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与控制 张留春》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国传统文化与控制 张留春（17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中国传统文化与控制过程,110506224张留春,儒家文化的精髓在于“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十字真言，有爱心，讲规则，懂礼貌，求知识，重诚信，这是做人的基础；温和，善良，恭敬，勤俭，礼让，这是做人的态度。同时这也是儒家提倡待人接物的准则。另外儒家还特别强调忠孝，这是贯穿了整个中国的两个字眼，忠即是要忠于国家忠于企业，而孝则是每一个中国人背负一生的责任，不孝之人何以谈对国家、对企业尽忠？,做人,做人要讲究正派、公正、廉洁。其中碑林的一副书法作品，其文曰：“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这是明朝嘉靖年间，河北无极知县郭久礼总结的他的为官经验，被后人称为“官箴”,出自清稗
2、官箴。这句话用在管理上再合适不过了，管理的前提即在于公平，没有公平一切管理都是徒劳的、畸形的管理。孔子说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句话的现实意义就在于管理者必须树立一个好的榜样，身教比言教更为重要。当然,这不是说不要言教，而是指只有言教而没有身教，言教也起不了多大作用，甚至适得其反；而教师能做到以身示范，虽没有言语的说教，仍然能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千百年悠悠过去，但对于管理者而言仍然有其现实意义。,做事,第一，有博大的专业方面知识。 第二，沟通能力是每个管理者的必备素质。 第三，说服别人的能力。 第四，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 第五，坚持的力量。 第六，洒脱的胸怀。 第
3、七，对企业要有忠诚度。 第八，管理者要学会难得糊涂的艺术 。第九，部门之间互相理解，协调工作，这是一个成熟企业文化的表现。,宗法血缘社会和宗法制文化,中国古代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联结起来的宗法制社会，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是由原始时代以父系家长制为核心的血缘组织演化而来的。在宗法社会里，每个人都以血缘的亲疏被固定在社会组织的网络之中，各司其职，各安其分，人与人，人与社会组织，以及社会组织之间，都以血缘关系为联结纽带，以血缘观念作为情感交流的心理基础。在政治结构上，宗法社会的首要特征是家国同构：家庭是国家的缩影，国家则是家庭的扩大；国家关系、君臣关系不过是家庭关系、父子关系的伸延；对家长的孝和对君
4、王的忠互相沟通，并在维护政治统治和协调社会秩序的职能上统一起来。这样，人与人、人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被伦理化、感情化。人们都习惯于生活在温情脉脉的伦理纱幕之中，钟情于对现实人际关系的把握。思想家们所关注的也多是“道德教化”、“齐家治国”等社会的政治人事问题，而对于自然界的种种现象和奥秘，却缺乏希腊人那样的探索热情。这种重人伦，轻自然的价值取向，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型特征。,这种伦理型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凝聚发挥过巨大作用。同时，由于“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实践的结果，使中华民族养成了讲道德，重礼义、守信用等美德。但另一方面，由于这种伦理型文化是建立在血缘宗法制的基础之上，为巩固
5、君主专政服务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抑制了人的个性的发挥和对自我价值的追求，造成了人格的某种缺陷。 历代君王无不高举“法先王”的旗号，以格守祖训、谨遵祖制相标榜，思想家们往往以代先圣立言为己任，把古圣先贤的言行作为衡量道德水准和能力的标尺。而那些带有激进色彩的言行、风格和人格；无一不受到指斥，被作为异端而取消。所谓“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法行不敢行”，就是先王观念的集中概括。 先王观念从家族血缘的心理和情感出发，把崇拜的对象神圣化、理想化，从而竖起了一面象征中华民族勤劳勇敢、正义善良、圣德仁智的旗帜。,对管理控制信息系统的认识,管理信息系统是当今高度信息
6、化社会中任何企事业战略发展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成功建设和应用是社会组织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进而发展壮大的有力保证。近几年管理信息系统的研究与应用方兴未艾。管理信息系统学科是一门综合性、实践性极强的学科。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企业要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胜，就必须有立足本民族的思维及行动模式的特点、面向全球性文化空间的中国管理理论作指导。通过审视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探究现代管理与传统文化的契合之处，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一）战略管理与中国古代战略设计理念,有效的管理从制定战略开始。在战略制定的过程中，全面系统地对企业的内外环境进行分析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我国先秦诸子的治国思想
7、和以孙子兵法为主的治军理论，就包含了许多可用于研究企业战略性决策分析的一般原理方法。道家个人管理的目标是“内圣外王”；儒家主张通过“修己”、“安人”实现“大同”，其中，“修己”与“安人”体现了个人管理目标与组织管理目标相统一的辩证关系。个人管理逐步实现从自律到自觉的飞跃，通过推己及人实现组织的目标。 对现代企业而言,就是要注重营造一个协调个人、群体乃至社会三者利益的目标链，使前一目标的完成成为后一目标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后者的达成又是前者的印证和升华，由此循环往复而形成一个合理的目标流程网络，促成企业最高战略目标的实现。,（二） 现代组织工作的基本原则与传统“分”、“合”说,任何管理目标的实现，
8、都要靠一定的组织来完成。组织工作的任务就是设计决策和沟通网络，使组织内成员明确谁去做什么，谁要对什么结果负责，并消除由于分工含混不清造成的执行中的障碍。有效的组织应遵循目标一致、跨度合理、指挥统一、权责分明、职能明确等基本原则。这是现代管理理论关于组织工作的基本观点。 在我国，荀子一书集中了对组织问题的探讨。荀子认为合群是人类的本性之一，而“分”又是人类结成社会群体的必要前提，没有等级划分的限制，群体内部就会发生争夺。按现代意义来解释，“分”实际上包含两层含义： 1、明确为完成管理目标、政策和计划所必需的活动并加以分门别类。 2、根据现有的人力和物力，并根据环境来使用人力和物力的最佳方法，把上
9、述活动分成各个组。,（三）控制与“礼治”、“无为”,在管理的控制职能方面，相对而言，西方管理学注重对物化结果或阶段性成果的控制，强调控制的实效性；中国传统文化则偏重于对人的控制，因而控制的标准模糊、不精确但更具柔性。 儒家强调礼治，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法家则力推“法治”。“礼”，其实是一种用来规范以等级为中心的社会秩序、社会结构，即建立贵贱、君臣、父子等级从属关系为核心的名分等次。儒家认为对社会进行控制，必须“两手并用，先德后刑”。用孟子的话说即：“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最有效的控制，应是“无为而治”，这一思想被彼得.圣吉称为“无为而治的有机管理”，
10、他认为应尽最大可能地让下属面对所有的课题，包括处理企业成长与持续经营之间的两难困境。换句话说，就是给他们充分的行动自由去实现某构想，并对所产生的结果负全责。不再通过传统的复杂的控制系统，而是“通过学习来控制”，致力于改善思考品质，加强反思与团队学习能力，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最高管理境界。 “无为而治”正是道家思想中的核心命题，老子讲的“无为”是达到“无不为”、“无为治”这一目的的手段。确切地说，无为管理的实质是把人的社会性减到最低限度，通过恢复人的自然属性的方式来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在历史上，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唐玄宗的“开元之治”均为“无为而治”的典范。,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现代企业管理,
11、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的契合绝不是一种偶然，它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日本企业的成功有力地证明了一个事实：以儒家等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物质文明是可以共生的。可以预言，在二十一世纪管理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东西方管理文化的交融将会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站在现实的角度，我们可以对现代管理的未来发展的基本趋势做出基本预测：,（一）决策方面,中国古代系统思维与现代决策的结合将日趋紧密。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董事会主席罗杰.史密斯就从孙子兵法中学到了许多东西，“孙子13篇兵法可与历史名著相媲美。今天没有一个对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限制比他有更深刻的认识，它的大部分观点，在我们当前环境中仍然具有和
12、当时同样的重大意义。” 由此可见，孙子兵法作为我国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在形成中国未来管理模式的战略运筹理论过程中，将会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孙子兵法对组织的内外部因素和与这些因素相关联的内外部条件进行系统、动态考察的思维方法，对企业决策者仍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二）组织方面,西方管理惯用“二分法”把完整的组织划分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两大对立阵营。中国文化推崇圆满和谐，认为只有组织内处处融通一致，才能形成广大和谐的系统。打破这一系统，组织便不得安宁。所以管理者不可将自己与下属决然分离，而应始终把自己视为组织中的一员。 相应地，组织划分不能拘泥与技术的专业化、组合的便利性、成本的降低、效率的提高
13、等因素，而应以“和”为管理的终极目标，分工、合作乃是达到“和”所需的手段，这样，不论部门如何划分，整体和谐所激发的向心力，就会促成真正的分工合作。,（三）领导方面,21世纪的管理是以人为本的管理，在人本管理从“以个性为本”、“以人性为本”到“以人文为本”的转化过程中，文化对管理的影响权重日益增加，绵延5000年的华夏文化充分说明了我国在对文化的整合与管理方面的巨大成功。 中国古代积累了丰富的选人、用人、观人的经验和方法，相对于现代管理，中国古代更注重对人的“德”的考察，更注重候选人在其所处情境下的行为，较强调发挥人才的弹性去配合工作的需要。在人性的看法上，中国古代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内养外
14、化，皆可成善”等观点无疑为中国未来的管理模式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四）控制方面,不得人心的控制，是不会长久的。科学的控制方法和技术，如果得不到下属的真心配合，将会变得毫无用处。这在预算编制、问卷调查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我国古代先哲都非常重视对心理因素的把握，深知人心的向背，才是成败的关键。管理者应“道之以德”、“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正人先正己”，运用“德主刑辅”的手段，才能实现“心悦诚服”的控制，以趋向管理的最高境界“无为而治”。,总而言之，在二十一世纪管理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未来的管理模式应该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所有有效的国际经验被融合并以民主化的形式出现；二是具有独特的管理创新。这种创新是由传统文化的优秀内核孕育的，是其他民族只能学习借鉴而无法创新的。如何重组现代管理理论与传统文化，兼顾人性与理性、和谐与原则，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管理模式将是中国管理学者所面临的一项重大历史使命。,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