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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宋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周明学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其所以重要，一是在唐代的历史转折基础上完成了我国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许多变革，我国封建生产方式和统治方式到宋代已进入成熟阶段；二是宋代尽管国力积贫积弱，但其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都是空前绝后的。在宋史教学过程中，应充分注意到宋代的上述时代特征。本文试就宋史教学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结合当前史学研究动态，略谈浅见，欢迎指正。一、如何评价宋初重建中央集权制度史学界对此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基本肯定，一种意见基本否定。这实际上涉及中央集权统治的双重作用问题。我国封建
2、社会，从秦始皇起就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体，前后长达二千多年，这与欧洲的封建社会有很大不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在历史上的作用，应该说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确保了我国在大多数时间内的大一统政治局面，使我国没有像欧洲那样四分五裂、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这方面，我们历来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是，它确实也还有另外一方面的作用，就是使得东方式的残暴的君主专制主义极权统治变得十分顽固，对广大农民的压迫、奴役非常残酷，在经济上又有“统死”的弊病，打击和扼杀地方的积极性，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停滞和落后。对这一点，多年来我们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实验教材对此也反映得很不够。北宋建立后，赵匡胤为了改变唐末五代以来
3、君弱臣强及兵变割据的局面，不使宋成为继五代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将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地方政权尾大不掉作为巩固本朝统治的根本方略。特别是收复幽云地区的军事行动失败后，一改汉唐统治者开疆拓土之雄风，日益沉潜于“安内靖国” 、 “守内虚外” ，以强化中央集权、巩固封建统治为首要任务。赵匡胤根据宰相赵普“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建议，将原属于地方的行政权、财权、军权全部收归中央，彻底铲除了为患百余年的藩镇势力。中国历史上自两宋以后，除了民族的原因外，再未出现过全国性的长期分裂割据局面，说明其强化中央集权的各项措施，对于稳定政局、维护国家统一起了积极作用。实验教材对宋初强化中央集权的消极影响有所
4、揭示，与老教材相比，是个进步，但仍不够全面，因此不能为以后北宋社会矛盾和危机作必要的铺垫，讲课时应有必要的补充和强调。赵匡胤加强中央集权的基本思路是：多设机构，缩小官职权限，分割事权，以造成一个互相牵制、力量均衡、内外相维、上下相制的庞大的军事官僚体制，将地方的权高度集中于中央，中央的权高度集中于君主。其危害和流弊有：第一，逐渐导致官僚机构的膨胀和军队数量的激增，出现“冗官” 、 “冗兵” 、带来了“冗费” ，成为北宋社会一种不堪忍受的重压，国家财政困难重重，形成积贫局面。第二，兵不知将，将不知兵，以文制武，严重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对内日益不能控制农民的暴动，对外日益无力抵抗辽和西夏的侵扰，形
5、成积弱局面。第三，以经济利益换取兵权，怂恿朝中大将和地方节度使购买土地，使土地兼并日益加剧，阶级矛盾更加激化。所以宋代的阶级斗争一开始就比较激烈，有宋一代，农民起义连绵不断，著名的有北宋初期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北宋末年方腊、宋江起义，南宋初期的钟相、杨幺起义。从上可以看出，由赵匡胤一手创制的“祖宗之法” ，一开始就包含着弊病和弱点，因此，从宋真宗时代起，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就开始着手改革了，最著名的是仁宗时代的庆历新政和神宗时代的王安石变法。二、关于“杯酒释兵权”的原因分析从中国历史上看，开国君主与元勋宿将共患难者多，共富贵者少。功臣功成见弃或被杀，比较常见，古人喻之为“鸟尽弓藏” 、 “兔死狗
6、烹” 。汉初刘邦、明初朱元璋大杀功臣，在历史上就比较有名。而宋太祖赵匡胤却不同，一席酒宴便顺利解除了将领们的兵权，完成了权力的转移，避免了一场流血斗争。赵匡胤之所以能够通过和平方式迫使他的将领们自动交出兵权，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政治上，赵匡胤已称帝建宋，迅速稳定政局，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后，开封城内唯一起来反抗的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为赵匡胤部将王彦升所杀；诸道节度使也大多表示服从，只有昭义节度使李筠和淮南节度使李重进有异志，先后起兵反抗，宋太祖不惜两次亲征，速战速决，威慑诸镇，之后基本上未遇到什么抵抗，形成了“强者服，很者顺，俛首听命，惟恐或后” （宋朝大事记建隆
7、二年三月条）的有利局面。这种君临天下、万众顺服的大势为“杯酒释兵权”提供了理想的政治环境。第二，军事上，赵匡胤已控制了中央禁军，有了强有力的军事后盾。 “杯酒释兵权”见诸史载的，有两次。第一次在公元 961 年秋，宴请禁军大将石守信等；第二次在公元 969 年 7 月，宴请节度使王彦超等。而在第一次酒宴之前四个月，即公元 961 年春，赵匡胤已罢殿前都点检慕容延钊，此后，殿前都点检这个重要的禁军职位不再授人，由皇帝直接掌握禁军。可见，赵匡胤控制禁军在前， “杯酒释兵权”在后。所以， “杯酒释兵权”是以强大的武力作后盾而进行的，没有这个关键条件，一次酒宴之后，赵匡胤的将领们绝不会自动交出兵权的。
8、从这个意义上讲， “杯酒释兵权”实际上是一种暴力基础上的和平削权。第三，经济上，允许将领们广置田产、多聚钱财，以此作为交换条件。赵匡胤答应将领们释去兵权之后，可以“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建隆二年七月） ， “随使公使钱，虽在京亦听半给” （王巩闻见近录 ） 。这实际上是用国家的经济利益来换取将领们个人的兵权。将领们在交出兵权的时候，得到了相当大的经济补偿。这样，武力威慑于前，经济利诱于后，将领们只得“弃权” 。三、关于北宋冗兵的原因分析北宋的军队为四种：禁军（中央军） 、厢军（地方军） 、乡军（民兵）和蕃军（边境少数民族兵） 。其中禁军是中央掌握的正
9、规军，驻在京师及军事要地，是宋王朝赖以存在的主要支柱。宋初时军队数量约 22万人，但在几十年间，兵员数量却直线上升，到庆历年间已达 125.9 万。军队数量的激增，一方面是由于内忧外患日益严重，北宋政府以养兵之法来防止内患，同时辽、西夏、金先后多次对北宋用兵，迫使北宋不断增加军队。另一方面则是北宋定都开封之故。自古择都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如自然的、经济的、军事的、社会的，尤其要考虑到军事上的价值易守难攻。北宋以开封为都考虑的因素可归纳为几点：其一，交通和漕运的优势。唐五代以来，开封已成为水陆交通枢纽，后周时已将蔡河、五丈河和汴水沟通起来，交通极为便利。当时开封人口已达百万，加上几十万驻军，所需
10、粮食可直接通过运河取之于长江下游三角洲和太湖流域。如果都城西迁长安、洛阳宋太祖曾考虑过西迁，固然有其他的优点，但京城用粮则无法解决。唐代长安，由于运输困难，许多年份，皇帝率百官、军队到洛阳就食，其窘境可以想见。显然，宋代立国建都，首先考虑的正是此点。其二，政治上和地理上的优势。开封经梁、晋、汉、周建都之后，初步成为了全国的政治中心，虽然全国割据势力各霸一方，但基本上承认中原王朝的正统地位。从后周到宋初，全国政治形势是趋向统一，开封从地理上利于战，即主动进攻，向北向南，均极方便。其三，历史和城建的优势。开封自魏至后周，所谓王气所在，历史证明是一个可建都的地方。后经后周的努力扩建，帝都规模已经具备
11、，加之经济发展，人口已达百万，实为当时全国第一大城市。赵匡胤又以周室旧部取代天下，大臣将相已在开封安家多年，安土重迁思想稳固，也是不可忽视之因素。其四，宋自陈桥兵变，采取了安定人心政策，政权得以稳固，所以敢于提出“在德不在险”的定都方略。正因为如此，依靠山河险固作为定都标准的思想，在宋初就被否定了。所以，开封作为北宋的都城一直延续下来。但在军事上，由于开封地处黄河冲积平原，地势较低而平坦，处于无险可守的地位，加上幽云十六州已为契丹所有，千余年来修筑的万里长城失去了军事防御作用，长城变成了契丹的“内城” ，从辽宋北部边界到宋都开封，一望平川，没有一个险要的关隘可以阻挡北骑，北宋北部门户完全洞开。
12、所以北宋只好加固城防，驻以重兵，开封一带常驻军几十万，多时达 80 余万，连营设卫，以代替山河之险。四、关于宋代封建生产方式的成熟问题中国封建社会的内部分期，史学界至今尚未有一致的意见，所以实验教材也有意回避了这一点。但下面的认识，史学界没有多大分歧：中国封建生产关系和封建经济的发展，大致以唐代均田制瓦解和两税法实施为界线，经历了一个明显的转折。到宋代，我国封建社会生产方式已进入成熟的阶段，呈现出典型的特征。因此，对宋代社会经济发展在中国历史上所处的重要地位，要给予足够的估计。两宋时期封建生产方式成熟的表现有：第一，封建租佃契约关系的确立与普通化。关于这点，实验教材没有涉及，讲课时应作补充。封
13、建租佃契约关系在唐代中后期已经出现。到北宋，租佃契约农民成为“客户” ，表明封建租佃契约关系已获得了社会和法律的认可。佃户与地主之间，主要是经济关系、交换关系，一方纳租，一方收租，完纳地租，或租期界满，佃户可按本人意愿，与地主、土地脱离，另行租佃。比之均田农民，人身依附有所松弛，超经济强制有所减轻。这是我国封建生产关系方面的一大进步。这种农业劳动者人身依附关系的减弱和农业劳动力具有相对流动的自由，是北宋农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商品经济的飞跃发展。由于农业经济比较前代有较明显的发展，两宋的商品经济在此基础上呈现出空前活跃的新局面，主要表现在：其一，城市经济特别繁荣。北宋的城市经济与前代
14、相比有两个重大突破：一是城市的布局、结构突破了以前的坊里和集中设市的制度，商业活动突破了时空的限制。直到隋唐，封建国家仍规定，在城市，商店只能开设于特定的“市”内，营业只限于白昼，清晨开市，日落闭市。而到北宋，已沿街设店，商业区和住宅区混然一片，全城皆市，且出现夜市、晓市，有些商店三更方歇，五更又开，几乎通宵营业。二是在城市分布的体系上，出现了许多以经济为主的小市镇，其中景德镇最为有名。北宋城市经济的发展集中体现在东京的繁荣上， 清明上河图对此提供了极丰富、生动的感性材料。其二，货币的数量和种类增多，不仅有铜钱、铁钱、金银等金属货币，还有了世界上最早纸币交子。货币的增多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
15、又为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条件。特别是纸币的发行，不仅反映了当时的商品经济的发达，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我国的雕板印刷术、造纸术已达到很高水平。其三，宋与辽、西夏的边境上设立固定的贸易场所榷场。在对辽、西夏的贸易中，北宋一直处于出超地位，说明北宋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周边民族政权。其四，对外贸易发达。南宋时，对外贸易范围东达日本、朝鲜，西至非洲一些国家，主要海港有泉州、广州和明州。南宋对外贸易的发展，反映了我国古代“丝绸之路”为主的陆路对外商道已让位于东南海道，这一历史性的变化，也反映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五、关于江南经济发展和经济重心南移的问题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疆域广阔的国家，其国内不同地区的经
16、济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古代中国自然也有这种现象。在古代中国，有较长一段时间，关中地区的经济比较发达，所以中国古代经济重心，有一个自西向东、由北向南移动的趋势。当然，这只是一个概略的趋势，其间亦有一些逆向移动与反复。这是史学界所公认的。但关于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下限问题，史学界分歧较大，目前尚未有一致的看法，诸说中最晚的下限是南宋，实验教材取“南宋说” ，所以讲授南宋经济发展时，应对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及相关的江南经济发展作一个总结。这里有两点需要指出：第一，北方经济要比江南经济发达一些不是自古而然的， “北高南低”的经济格局是汉代才形成的。可以说，以长江、珠江等流域为纽带形成的江南经济，从史前时代开始，就以其独特的风格存在于中华大地。从目前的考古材料来看，在原始社会里，除了地域等自然因素外，长江流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完全可以和黄河流域相颉颃。这可以从教材提到的河姆渡遗址和半坡遗址的考古材料中得到印证。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江南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起伏。但在整个先秦时代，江南也并未落后于北方，南、北经济仍在同步发展。春秋时期南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