股风潮的方向却是高等教育一元化。其结果是加重了高等教育的负担，降低了高等教育的总体质量，又提高了学生接受职业教育的成本。摆在应届高中毕业生面前的选择，要么接受性价比不高、显著昂贵的高等教育，要么直接从事低端职业，而且几乎没有再教育的机会。这是残酷的两害选择，尤其是对贫困的“寒门子弟”而言。纸面上、数字出政绩的“高教大跃进”等于抽去了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的两格阶梯职业教育、高等职业，其危害是很显著的。因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