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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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征研究1938 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而郑重地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他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 ”号召全党在中国革命的具体环境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采用传统文化形式,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他尤其指出要防止马克思主义成为空洞抽象的教条,要在全党形成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良好氛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过程,是在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中,在同中国历史、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中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考察这一具体过程,对于我们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的特点有着重要意义。在这一历史过

2、程中,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为中国共产党最后成立新中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和标志,对其发生发展过程的梳理和思考对今天我们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仍然有着极大的意义与价值。一、救亡图存是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背景近代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都在不断寻求救国救民之良药,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向西方学习,古老的中国在现代与传统、西方与东方的激荡中探索自己的方向。在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选择后,马克思主义最后被广大中国先进分子所自觉接受。毛泽东曾经说过,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中国人不断向西方学习,却最

3、终难以实现自己的目标。国家的情况非常糟糕,先进的中国人困惑迷茫,李大钊曾经描述过十月革命之前自己的心境,感觉压抑困惑,联盟不知所往。十月革命的发生给中国人带来新的希望,促使先进的中国人自觉选择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自己,开始将马克思主义学说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确立信仰,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出现。这种情况下,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一开始就是自觉地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即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考察中国社会的问题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这进一步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以下特点:第一, “中国向何处去 ”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任务。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的过程,从一开始就是“中国的

4、马克思主义者自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 ,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的过程。 ”1这一宏伟的历史任务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应用迅速呈现燎原之势,很快从知识分子向社会大众扩散,从学术理论发展为政党政策,从学术碰撞变为组织宣传。换言之,十月革命的成功给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一个新的希望,他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在指导落后国家取得民族独立方面的巨大生命力,因此不遗余力地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扬光大,翻译介绍马克思著作,开办报纸杂志,进行思想论战,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毕生信仰,以期找到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一开始就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救亡图存和奋发图强的历

5、史选择,是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习向西方学习的必然结果。与此同时,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第二,革命斗争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特点。马克思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运用历史唯物史观深入洞察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调和的弊端与矛盾,并提出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历史任务。但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华民族迫切需要获得民族独立的历史背景下来到中国,所以其革命斗争性从一开始就格外受到关注和重视。这种革命斗争性一是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即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二是体现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要打破帝国主义的世界链条,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作为被压迫的落后国家民族,马克思主义这种斗争精

6、神从一开始就深深吸引了中国学者,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俄政权的建立更是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中国人的这种价值取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虽然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哲学的理论综合体,但是体现了极其强烈的斗争精神和革命方法论。 “实践论 、 矛盾论就是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哲学总结,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 论持久战等著作测试从军事角度对革命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及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 ”2乘着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来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生根、落地,就是在这一大环境下发生的,它为中国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提供理论基础和现实指导。第三,改造中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效应。所谓改造中国

7、,就是马克思主义究竟能否解决“中国到哪里去” 的时代大问题,简单说就是能够实现中国救亡图存的民族愿望。新中国的成立,中国人的百年梦想得以实现,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得到了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效应得到验证,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得到肯定和认可。与曾经激荡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各种西方思想相比较,马克思主义虽然来到中国的时间较晚,但是却在时代的检验中从其它各种西学中胜出,成为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和伟大复兴的根本理论法宝。这一社会效应是其余西方思想所不能达到的。之所以马克思主义能够实现这一目的,是由于它进入中国伊始便肩负着“中国向哪里去” 的时代大任务,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和迫切要求下,马

8、克思主义从解决中国问题为切入点,经过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宣传教育,根植在中国的历史条件和现实土壤中,采用了中国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路径,走入了广大共产党人的精神世界,从而发挥了巨大的改造现实力量,并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二、小农出身的党员是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受众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首要目标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的认同和大众化,其中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认可与支持是最主要的。而中国 80%的人口都是农民,在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争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后,党员出身农民的比例大幅上升。因此以小农出身为主体的共产党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党内主要的

9、受众,这部分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深度广度是衡量和检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指标和标准。1938 年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的时候也是从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低的需要出发的。此外,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党在大革命时期所犯过的“左 ”倾或右倾错误时,也指出主要原因是忘记了中国的农民,或是迁就了地主和资产阶级而不敢领导土地革命,或是只搞工人运动和城市暴动而轻视农民。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关键是与中国农民运动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才能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政治路线。 ”3 而要想在文化水平较低、认识局限在小农出身的广

10、大党员干部中推广宣传马克思主义,就必须从他们的利益出发,从他们的思维方式入手,使用他们能听得懂的语言和能接受的形式。第一,广大群众的实际利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发点。解决“中国到哪里去 ”是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的必然使命,这一宏伟的时代任务落实到群众身上,就是要解决广大中国人民的具体问题,关切他们的利益诉求。在旧中国错综复杂的各类矛盾中,广大农民的主要利益诉求是土地分配问题。因此,在开创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中,土地革命始终是核心环节,自 1927 年其贯穿了日后革命的全过程,最大程度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成为发动群众最深入最彻底的一场革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第二、与中

11、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维起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为了对广大党员和群众进行宣传教育,毛泽东充分重视用中国传统语言和智慧解读马克思主义。这种解读中,既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包括党的政策路线。在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方面,毛泽东曾在矛盾论中用过唐朝魏征的“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来说明辩证法和片面性;用“ 有的放矢”和“实事求是” 来说明对待中国革命的正确态度。用“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来说明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在 1939 年华北联合大学成立时,毛泽东给又用封神榜的故事勉励同学,借用姜子牙的“法宝” 总结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在革命精神方面,毛泽东在 1945 年七大闭幕

12、会上用古代愚公移山的故事来号召党内形成追求目标的执着精神和克服困难的勇气毅力。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实践论与矛盾论的发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提出,都是毛泽东在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两者之间找到的契合点,并用中国群众的思维方式和理解能力所提出的,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第三,大众化语言和喜闻乐见的形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播路径。大众化的语言就是生活化和群众化的语言,喜闻乐见的形式就是群众所能理解的接受的方式。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大精深,在西方思想体系中孕育成熟,绝大多数中国人很难读懂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也很难理解党的具体路线政策。因此要从传播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角度出发,

13、必须研究怎么样将上述内容转化成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生活气息的语言进行表达。这种中国风格就是在表达上要贴近生活、通俗易懂、生动活泼。例如,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为人民服务”这些语言形象生动、言简意赅,带领马克思主义深入到中国大众的心中,并在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延安整风运动中,反对党八股,也是反对空话连篇、无的放矢和语言无味的文风,倡导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语言风格。另外,书写简单扼要的标语、采用西北的秧歌等舞蹈形式都是我党在实际宣传工作中探索总结的有效形式。三、与主观主义斗争的是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

14、要求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生根发展在于它解决了“中国向哪里去”的时代使命与历史任务,这一使命任务的完成主要是在在排除党内右倾和“左” 倾错误思想的过程中和开辟“工农武装割据” 的中国革命道路中实现。因此,1938 年,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成长壮大,对于马克思主义普遍化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不仅要从政治上,还要在思想上形成一致认识。党内的主观主义,表现为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集中体现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部分观点、苏联十月革命的模式和共产国际的对中国革命指导的态度上:一种简单盲从、照搬、视为绝对真理和唯一模式的态度。在这一思想认识指引下,我们

15、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一再受挫,革命事业几乎毁于一旦。因此,消除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部分观点的照搬,打破对苏联模式的迷信、改变对共产国际指导的绝对服从,成为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必然要求。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延安初期,在深入分析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左” 、右倾思想错误的基础上,毛泽东于1937 年发表实践论 、 矛盾论 ,通过阐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和对立统一规律来分析党内存在种种错误的认识根源,从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度阐明当时党内存在的种种错误的根源所在,即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片面、静止、孤立地看待问题。以上著作

16、尽管使用了“反对本本主义” 、实事求是等中国式的话语,但是却体现了理论与实际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方法,也反映了对待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态度问题。这两部经典著作发表之后,党内的主观主义又一次发生,主要表现为以王明为代表的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具体结论的学风和对共产国际绝对服从的做法。王明在理论上自称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 ,言必称马列,在实践中不顾中国革命实际,绝对遵守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指示,片面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主张党放弃独立领导抗战的历史地位,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为了澄清错误,统一认识,1942 年全党开展了以整顿“ 学风、党风、文风” 为主的整风运动,很快在全党引起了“怎样以从实际出发的观点而不是以教条主义的观点来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怎样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等重大问题的讨论”4 ,有效达成了最初目的。以上历史过程说明,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是与党内主观主义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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